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精英人物，龙与上帝的代表

从1589年到1617年间，除了利玛窦在韶州府生活和传教外，还有几位天主教耶稣会士和明末著名人物曾在韶州府（包括南雄府）生活或停留过⁽⁴⁴⁾。

1．瞿太素

瞿太素（1549—1612年），名汝夔，字太素，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1549年出生于苏州常熟。1589年7月，瞿太素与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见面。当时，利玛窦等人受到广东总督刘继文的驱逐，无暇与瞿太素做深入的交谈。同年9月，瞿太素追随利玛窦到韶州，拜利玛窦为师。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科学和天主教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裴化行甚至认为：“真正开始有用而又谦虚地把西方的文明成就系统地引入远东世界的中介人，就是瞿太素。”⁽⁴⁵⁾瞿太素后来在南京加入耶稣会，领洗时取教名为依纳爵（Ignatius），于1612年去世。

瞿太素是利玛窦在华最亲近的中国友人之一，他对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的制定与推动颇有贡献。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对青年时期的瞿太素有相当深入的描述，称其是苏州人，父亲为尚书，曾举会试第一（指瞿景淳）。瞿太素亦十分聪颖，却不求上进，在其父过世后，更结交败类子弟，沾染种种恶习，尤其沉迷于炼金术，以致其所继承的遗产均遭荡尽。因此，穷困潦倒的瞿太素携妻带仆背井离乡，靠着其父在官场中的旧关系，到处招摇敛财。

瞿太素也曾自述与利玛窦交往的经过⁽⁴⁶⁾：

万历己丑，不佞南游罗浮，因访司马节斋刘公，与利公（笔者按：即利玛窦）遇于端州（笔者按：即肇庆），目击之顷，已洒然异之矣！及司马公徙公于韶，予适过曹溪（在韶州），又与公遇，于是从公讲象数之学，凡两年而别。

万历十七年（1589年），瞿太素南游岭南四大名山之一的罗浮山（位于惠州和广州交界处），并至肇庆拜望老相识——新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初遇正被刘继文强制遣返澳门的利玛窦。而利玛窦在与刘继文几经交涉之后，终于获得许可由肇庆迁至韶州居住。

此时的瞿太素受到刘继文的冷淡接待，也正好抵达韶州府。他遂要求拜利玛窦为师，私衷原本是希望能从利玛窦那里习得传说中的炼金之术。但在此后近两年的学习中，瞿太素却兴趣盎然地潜心研究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神学。瞿太素或是第一位学习西方笔算法以及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国人，同时，他也学到了许多制造科学仪器的窍门⁽⁴⁷⁾。

瞿太素在韶州不仅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给利玛窦在韶关的传教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瞿太素曾引荐在南雄府经商的富商葛盛华（江西省泰和县人）到韶州拜见利玛窦。葛盛华到韶州后，在天主教堂住了一个月左右，并且每天聆听利玛窦讲解天主教义。听到动心之时，葛盛华便双膝跪下，向利玛窦叩头致谢。听完天主教要理后，葛盛华立刻领洗入教，取名若瑟，从而成为南雄府第一个加入天主教会的中国人⁽⁴⁸⁾。

在瞿太素的协助之下，利玛窦摆脱了在韶州的各种不利局面（如教堂被袭扰，受到民众以及佛教徒的诘难等），开始蓄发称儒，且脱去僧服改穿儒服，积极地与韶州府、南雄府、南昌和南京的儒家名士交往。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定居时，瞿太素亦曾将利玛窦介绍给自己的儿女亲家建安王，让其关照利玛窦等人。

利玛窦将自己与建安王父子论述西方交友之道的内容整理成《交友论》一书刊行，以表示对瞿太素的感谢之情。瞿太素也不断在上层社会中宣扬利玛窦的文雅与博学，如理学名儒章潢所言⁽⁴⁹⁾：

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睹一僧，自称胡洛巴（笔者按：即欧罗巴）人，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晷］，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

瞿太素在韶州府跟随利玛窦学习了两年之后，携家人移居南雄府。之后，又回到江苏老家常熟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苏州定居。利玛窦第一次进京之旅失败后，在回南京的路上，还专程到苏州看望瞿太素并求助于他。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瞿太素协助利玛窦在南京与佛教高僧三槐进行了一场辩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与郭居静神父及庞迪我神父在南京商量第二次进京之事，瞿太素还特地从镇江赶来参加讨论并出谋划策⁽⁵⁰⁾。

瞿太素与利玛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瞿太素痛改以前的纨绔子弟习性，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3月25日受洗于罗如望（Jean de Rocha，1566—1623年）神父，取教名为依纳爵。同时，瞿太素还将自己14岁的长子瞿式谷托付给教会（注：瞿式谷正式领洗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并给孩子取教名为玛窦，以纪念其与利玛窦的情谊。

从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方法上看，利玛窦不是直接灌输天主教义，而是用学问和书籍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接触和培养感情，在无声无息之中渗透宗教道理。这正是“学术传教”的内涵，而瞿太素可以说是这种方法的第一个志愿试验者。

2．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4月24日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是中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获赠太子太保、少保，追谥文定公。徐光启于20岁中秀才，36岁中举人，43岁为进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及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他编著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撰写《测量异同》《勾股义》《泰西水法》等著作。

徐光启根据自己对西方科技的理解，列出了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地理测量、医药共10类学科，并建议朝廷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徐光启提到的每个学科都能设置相应的研究机构，那么，明朝末年的中国就将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国家科学院了⁽⁵¹⁾。

徐光启，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伟大而重要的历史人物，早年也曾在韶州府留下过足迹。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徐光启在乡绅赵凤宇家任家庭教师。后来，赵凤宇要到广西浔州府（今广西桂平县）去做官，并且带妻儿赴任，他便邀请徐光启随他去任以便教他的两个孩子。徐光启跟赵凤宇同船溯长江西上，到江西湖口转而向南，经鄱阳湖，逆赣江，南抵赣州登陆，翻过大庾岭来到韶州府。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徐光启到韶州府的武江西河岸边散步时，偶然来到了天主教堂，与当时住在教堂中的郭居静神父初次结识并交谈，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⁵²⁾。

郭居静神父请徐光启到居所的书房里喝茶，墙上的一幅《万国全图》（世界地图）引起徐光启的兴趣。郭居静指着图说：“世界很大啊。这里是你们中国，这里是韶州，这里是你们上海。你看我们欧洲多远啊，海路几万里，海上狂风恶浪，旅途辗转周折，好几个月才能到达中国。从欧洲再向西，还有一个大洲叫美洲……”

徐光启听了连连点头，非常羡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随后，他又第一次听说麦哲伦乘船绕地球一周，证明了地球是圆的；第一次获悉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也第一次得知在韶州府有位叫利玛窦的西洋人，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对于他而言，所有的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于是，徐光启很想拜见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离开了韶州府而前往南昌传教。此后，徐光启和郭居静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利玛窦也成了他在仕途和学术上的精神导师。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途经南京到北京应试，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立即专程前往拜访，并对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603年1月15日，徐光启再去南京时，利玛窦已经在北京定居。他便由罗如望神父施与洗礼入教，取教名为“保禄”。

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天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讨论的“格物”以及几何学问题，多是偏重于经世致用的科学内容，这是利玛窦与徐光启交往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利玛窦向徐光启讲述了在韶州与瞿太素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第一卷的事情，并重新开始口授克拉维乌斯的讲义，徐光启以笔记录，两人“反复辗转，求合原书之意”，第二年刊刻出《几何原本》前六卷。

徐光启还专门为《几何原本》作了序言，曰⁽⁵³⁾：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傅、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以故其精其说。而与不佞游久，讲谈余晷，时时及之。因请其象数诸书，更以华文。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不可得论。遂共翻其要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矣。

事实上，《几何原本》的翻译刊刻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成为明末以来最早翻译成汉语的西方较为完整的数学著作，代表着西方数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肇始。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张奠宙教授所说，中国近代数学的开端始于《几何原本》的翻译与传播。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⁵⁴⁾：

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也有一段自己给出的评价语⁽⁵⁵⁾：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草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

徐光启还曾用这样玄妙的话来解释《几何原本》⁽⁵⁶⁾：

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也。

此书刊刻后，受到的称赞远高于对它本身的理解，这就更让处于上层社会的士大夫们将收藏此书当成一种时尚，以讨论、阅读此书为荣。至于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懂《几何原本》，则是次要的事了。据说当时只有徐光启、李之藻两个人真正理解了《几何原本》的内容及其用途⁽⁵⁷⁾。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又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测量法义》，接着由徐光启撰成《测量异同》《勾股义》。1631年，徐光启与罗雅谷合作出版了《测量全义》。这些著作的刊刻旨在“明《几何原本》之用”“予以通变世用”，充分体现了徐光启以“实学”来“经世致用”的理念。

在《勾股义》的序言中，徐光启说⁽⁵⁸⁾：

自余从西泰子译得《测量法义》，不揣复作《勾股》诸义，即此法，底里洞然。于以通便施用，如伐材于林，挹水于泽，若思（元代数学家郭守敬）而在，当为之抚掌一快已。

徐光启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开垦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并且著有《农政全书》（完成于1525—1528年间，1639年出版）、《甘薯疏》（1608年）、《农遗杂疏》（1612年）、《农书草稿》、《泰西水法》（1612年与熊三拔合译）等。由此可见，徐光启对农业的著述相比于他对数学、天文历法的著述，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3．在韶州生活过的耶稣会士⁽⁵⁹⁾

（1）麦安东（Antoined' Almeyda，1556—1591年）是最早跟随利玛窦来韶州，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韶州传教事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用了许多篇幅来讲述麦安东神父在韶州的生活。

麦安东1556年出生于葡萄牙的法郎哥撒城，1585年7月应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之请赴澳门，之后到肇庆辅助罗明坚、利玛窦工作。1589年麦安东跟随利玛窦从肇庆来到韶州建立传教据点，从事传教活动。1591年7月17日，麦安东因疟疾发作病死于韶州，利玛窦曾感叹道：“他与我一起三年，吃了不少苦头。”

（2）石方西（Fraccode de Petris，1563—1593年），1563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1590年进入澳门。1591年麦安东在韶州去世后，他被派往韶州代行其职。

石方西抵达韶州后不久，便遇到强盗持械夜入其室，伤害了两三个仆役，他的头部也被强盗用斧头砍成重伤。1593年11月5日，由于不适应韶州的气候而病死于韶州。两年之内，韶州传教团就损失了两位神父，这使得利玛窦深感痛惜。

（3）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1531—1600年），1531年出生于葡萄牙的吉马朗伊斯，1572年赴印度，历任巴卡伊姆和澳门两地耶稣会的会长。1585年被范礼安任命为中国教区区长，并在肇庆居住和传教。1591年7月到9月间，曾多次赴韶州做短暂停留和访问。1594—1596年，孟三德任澳门神学院首任院长，1600年病逝。

（4）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年），号仰风，1560年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城附近的萨尔察纳，1594年来华，随后被派往韶州协助利玛窦开展工作。他对中国传教团的最大贡献就是在韶州接待并影响了徐光启。

郭居静在韶州工作了4年（1594—1597年）⁽⁶⁰⁾，并管理着韶州的传教事务。由于孤独和工作过度，郭居静患了重病，被迫回到澳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他陪同利玛窦赴北京觐见皇帝，返回南京后被留下来主持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地的教务。范礼安去世以后，郭居静继承其远东视察员之职留居澳门。

1608年冬，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开教，1611年应李之藻的邀请去杭州开教，之后一直主持杭州的传教事务。郭居静为人随和、处事冷静，深得利玛窦的信任和赞扬，也受到徐光启和李之藻的尊敬。1640年1月19日，郭居静去世并葬于杭州。

（5）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年），字精华，1559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耳塔吉罗内城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582年加入耶稣会，1597年到中国。同年12月19日，龙华民在钟鸣仁修士的陪同下来到了韶州。直至1612年4月25日，被迫离开生活了15年的韶州前往北京，那时利玛窦已经逝世近两年了⁽⁶¹⁾。

龙华民是个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传教士，到韶州不久就适应了那里的气候、饮食和风俗习惯。他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不同，坚持走平民阶层的路线。他每天都不辞辛苦地奔波于韶州府附近各个村镇，在平民百姓中发展教徒。1609年他被利玛窦确定为接班人，担任中国耶稣会会长。

后来，中国发生了迫害天主教的事件，龙华民又与大多数传教士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从而引发天主教廷与清朝的“中国礼仪问题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被禁止在中国传播。1654年12月11日，龙华民因跌伤卒于北京，终年95岁。

（6）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年），字四表，1577年出生于法兰西杜埃城（原属比利时管辖）。他于1610年抵达澳门，次年春到达南京学习汉语，后往来于南京、杭州、北京、韶州等地了解中国的教务情况，主张继承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事业，极力维护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传教方针。

金尼阁在杭州与中国学者王征（1571—1644年）等人用西方语音学探讨并整理汉语音韵规律，编写成《西儒耳目资》一书。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来华传教士认读汉字，但也从客观上让中国人了解了西方语言文字。这部著作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开拓新领域的作用，事实上它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他和利玛窦一同开启了以拉丁文字为中文注音的先河，至今仍被传为美誉。

金尼阁最早撰写了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史编年》，并出版了第一册，他还将拉丁文译本《伊索寓言》选译成《况义》（即寓言）出版，这是《伊索寓言》这部欧洲古典名著在中国最早的译本。

1613年2月至1614年，金尼阁受龙华民特遣返回罗马晋见教皇。在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他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改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并做了补充和润色。这本著作在欧洲出版后引起轰动，使耶稣会内部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此书的英文版译者评价道：

自从3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留给我们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文献。它对欧洲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17世纪的历史著述。

1618年4月，金尼阁率领20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以及携带着7000余部精装图书搭船离开里斯本，再次来到中国。同船来华的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他们都在中国为大力传播西学做出了贡献。金尼阁也成为第一位重返欧洲后又率领大型传教团再来中国的传教士。1629年，金尼阁在杭州病逝。

（7）费奇观（Gaspard Ferreira，1571—1649年），1571年出生于葡萄牙卡斯特罗的朱尔诺城。1611年到达韶州。此时韶州的传教形势相当暗淡，教堂一片颓废之貌，他曾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想恢复以前的辉煌，但效果不佳。韶州的儒士、僧人以及城中多数居民皆反对传教士，他们于1612年4月被逐出韶州城。后乘船逆流而上，勉强在韶州府治下的南雄府布置教堂并传教⁽⁶²⁾。

（8）黎宁石（Pierre Ribeiro，1572—1640年），1572年出生于葡萄牙的佩特罗高城。在澳门完成学业后，1604年被派至南京学习语言，1617年来到南雄府。费奇观、黎宁石也成为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传教事业的最后音符。

除以上几位著名神父和徐光启、瞿太素等儒士在韶州生活或停留过外，还有几位中国籍的耶稣会士也在韶州工作过，如钟鸣仁、黄明沙、游文辉（利玛窦画像作者）等，他们都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努力。

4．天主教与韶文化的磨合

翻开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书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和传教的全部历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韶州作为一个重要的主线一直贯穿其中。

《利玛窦中国札记》全书共五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叙述中国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在肇庆的传教生活。

在后面的三卷中，利玛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在韶州发生的故事。例如第三卷的前八章，他记述了在韶州建立新居留点和初期的工作；第三卷第十四章和第四卷第十七、十八章及第五卷第五、十九章，又讲述了他离开韶州后其他传教士的工作。利玛窦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章内容，便是从韶州到澳门的充满幻想的离奇旅行。这说明韶州在利玛窦的传教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导致他至死仍对韶州的传教事业念念不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利玛窦如此青睐韶州呢？主要原因就是天主教文化在韶州与韶文化经历了较多的磨合，让利玛窦真正认识了中华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合儒”和“补儒”，最后达到“超儒”的“学术传教”境界。

韶州地处粤北地区，并不是广东的政治、文化中心。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韶州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环境，这就是“韶文化”。韶文化是分布在粤北地区的客家文化、瑶族文化、移民文化、历史名人文化、南禅文化、生态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的总称，其核心是以“韶”为主的包容、和谐与善美的精神⁽⁶³⁾。

利玛窦初到韶州时，首先访问了南华寺。在与寺内住持交谈中，利玛窦已经感受到了南庭禅宗佛教文化对韶州百姓及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之大。他将自己的教堂和居住地建造在西河光孝寺的旁边，就是欲借佛教的势力扩大天主教的知名度。然而这是利玛窦的一个失误，因为从此以后，天主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开始形成了如此近距离的冲突和碰撞，并且持续了十几年。

韶州是个移民城市，这里聚集着多个民族，他们保持着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从隋唐开始，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韶州，并且诞生了张九龄（678—740年）、余靖（1000—1064年）等著名人物，形成了跨越一千年的历史文化形态。利玛窦与瞿太素在这里的相识，看似是偶然的，其实又含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与利玛窦交往的儒士，都会或多或少地以儒家思想影响利玛窦，而这正是利玛窦所需要的。他正在寻求将天主教文化尽快融入主流社会的良策，那么，韶文化的包容和善美特性正好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当瞿太素引荐他认识韶州官府的头面人物，认识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时；当瞿太素告诫他要摆脱西方僧人的形象，只有进入儒士阶层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天主的荣誉时，他是多么的兴奋啊！利玛窦暗暗感叹“神父们在这个人（指瞿太素）身上没有白费时间”⁽⁶⁴⁾。由此，利玛窦从感受到的“韶文化”开始研究儒家思想，逐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传教”策略以及“利玛窦规矩”。

5．韶州天主教兴衰史

明末时期，天主教在韶州仅仅存在了28年（从1589年利玛窦来韶州开辟传教据点到1617年费奇观、黎宁石等人被迫撤离韶州的南雄府为止）。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各方面也都成绩斐然。利玛窦传教事业的许多重大理论决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在韶州府做出和发生的，并且三百年来天主教文化对韶州的影响程度很深，范围也非常广泛。

韶州地处粤北山区，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由于拥有三江六岸，水陆交通便利，在明末是通往内地的咽喉。著名的南禅祖庭就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原上，四面青山环绕，山上除天然美景外，还有人工安排的果园，景色极其迷人，这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描述的佛教圣地南华寺。可见，由六祖惠能始创的中国禅宗文化在韶州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而天主教与佛教迥然不同的教义，使得利玛窦等人面临巨大的挑战。

利玛窦初来韶州时，吸取了在肇庆的教训，他隐瞒了传播基督“福音”的真实目的。由于在传教布道方面进展缓慢，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结交官府及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上，以求获得庇护，有一个安身之地。他幸运地结识了儒士瞿太素，与他保持了师生之间终生的友谊。之后，他应英德县令苏大用的盛情邀请，去为他的父亲布道，虽然没有接收老人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但在这次旅行中，他受到了从官府到全城百姓的热情接待。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主教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592年，利玛窦为瞿太素在南雄府的一个朋友葛盛华举行了洗礼，并应邀与瞿太素一起到南雄府访问。利玛窦去南雄府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拜访以前在肇庆认识的老朋友——现在是南雄知县的王应麟（王玉沙）；二是希望把葛盛华全家人都接纳入教。南雄之行，利玛窦获得了成功，不仅接收了6人入教，还有4人被延期接纳入教。后来，利玛窦在南雄府建立了传教据点，这些信徒还协助利玛窦翻越梅岭，为他进入江西立下了汗马功劳。

诚然，利玛窦在韶州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传教布道，倒不如说是潜心研究中国天主教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在耶稣会内部也引起了争议，出现许多反对意见。人们指责利玛窦过分关注与儒家杰出人物的关系，而不是布教事业的进展；利玛窦对儒教的积极评价也受到了非议⁽⁶⁵⁾。这从“利玛窦、郭居静和罗如望三个传教士在韶州花费6年的时间总共才发展20名至多25名新教徒”⁽⁶⁶⁾就可以看出。

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也对利玛窦的做法持不同意见，他甚至曾嘲笑过利玛窦展示“钟表、三棱镜和类似的物品”的意义，就连回到意大利的罗明坚也抱怨利玛窦经常炫耀自己对中国地理的学识以及进行中西方数学文化的传播，而有甚于十分严肃的传教事业⁽⁶⁷⁾。

利玛窦、郭居静等人离开韶州后，韶州教务由龙华民主持。他一改利玛窦的做法，在平民阶层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他首先接纳了几名显贵的男女教徒，然后将重点放到了附近的乡镇。1599年，他到韶州的马坝传教，采取类似群众集会的形式，为听众宣讲基督教义，散发《天主教要》小册子，新入教的教徒也敲锣打鼓地举行公开而盛大的集会游行来庆祝入教。在他的努力下，3年之内韶州的教徒竟然增长到300名。同时，龙华民还把注意力转向妇女和儿童的皈信，接纳了许多女教徒和儿童教徒。“仅1602年1年，韶州会院就发展了140名新教徒，在一次仪式上竟有30人领洗，这种规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⁶⁸⁾

龙华民的传教方式振奋了传教团的精神，鼓舞了传教团的士气。但是他只注重教徒的数量却不重视传教质量，传教方式过于简单和直接，使仇视基督教的事端此起彼伏，在韶州引起了许多麻烦和产生负面影响。1602年曾有僧人密谋杀害他，1603年他又被控“通奸”，这都与其传教方式欠妥有关⁽⁶⁹⁾。尤其是他在继承利玛窦的中国教区总会长一职之后，全盘摒弃了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导致了以后的西方罗马教廷与康熙王朝的礼仪之争，葬送了利玛窦等人的中国传教事业。利玛窦将龙华民确定为他的继承人，这是他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以后的岁月里，韶州居民反天主教的情绪激涨，斗争连续不断。伴随着一系列的非教和仇教活动，天主教在韶州的工作进入了利玛窦所说的“暗淡岁月”⁽⁷⁰⁾，直至1617年费奇观、黎宁石等人被迫撤离南雄。此后，天主教在韶州的传播暂告中断。

1845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1858年的《天津条约》更规定各国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从此，天主教（基督教）修会如耶稣会、循道会、贞德女修会、慈幼会相继在韶关城乡建立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韶关市区、曲江区、南雄市、乐昌市、始兴县、仁化县、连州市、阳山县、英德市都建立了教堂，也做了许多公益事业。

1888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亦称卫斯礼会）派了佛山循道医院的英借医师麦路德来韶关，在弓箭街（现建国路）挂牌行医。1914年创办了韶关第一座西式医院——“曲江循道医院”（今粤北人民医院）；天主教耶稣会、贞德女修会建立了显主会女修院、母佑会和孤儿院、公教青年会，还创办了励群学校和广仁小学。这些举措使得天主教赢得了韶州人民的好感，天主教再次在韶州广泛传播。

1920年，罗马教廷从广州教区划出南韶连教区（即韶关教区），由天主教的意大利鲍斯高慈幼会管理教务，雷鸣道主教为负责人（1930年2月25日，雷鸣道主教与高惠黎神父前往连州视察教务时，途遇匪徒，以身殉职）。1946年4月，罗马教廷决定建立中国圣统制，在全国建立20个教省，广东成为1个教省，下辖有9个教区，韶关仍为南韶连教区。此后，鲍斯高慈幼会陆续派到韶关教区传教的神父、修士、修女有30余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韶关教区有教堂23座，教徒有317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实施，韶关天主教事业获得新生。近几年，韶关市政府拨款对风度中路步行街的基督教教堂和东堤中路的天主教堂进行了重建和维修。如今，韶关教区已经是罗马教廷辖属的独立教区，它的管辖范围遍布整个粤北地区以及连州市。韶关天主教在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韶州有幸见证了明末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借着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让欧洲获悉了此地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韶州的名气可能不大，但在利玛窦的传教生涯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利玛窦所说“离开肇庆并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我们还高兴地发现我们因迁徙（到韶州）而得到了好处”。因此，韶州是“学术传教”思想真正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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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2)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76页。

(3)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4)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5)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76页。

(6)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7)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8)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9)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10)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1)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2)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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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大锋：《“利玛窦规矩”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第38～39页。

(15)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6)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7)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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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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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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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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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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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徐汇区文化局：《徐光启与〈几何原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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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李晓芳：《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的活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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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宋会群：《论韶文化的概念与区域文化特征》，《韶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页。

(64)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65)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66) 李晓芳：《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的活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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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69) 李晓芳：《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的活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4页。

(70) 李明山：《明朝末年韶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下）》，《韶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