二、结识名儒，西方哲理聚南京

从1599年2月入住到1600年5月离开，南京是利玛窦最后进入明帝国都城北京的一个中转站，是他达到其事业高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台阶，是天主教文化传播的转折点，在其在华生涯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他日后的成就产生了极其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都与南京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相关联。

利玛窦在南京度过的岁月虽然仅仅一年多一点，却是他一生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约30万年前，南京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6000年前南京就出现了原始村落，聚居着本地原始居民，时至今日已经历了无数代的生息繁衍。

明朝时的南京城池图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雨花台下筑城，史称“越城”，这是南京建有城堡的最早记载。南京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越城、金陵、石头城、建业、江宁、应天、天京等。1368年，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下令改应天府为“南京”，南京的名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允许南京保留皇宫，设五府、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机构，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明帝国的“陪都”。

1598年，利玛窦的一个朋友王忠铭来到南昌看望他。王忠铭原任南京礼部尚书，前几年辞官回家乡海南时路过韶州，与定居韶州的利玛窦相识。这时的王忠铭已经官复原职，而且准备在到任一个月后赴北京为万历皇帝庆贺诞辰，他对利玛窦的学识非常欣赏，答应带利玛窦进北京参与朝廷的历法修订。

1．寄篱南京城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带领郭居静神父和两位澳门籍耶稣会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随王忠铭再次来到了南京。这时的南京政治气氛仍然很紧张，由于中日在朝鲜的战争仍然在持续，南京的达官贵人不敢公开地接待利玛窦等人。

而利玛窦本来准备随王忠铭一起启程去北京，因此没有上岸住宿。晚上利玛窦住在客船里，白天乘着遮盖严密的轿子去拜访他的朋友们。

南京巡抚赵可怀得知利玛窦就是世界地图的作者并且已经来到南京，喜出望外，立即派卫队长赉信前往王忠铭的住处，请求尚书大人尽快将地图的作者利玛窦请到巡抚衙门。他说利玛窦神父声名远扬，他很久以前就想要会见他了。

利玛窦在南京

利玛窦应邀来到了巡抚衙门，并赠送了巡抚赵可怀几件欧洲的礼品。赵可怀高兴地收下了礼品，并和他进行了“无拘无束”的谈话。他们讨论了数学问题和一些欧洲的奇闻逸事，临别前赵可怀赠送利玛窦一大笔去北京的路费。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第一次来到了明朝帝国的都城北京。利玛窦开始时居住在王忠铭的家中，但是，王忠铭原来期望的改任北京礼部尚书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便在给皇帝祝寿后回到南京。然而，中日在朝鲜的战事使北京的老百姓产生了对外国人的戒备心理，使得不论是王忠铭的朋友，还是利玛窦的朋友，都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收留利玛窦这个外国人，甚至都不愿意在家中接待他的访问，于是利玛窦决定离开北京南下。

利玛窦将郭居静暂留于山东布政司东昌府临清县度过冬天，自己骑马走旱路，沿运河南下先到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瞿太素。在行进的路途中，利玛窦腹痛严重，到达丹阳时已是精疲力竭，最后坐手推车来到瞿太素的家，受到瞿太素极为热情的款待。在瞿太素的悉心照料下，利玛窦医治好了在旅途中因劳累而感染的疾病。

瞿太素建议利玛窦选择苏州安身，他认为“南京的大官太多，很难期望他们全部对天主教会采取友好态度。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某种原因，某个大官可能反对神父们并把他们赶出住所，不光彩地遣送出境”。而在苏州定居也必须到南京去一趟，因此，瞿太素请王忠铭给苏州的地方官员写一封书信来关照利玛窦。

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利玛窦和瞿太素先到镇江，与在那里任知府的老朋友王应麟一起欢度佳节。然后，于1599年2月6日第三次进入南京城。这次南京城的气氛与前两次全然不同，因为发动对中、朝战争的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得疾病死了，他临死前命令日军撤出朝鲜，于是困扰明朝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利玛窦等人先在位于旧城中心、内桥东南不远的一个叫作“承恩寺”的庙宇落脚，几天之后就去拜访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王忠铭劝利玛窦在南京买房子定居下来，并说南京的气候很好，他也愿意保护他们的安全。没过几天，王忠铭便以传统的礼仪前来回访，并将利玛窦接到他的府第共度元宵节。南京城的元宵节自然非一般城市可比，利玛窦感叹道：“中国的春节期间，人们在一个月内耗费的硝石、火药，比欧洲连续作战两三年还要多。”

利玛窦被南京城彻底征服了。他看着南京这座大城市，未免眼花缭乱，虽然他事先研究了中文书籍中对南京城的描述，但心里还是难以置信的。明代的南京城极其雄伟壮观，堪与16世纪欧洲最大的首都城市相比拟，利玛窦甚至称其为东方的“佛罗伦萨”。

继礼部尚书王忠铭对利玛窦的高规格招待后，刑部尚书赵参鲁、刑部侍郎王樵、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文学家祝世禄等，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如李心斋、王肯堂等纷纷来访，许多人还盛情邀请利玛窦到他们家里去住。

南京官员和学者们的热情改变了利玛窦定居苏州的初衷。不久，利玛窦根据工部员外郎刘冠南提供的信息，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一处据说因常常“闹鬼”而无人敢住的房子，称之为“罗寺湾公所”。其位置在正阳门西营崇礼街，“四周可以看到皇宫和各部衙门”，是南京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他第二次进入北京（1600年5月中旬）。

经过了大半年的旅途劳累后，利玛窦终于安心地在南京定居下来，这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第四个寓所。此时，利玛窦已经被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任命为中国教区的全权负责人（监督）。可以说，随着利玛窦的到来，在那一短暂的时期，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南京，利玛窦用对中国人来说很是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科学界。他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证明了欧洲现有的、科学的和新颖的真理。利玛窦再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大地是一个球体，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同时他还告诉国人我们居住的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人们可以居住在地球的相反两面而不会跌下去。

他向人们解释“月食”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的；他将“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椭圆轨道、周转圆”“地平线、极地的高度”“昼夜的长短”“地球的表面构造”“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地球表面”“赤道、热带、两极”以及怎样使用日晷等基础知识向人们做科普宣传。

利玛窦用这些新知识，很快融入中国知识阶层的学术领域，为欧洲科学赢得了荣誉。在南京期间，他用中文写了《四元行论》一书⁽⁴⁾，否定了中国人持有的“金、木、水、火、土”这一世界本原观点。他确立了四种元素，规定了它们的位置并用图例加以描述。这本小册子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并被印刷许多册，像利玛窦的其他科学著作一样获得了社会各界很高的称赞。

2．结交徐光启等名流

在生活和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利玛窦在南京开始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活动，并由此结交了大量政界和学术界的朋友。在林金水先生的《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一书中所涉及的142名人物里，有31名是利玛窦在南京结识的。除了上述提及的那些朋友之外，还有南京大理寺卿李本固、刑部侍郎王汝训、吏部主事吴中明等，而且有很多在南京任职的官员后来都成了北京朝廷的顶级人物。如叶向高后来升任北京礼部尚书，并且进入内阁任首席内阁大学士许多年，他热心照顾进入北京后的利玛窦，给予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帮助。

焦竑像

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南京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明朝状元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并且在焦竑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了具有反叛思想的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

李贽十分清高，从不拜会高官显爵，却屈尊先行前来拜访利玛窦。他们在反对宋明理学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并成为好朋友。当1600年利玛窦再次进京时，李贽还给他的几位北京朋友写信并帮助利玛窦修改了准备呈递给万历皇帝的奏疏。

李贽与利玛窦的友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范例。李贽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对利玛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西泰（即利玛窦）大西域人也……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利公（利玛窦）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我所见人未有其比……皆让之矣。

结识李贽和徐光启等名儒

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在南京第一次认识了徐光启，这位当时中国思想最为进步和开放的知识分子。1600年，徐光启进北京参加会试匆匆路过南京。他曾在韶州的天主教堂见到过郭居静神父，耳闻了利玛窦的事迹和道德学问，也目睹过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这次徐光启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利玛窦，由于赶考，他在南京仅与利玛窦短暂会晤，其间利玛窦赠送给徐光启一本他自己的著作《天主实义》，震撼了徐光启的心灵，也奠定了二人终生友谊的基础。

徐光启后来（1604年）在一篇序文中写到他与利玛窦认识的经过：“昔游岭嵩，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赵中丞（可怀）、吴铨部（中明）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

徐光启不久后担任了内阁大学士的要职，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两人领衔书写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两人黄金时代的合作地点固然是在北京，但其起点却是在南京。

南京的观星台

利玛窦在南京还曾参观访问了明朝皇家钦天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皇家天文台精美的天文仪器。他惊叹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250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彩”。他在札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浑天象、浑天仪、量天尺和简仪四件大型仪器，据说这些都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造的原件，而他后来在北京看到的天文仪器则应该都是复制品。

天球仪复制品	地球仪复制品

利玛窦有幸目睹了中国最高档次的天文仪器，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他制造了“标明着天体的天球仪和标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球仪及其他仪器”，还制造了各种样式的日晷分送给他的朋友们。之后，利玛窦还萌生了帮助明朝廷修改历法的想法。

他在南京起草的给皇帝的奏疏中自称：“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这一美好愿望经利玛窦和徐光启锲而不舍地推动，终于在他逝世近20年后由徐光启和后继的传教士们精诚合作一起实现了。

3．再绘世界地图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可以得知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的一再请求，再次修订和补充了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他认为世界地图是开阔中国文人眼界的利器，并“非常乐于从事（绘制世界地图）这项工作”，因此，他赢得了许多中国精英们的尊重和信任。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曾绘制和修订了许多版本的世界地图。第一版世界地图是在肇庆绘制的，到南京以后，他又绘制了两个版本，并为在南京重新绘制的这一版本的世界地图取名为《山海舆地全图》。

《山海舆地全图》

吴中明“对这一新版世界舆图非常高兴，他雇了专门的刻工，用公费镌石复制，并刻上了一篇高度赞扬世界舆图及其作者的序文”。这次出版的世界地图“在精工细作上和印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原来广东的那个制品，它的样本从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到澳门甚至日本”。

利玛窦与中国学者

后来冯应京将南京版的《山海舆地全图》辑入他所编撰的《月令广义》中而刻印发行，还在北京摹刻了题为《方舆胜略》的东西两半球图；而贵州巡抚郭子章也根据《山海舆地全图》，将其缩刻为“便于观览”的小册子，并为之撰写了序言。至此，世界地图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力作。

4．第二次传播西方几何

与此同时，西方数学也随着利玛窦的脚步，在南京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早在韶州期间，瞿太素就拜利玛窦为师学习数学，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学习西方数学的“研究生”。到了南京以后，更多的中国文人想做利玛窦的学生，而利玛窦仅仅收了3个学生。其中一人名叫张养默，他的生平无从考证，只知道是学者王肯堂推荐的学生。

艾儒略在《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曾提及张养默，他说：“就利子学业，……厥后张子于浑位度数之学，即有通晓云云。”利玛窦很喜欢张养默，因为张养默很聪明和好学，并且常常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他“个性很强，不甘落人之后。利玛窦神父所讲的内容，他都当作金科玉律接受，一点也不质疑”。

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张养默自学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卷，这本书有可能是瞿太素在韶州翻译的。后来张养默“用中文印刷自己的教科书”，可能他试图将欧几里得几何学全部翻译成中文，很遗憾没有成功，但也应该看作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当利玛窦讲授如何传播天主教的律法时，张养默就对老师说：“不必与异教邪说进行反驳和辩论，只专心教授数学就好，用数学知识就足以达到启迪中国人心灵的目的了，中国人知道了物质世界的真理后，自然就会看出邪教是不足取信的。”

通过数学推理，张养默理解了关于日夜交替和日食、月食形成的理论。借着张养默等学生们的帮助，利玛窦“制造了各种样式的日晷，还制造了标明着天体的天球仪和标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球仪及其他仪器”⁽⁵⁾。

因此，利玛窦给张养默讲授过天文知识和球极投影知识应该是肯定的，也很有可能给王肯堂介绍过投影知识。

这可以从如下情况来推测：王肯堂和利玛窦很熟悉，常在一起谈天论道。在王肯堂编纂的《郁冈斋笔麈》第三册中，就出现了西方天文学的内容。如第一题是“照视皆直线”，第二题是“圆尖之体其底必大”，第三题是“光体大物体小必照大半其黑影必尖”等。这是中国古代没有的知识，但必须要准确地理解投影原理才能得出。

关于利玛窦给徐光启讲授投影原理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他和熊三拔合译的《简平仪说》的序言中看到。简平仪也是星盘，是其一种比较简单的变形。这本书主要讲授了简平仪的各种用法，在这里徐光启说：

其最小者是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以呈利先生，利先生嘉叹。偶为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未及详其所谓故也。若其言革也，抑亦文豹之一斑矣。

另外，据记载徐光启还曾著有《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三部书。可惜已经遗失，如果能找到的话，也许我们了解的还会更多一些。

5．与佛教徒的较量

利玛窦在南京还曾应邀聆听了在天坛（即大祀殿）演奏的祭祀音乐，不仅对中国的乐器和音乐有了初步的认识，也亲身感受了皇家乐团演奏时的恢宏气派。

他认为中国乐器的音律与欧洲乐器的音律不同：

这些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响毫不和谐，而是乱作一团。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说，他们祖先所知道的音乐艺术经过几百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来了乐器”。

利玛窦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佛教在南京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很多官员和文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在南京与佛教高僧三淮和尚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利玛窦说：三淮和尚不同于那些由于懒散无知而声名狼藉的寺僧，他是一位“热情的学者、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他们辩论了有关“天主存在”“认识论”和“人性的善和恶”等问题。

利玛窦在此场合不仅宣传了他的天主教，而且在辩论中也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学原理。他感觉在座的人对自己的论点十分满意，他自认为取胜了，可是佛教高僧三淮并没有认输，当然更不可能放弃他的信仰。

利玛窦借此机会扩大了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他们辩论的话题也引起在座客人的广泛兴趣，“以致后来在他们的集会上，他们又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利玛窦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文人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原先以为是蛮夷之道的，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野蛮”。

利玛窦在南京所做的这些有关西方数学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活动，都为他将来在北京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南京的这段时期，也成为利玛窦借以传播天主教的“适应性策略”和“学术传教”策略日趋成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