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撤离韶州，住所遗址考证难
天主教在努力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难免会发生许多碰撞和冲突。在韶州期间，利玛窦强烈排斥佛教思想和信仰，引起佛教信徒对天主教的仇教情绪；初到韶州时，利玛窦对当地风俗习惯不甚了解，以致发生了多次本地居民对抗天主教的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经官府的审理得到了解决，但韶州百姓对天主教的敌视态度是天主教文化所不能抚慰的。
撤离韶州乘船前往南昌
在韶州经历的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并不是利玛窦撤离韶州的真正原因，他主要是为了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去北京觐见皇帝——而离开他生活了6年的韶州。当时，范礼安神父决定关闭韶州传教团的理由是气候不良，民众滋扰，希望渺茫。利玛窦还是坚持保留韶州传教点，并不断请求澳门传教团向韶州派遣传教士。
至少可以说利玛窦从肇庆出来是被迫的、沮丧的，而从韶州出去则是主动的、体面的。因此，韶州便成为天主教向内地纵深发展的重要跳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也是明朝末年澳门与内地联结的纽带和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事业的转折点。
1．利玛窦的韶州居所位置考证
利玛窦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地点主要集中于5个城市：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每到一个地方，利玛窦都建有相应的居所。他建造的几处天主教堂，400年来多数被毁坏而成为遗址或留下遗迹，然而他在韶州的居所却连遗迹的位置都没有确定。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26)：
神父们于1589年圣母升天节离开肇庆……他们一连八天一直向西行驶，来到一个地方，从那里经短途陆路便到达南华寺……最后，他们向韶州出发……神父们在寻找地方修建房屋时，他们被告知要把全部行李都搬到西边的河对岸的光孝寺里……并被劝告用80个金币买下光孝寺附近的一块空地修建住宅。
这就是说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等人被迫乘船离开肇庆；8月24日，抵达韶州南华寺；8月28日，被送至韶州城里，在武江西河岸边的光孝寺附近建立了居所。因此，光孝寺便成为利玛窦在韶州居所位置的唯一参考物，如果能确定光孝寺的位置，则利玛窦在韶州修建的教堂（或寓所）遗址的位置便大概可以确定。
韶州的光孝寺始建于唐朝显庆五年（660年），唐朝开元二年（714年）名曰开元寺，后更名为大梵寺。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改称法泉寺，后又改名为崇宁寺、天宁寺。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为“专奉徽宗香火赐额曰报恩光孝寺”，先称报恩寺，后称光孝寺。
因武江连年洪水泛滥，浸进寺院，毁坏殿堂和神像，于是在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将光孝寺迁址于“府治南兴贤坊”（今韶关市兴隆街）重建。唐高宗时（680年左右），禅宗六祖惠能多次应韶州刺史韦璩的邀请到开元寺（大梵寺）开坛讲经说法。因此，为了敬奉惠能弘扬禅法的功德，且其被唐中宗谥为“大鉴禅师”，新寺落成“开光”时定名为“大鉴禅寺”(27)。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1589年8月，利玛窦等人来到韶州时，武江西河岸边的光孝寺的主体部分，早已迁至兴隆街而改称为“大鉴禅寺”。只不过在原地的光孝寺里仍有僧人留守和闲杂人员居住，并且附近的土地仍属光孝寺所有，而此时的光孝寺已不再是举行佛教法事的重要场所了。
利玛窦来韶州时是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时韶州新上任的知府是谢台卿，副长官是吕良佐（另有一说法是刘承范），这二人后来都成为利玛窦的朋友和保护人。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28)：
韶州城坐落在两条通航的河流之间，两河在此处汇合……筑有围墙的城镇建立在两河中间的平原上。地势如此，城镇本身无法扩展，于是他们向两方跨河扩大居民区。西岸人口更稠密，有舟桥把它和岛镇连接起来。
那么，当时的光孝寺附近有没有舟桥呢？据考证，光孝寺附近确实有一座舟桥（用小船连接固定起来的浮桥），叫“遇仙桥”，它连接西河坝（今新华路）和河对岸的西城墙门“镇越门”（今韶关市复兴路西口，俗称“西门”）。
据《韶州府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陈大纶任韶州知府，次年在西河（今西河大桥）光孝溪口（光孝寺附近）的浮桥设立卡口，征收往来于湘粤之间的进出口货物税。
相传有一天，陈大纶前往卡口视察税务，在卡口的屋子歇息时睡着了。他梦见在古浮桥上有一位道骨仙风、自称是汉代在韶州芙蓉山上炼丹修道的老道士康容。陈大纶又惊又喜地邀请康容进屋去交谈，聆听康容讲述了许多治理州府的良策。
陈大纶一觉醒来，感激不已。于是，陈大纶在与康容交谈之处（浮桥西端）建造了一座纪念馆，名曰“遇仙楼”。殿堂供奉着康容的金身塑像，还镌刻了《新建遇仙楼记》的石龟碑文（现收藏在韶关市博物馆）立在殿堂边，并将遇见康容的浮桥命名为“遇仙桥”。
民国初期（约1928年），“遇仙桥”移位重建于上游的罗纱巷（今和平路）渡口，市民称为“罗纱桥”，“遇仙楼”被占用做了西河警察局；新中国成立后先作为西河派出所，后扩建做了武江区公安分局。1966年，在原“遇仙桥”位置上建造了“西河大桥”。1998年，为开辟光孝路贯通武江北路的新马路，拆除了“遇仙楼”(29)。
然而，当时那么出名的“遇仙桥”“大鉴禅寺”，在利玛窦的札记中却没有提及。笔者推测，由于天主教与佛教、道教教义格格不入，并且利玛窦从内心排斥它们，不屑与佛教徒们为伍，所以利玛窦便没有刻意记录它们。只是由于利玛窦的住所在光孝寺附近，在札记中才有它的踪迹，也只有这一记载给我们留下了光孝寺的一丁点儿线索。不过利玛窦也暗示了，在他们的居所附近确实有座“桥”，但没有提它的名称。
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1591年春节，麦安东刚离开韶州去澳门不久，便发生了教堂被邻居夜袭事件，几个仆人受到粗暴的凌辱。韶州知府谢台卿的官员来神父们的居所调查时……教团的两个仆人没有让神父们知道便离开了屋子，因为他们得到风声，就守候在河岸的桥边……抓住了两个想在晚上投石头的小青年(30)。从以上描述中，不难判断那座在教堂附近的“桥”就是“遇仙桥”。
光孝寺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怎么确定它的大概位置呢？在韶关市武江区的西河桥附近有一条街道叫“光孝路”，相传是由于光孝寺而得名的。因此，有人推测光孝寺位于武江的“郡治城之西渡五里”（今韶关市妇幼保健院与财政局之间）。
到了民国以后，早已消失的光孝寺附近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口鱼塘和少许菜地，当地人仍习惯叫那片荒地为“光孝寺”，而叫那口鱼塘为“光孝寺塘”，叫那些菜地为“光孝寺菜园”。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临时省政府迁到韶关，从广州逃难来的人们，聚集在光孝寺旧址附近建屋（所建的大都是简陋的泥砖房）居住，开商铺谋生，形成墟市并且有了街道，取名为“光孝路”（今韶关市西河桥桥头的儿童公园北边、建设银行西侧长约200米的街道）。
韶州府城池图
由此可以推测，如果光孝寺在今天的韶关市妇幼保健院和财政局之间的话，则儿童公园所占之地很有可能就是利玛窦当年在韶州建立的教堂和居所之处。
从明清时期的韶州城池绘画图上看，有十字架的位置是否教堂的位置呢？图中没有画出具体的教堂是因为教堂已经被部分拆毁。事实上，教堂的一部分曾被郭居静神父拆毁，并且郭居静神父还摘除了墙上的所有装饰品（这件事情利玛窦也认为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郭居静神父认为，教堂建筑是暴徒们几次用于寻衅的借口，所以他决定把它转移到一所私人礼拜堂去。后来有几位官员到达韶州，想看看这些欧洲人和他们带来的器物时，他们所看到的却是一所实际上已经被拆毁了的房屋，屋内的一切几乎都被转移了(31)。
由此可以推测，教堂当时只是被拆小了，并没有完全被拆毁，因为在此之后，龙华民神父在韶州做负责人时，还有藏书的图书馆和教堂(32)。而龙华民离开以后，韶州传教点逐渐被放弃，明末清初时期不见教堂的踪迹也不足为怪了。因此，遇仙楼旁边的小建筑（即现在韶关西河桥旁边的儿童公园）应该就是教堂位置，而不是图中标有十字架的地方。
韶州城池绘画图
那么，这种推测的依据是什么呢？
（1）明末清初时期，韶州是广东的交通要塞，其主要交通形式是水路，交通工具是船只。利玛窦在肇庆时，他的仙花寺教堂就坐落在西江边上，并且当年他们也是坐船来到韶州府的，他深知在河边和桥边居住易于从水路出行。
因此，他们来到韶州后，听从韶州副长官吕良佐（或刘承范）胥吏的建议，不惜出价80金币购买了西河岸村外边光孝寺附近的一块空地修建教堂和住宅(33)。所以，利玛窦的韶州教堂坐落在武江西河岸边上是极有可能的。
（2）遇仙楼旁边的小建筑规模较小，也基本符合当年利玛窦在韶州的实际情况。利玛窦来韶州居住和传教实是无奈之举，广东总督刘继文原来想将利玛窦驱逐到澳门，但利玛窦竭尽全力、据理力争获得了在广东的继续居留权。因此，他在居所建筑上尽量保持低调，以避免树大招风引来非议。“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34)这说明经历了在肇庆的教堂建筑风波后，利玛窦逐渐了解了中国国情，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因此，在韶州建造的居所便成了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第一次试验。
（3）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后，便以僧侣的装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号称番僧），在肇庆和到韶州初期都是如此。原先按照总督刘继文的打算，他们应被安置在韶州的佛教圣地南华寺。后来，利玛窦坚持到韶州城居住，被吕良佐暂时安置于光孝寺寄住，并且划拨光孝寺附近的一片空地卖给他们，以供建造居所和教堂。因此，利玛窦将教堂建造在光孝寺旁边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利玛窦还要与佛教寺院分庭抗礼，建造的天主教堂也与寺院有一定距离，以避免被人们完全误解为佛教僧侣（事实上，利玛窦最初以西僧面目出现，主要是想尽快被世人认可。进入中国内地之后，他发现天主教与佛教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开始竭力与佛教徒划清界限，这是他“易佛补儒”之前的思想写照）。
（4）武江西河岸的桥边地势平坦（今韶关市武江区西河桥以北），便于修建教堂。“那座光孝寺旁边，有一大片空地，适于教团的各种需要……房屋完工后，下一步是在附近盖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为他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的新教徒。”(35)这说明他们在韶州谨慎行事，先盖小居所安身，以后再图大业，那个地方恰如所需。
（5）韶州城池绘画图中的小建筑上方有一条转弯街道，与现在的光孝路口基本吻合。光孝寺由于长期荒废，附近的一些建筑也人烟尽失，直到民国以后那里的墟市才逐渐恢复。那么，现在的光孝路和图中的那条小路是否一致？笔者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因为武江河水经常泛滥，武江西河岸肯定有伸缩。但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修缮地方志的传统。因此，光孝路的形成也会遵循历史的足迹。
（6）关于明清时期韶州城池绘画图的可靠程度。这张图来源于利玛窦家族的后裔利路齐（Luigi Ricci）教授的讲演稿。
2009年12月14日，意大利文化交流学教授利路齐来韶关学院交流和访问，并做了“利玛窦与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学术报告。由于有关利玛窦的原始研究资料多数存放在国外档案馆（利玛窦等传教士定期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文字材料寄回罗马梵蒂冈），而那张韶州城池绘画图与现存于《韶州府志》中的韶州府城池图基本一致。因此，明清时期韶州城池绘画图可以被认为是较可靠的资料，利玛窦在韶州的居所和天主教堂遗址应该就在现今韶关市西河桥头儿童公园的所在位置。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韶州的靖村还建成了另一座教堂，那是中国的第一座乡村教堂。它不是由利玛窦所建，而是在利玛窦离开韶州以后，由龙华民神父负责韶州天主教务期间，指导帮助靖村的数百名天主教徒在靠近武江边的一块宽阔的土地上建立的（现已不存在）。
1604年4月20日，龙华民神父还在这个乡村教堂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弥撒活动(36)。如今，韶关市区仍存在几处教堂或遗址，只不过都是近代所建造的，并不是利玛窦神父建造的教堂遗址。
2．明末清初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
根据目前已知的文字记载，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及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欧洲西式教堂建筑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京城“汗八里”(37)（由13世纪末罗马教宗派来的约翰孟德高维奴传教士建造，他先后在北京城内修建了两所西式教堂）。1555年至1569年间，天主教会先后在澳门建造了3座有名气的教堂：圣保禄教堂（俗称大三巴寺，1563年建造）、圣安多尼堂（1565年初建）和圣望德堂（1569年建造）(38)。
澳门圣保禄教堂
在中国内地的天主教建筑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借用已有佛寺或住宅；另一种是新建，有中国传统式及西洋式风格。天主教最初进入中国内地时举步维艰，传教士只求有立足之地。所以，当时的居住场所常常是借用在中国已较为普遍存在的佛寺或普通民宅，而每当传教稍有起色时，传教士们就试图建造新教堂。然而，教堂采用中国传统式建筑风格还是西洋式建筑风格？这一直是令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伤透脑筋之事。在此期间，虽然各地时有教案发生，但天主教建筑的发展还是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西方建筑的设计师职业，传教士们及中国上层信徒（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自己充当了建筑设计师这个角色，并且在教堂形式问题上做了自发的探索，使得中、西式教堂建筑交替出现(39)。
（1）借用已有佛寺或住宅的教堂，因陋就简开展传教活动。1552年8月，第一个想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广东省台山县上川岛（一个离海岸约30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中国官方禁止葡萄牙人在岛上建造任何坚实的房屋，因此，上川岛的葡萄牙商人们便为沙勿略在山坡上用树枝茅草盖了一个简陋的小圣堂作为栖身之所。
1582年，传教士范礼安、巴范济来到肇庆，通过贿赂总督陈瑞获准居住于东关天宁寺中并进行传教和举行圣祭，这座佛寺也成为中国内地耶稣会的第一个会所；1599年，郭居静在南京购买城西螺丝转湾户部刘斗墟的房屋居住，在厅间立一祭坛，奉天主圣像于其中，成为南京有圣堂之始，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几所简易住所。
（2）兴建教堂，力图开展全方位的传教事业。随着传教士在内地逐渐立足，西方式的天主教堂建筑艺术亦从澳门传入内地。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在肇庆居住。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们开始建造明末内地第一座教堂，1585年教堂竣工并取名为“仙花寺”。这座教堂和寓所是一座由石灰和青砖修成的两层建筑，外观是西洋式的；与中国传统建筑不同，它多出了一层楼并有砖饰，但教堂的名字却按中国的习惯叫作“寺”。
官府送“仙花寺”门匾
“这座西方式的建筑物……它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房屋的地理位置也很好，位于河边，从那里可以一览河岸及对岸美丽的景象。”仙花寺门前还按当时中国的传统习惯挂上肇庆知府王泮送来的两块门匾“仙花寺”和“西来净土”，“这两块门匾是按中国传统的盛况和游行送到教堂的”(40)。
此时，利玛窦他们一心希望安居乐业地传教，认为教堂的样式和华丽程度都有助于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由于他们过分重视建筑的外观形式，而当时西洋人在广东沿海的海盗行径已引起中国人的警惕和反感，再加上当地群众对西方建筑存有偏见，所以，“仙花寺”的西洋式建筑在当地引起了非议以致于招来大祸。1589年，新任广东总督刘继文趁群众反对天主教之际，命令利玛窦离开肇庆，使其不得不放弃在肇庆的住所。
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等人迁居韶州，在城外武江西河岸的光孝寺边上购买了一片土地，开始建造房屋。万历十八年（1590年），中国内地的第二座教堂完工。这次利玛窦汲取了在肇庆建造仙花寺教堂的教训，只“建一中国式房屋，颇简陋，惟以蔽身”(41)。
为了避免当地老百姓认为教堂是外国人的堡垒，则必须使它看上去不像是教堂，但同时又要保留它的宗教和西方特色，于是利玛窦神父选择了中国式建筑，而放弃了西式建筑的坚固与耐用。后来，龙华民神父也遵循利玛窦的思路，在韶州的靖村建造了内地第一座乡村式教堂。这些事实说明，西洋式建筑最初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冲突，由于当时人们还不熟悉也不接纳西洋式建筑，所以“它的外观很容易被人们误解”。
在韶州的居所里，利玛窦与当地官员以及知名学者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地方官给予传教士特殊保护，这样便可防止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韶州期间，利玛窦开始意识到传播天主教应更加注意结合中国文化。回想在肇庆的华丽教堂——一个与中国传统建筑截然不同的西洋式“怪物”引起的轩然大波，显然不利于他的宗教事业。利玛窦后来在南昌、南京和北京建造教堂时，也多采用中国传统形式或中西结合的形式。其结果是既迎合了中国人的鉴赏口味，也与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政策协调起来。
利玛窦在世及以后的几十年内，天主教因中西文化的冲突在各地数次发生教案，作为其活动场所的天主教堂首当其冲。表面上看，焦点问题是教堂建筑的具体形态和形式特征问题，实际上是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感、建筑理念等方面的碰撞和冲突。
从利玛窦等人在内地建造的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以及中西文化结构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上，反映出来的是东西方文化能否融合与交流的问题，也是天主教文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和实质问题。
公元1644年6月，明朝灭亡，清朝取而代之。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因精通天文历法而受到清世祖顺治皇帝的赏识，成为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传教士。因此，汤若望和龙华民在北京的居所和天主教堂幸免于难，同时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终于到来。
此后，中国内地的天主教堂建筑风格逐渐转向西洋式建筑或局部装饰带中式风格的折中主义倾向的西洋式建筑。截至1664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11省传教，教徒数量从5000人增至20万人，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建造了50多座天主教堂和38座寓所(42)。
明末清初内地部分教堂一览表(43)（以时间为序，不包括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