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师高徒，利玛窦醉心数学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并定居以后，时常以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学生自喻并以此为荣。他将西方数学介绍给中国人时，曾经用赞美诗的形式对数学理论体系做了精辟的解释⁽¹⁸⁾。

利玛窦认为，数学像条大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加年代学可以组合成数学的四大支流（而四大支流又细分为百条小溪）。

第一条支流（算术）可用来测量宇宙的大小。比如测量天体密度，以及地球、太阳、月亮之间的距离，测量山脉、各种建筑物的高度，峡谷的深度，两地间的距离，测量田野的面积、库房的容积。

第二条支流（天文学加年代学）可以计算太阳射线。用来解释四季的变换，日出与日落的时间，经度与纬度，年、月、日的起始时刻，闰年和闰月的形成等等。

第三条支流（几何与音乐）可制造各种规则的仪器。如观察天体运动的天体仪、调整八音乐器的仪器、报时用的钟表等等。

第四条支流（计算和几何）起管理与控制作用。比如城市建设、宫殿施工、运河开凿、水库修筑、桥梁架设的技艺以及使它们坚固耐久、千年不损毁的装饰与加固技艺等等。

他还将自己理解的数学理论付诸现实并进行科学归纳。他认为，数学计算可以用于举重物、搬移物品或建造进行灌溉的机械装置，这涉及光学、平面曲率技术、透视与明暗相衬的绘图技术；数学计算也可用于地理学，为描绘和测量山川、海洋、地域与岛屿提供方法⁽¹⁹⁾。因此，这些“按照比例缩小绘制的样图”以及“按照罗盘定位绘制的样图”，都避免了错误和混淆。

尼古拉·哥白尼像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学习的天文学（并且传播到了中国）是托勒密体系和阿奎那理论，其核心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并且静止不动；该学说直到16世纪末，仍然是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讲授的内容⁽²⁰⁾。然而，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代表著作《天体运行论》已经在1543年出版，利玛窦是否拒绝接受更新、更精确的宇宙结构（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无法妄加评论，但我们认为利玛窦至少知道这部书的内容，因为它当时没有遭到禁止。直到1616年，天主教会才开始全面禁止《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和流通，那时，利玛窦已经去世。

乔尔丹诺·布鲁诺像

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的传播问题，就让年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修士（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鲁诺支持哥白尼的理论，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宇宙观和宗教哲学，1592年在威尼斯被宗教审判所逮捕，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据专家猜测，1576年，极具才华和反抗精神的布鲁诺从那不勒斯的圣多明我修道院逃出来以后，曾在罗马学院附近的多明我会的密涅瓦修道院住了几个月。这段时间内，他很有可能去罗马学院旁听过克拉维乌斯的数学课，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在课堂上遇到过利玛窦（仅是猜测，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两个年轻人的信仰和命运却完全相反⁽²¹⁾。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期间，对于他所拥有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在罗马学院刻苦学习的制图和仪器制作活动，此时产生了非凡的效果。他在钟表制造、光学、天体观测、高山测量、音乐韵律、地理位置、几何等方面，通过实践将学习到的知识变得更加完善。

利玛窦将这些数学知识用于计算日食、精确计算纬度、调节日晷仪的安置位置和绘制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据统计，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有1584年的肇庆版本、1600年的南京版本以及1602年、1603年、1608年、1609年的北京版本（大约有十多个版本）；他亲自实地测定和在地图上推算过经纬度的城市有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等。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还测定了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湖广、四川、福建、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省会的经纬度⁽²²⁾。通过这些科技活动，利玛窦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罗马学院学习期间，利玛窦还收获了其他耶稣会修士不曾有的、除神学和科学之外的第三方面的果实，那就是同罗马教会上层人士建立的良好的私人感情。

这个人际关系圈包括利玛窦的两位思想导师范礼安（远东视察员）和德法比，还有克拉维乌斯（数学恩师）、阿夸维瓦（耶稣会会长）以及达席尔瓦（印度教区的负责人）等等。这些人对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给予了足够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为利玛窦的传教实践创造了最大的活动空间。

在罗马期间，利玛窦已经构建好了一个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知识结构，为后来到中国广泛传播数学文化奠定了良好的素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