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志传教，小利奇勤学好问

依纳爵·罗耀拉

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天主教在欧洲部分国家中渐渐丧失了主导权力。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维护自身的权威，天主教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史称“反宗教改革”。

1534年8月15日，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年）和方济各·沙勿略、西蒙·罗德里格斯、彼得·法贝尔、迭戈·莱内斯、阿尔方斯·萨尔梅隆、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亚等人为应对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巴黎成立“耶稣会”。1540年，“耶稣会”获得罗马教宗保罗三世的批准，成为天主教宗教改革中的“保守派别”。

1551年，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指示教会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市开办了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同年5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²⁾。1561年，9岁的利玛窦成为该学校的学生，并且系统地学习了读、写以及基础拉丁文等课程⁽³⁾。

1562年，利玛窦的家庭启蒙教师尼古拉·塞伦盖利（耶稣会士）回此校任教授，这令利玛窦欣喜万分，他们的师生情谊在多年之后仍然令利玛窦念念不忘。在学校里，利玛窦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明才智，在学业上更是首屈一指，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投身宗教的意愿。此时，他可能知道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契丹及有关中国的故事。

1566年，马切拉塔市政府为学校聘请了专门的修辞学教授，而让辛勤工作的神父们离开了教学岗位。而14岁的利玛窦可能不喜欢听市政府派来的世俗教授讲课，他便中止了在该学校人文学科的学习，之后回到家里接受了两年的家庭教育。

1．到罗马大学读书

1568年10月，16岁的利玛窦被父亲安排到罗马大学（今天的罗马第一大学）进行完全课程学科的学习。那年的秋天，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奶奶和弟弟妹妹们，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小行李箱，坐上马车，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旅程。他回首望了望逐渐远去的烙上童年记忆的马切拉塔，眼睛不禁湿润起来。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次求学旅程竟然是和父母、家乡的永别⁽⁴⁾。

罗马大学（La Sapienza，又称罗马智慧大学）由教宗伯尼法七世创办，位于梵蒂冈城外，拥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1303年，按照教宗伯尼法七世颁布的一个敕令，罗马教会实现了历经一个世纪的建立神学院的梦想；新的大学被称为“Studium Urbis”，并向公众开放，由于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任教，因而颇具盛名。

1431年，罗马大学在教宗恩杰纽四世的支持下进行重建，除神学外，开始设立希腊文学课程，适时地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使被称为“Sapienza”（智慧）的大学有了声望。16世纪初，罗马大学广纳世界名流，成为欧洲最先进的科学中心之一，特别是在法学、医学、解剖学、历史学、人文学和考古学方面⁽⁵⁾。迄今为止，罗马大学共夺得三枚诺贝尔奖（1938年和195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及195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培养出众多活跃于欧洲乃至世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和科学家。

16世纪期间，罗马大学通常在每年的10月18日（圣卢卡日）开学，在第二年的6月24日（圣约翰·巴蒂斯塔日）放假⁽⁶⁾。学校的课程用拉丁语讲授，同学们要用拉丁语交流。然而，奇怪的是利玛窦在他后来的书信中从未提及在罗马大学读书的经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利玛窦在这里读的是他所不愿意学习的法律专业，并且当时罗马大学在直属教皇的大学中成绩也不佳，利玛窦似乎更愿意把这段记忆埋藏在心里。

虽然缺乏关于利玛窦在罗马大学法学院三年期间（1568—1571年）的详细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许多历史资料看到利玛窦在此间的学习轨迹。

那段时间是罗马大学教学和科研上的活跃时期，虽然在校注册的学生人数不多，却以法律专业最为出名。利玛窦的父亲一心盼望儿子学习法律，以便将来能在教皇国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通过在罗马枢机主教们的官邸任职的亲戚们，为利玛窦准备了食宿和一切培养公共事务官员的机会。在这些亲戚们的帮助下，年轻的利玛窦很快完成了学业，也在公共部门进行了必要的实习，并且做好了在教廷任职的准备工作。

利玛窦在罗马大学读书期间，很用功地学习了教会法典、民法、神学、哲学等必修课程。课余之时，他经常携带一本中世纪出版的导游书《辉煌的罗马城》（1550年再版），游览古罗马城的大街小巷，参观古罗马城的遗迹、市场、拱门和剧院。

他很有可能到过古罗马庙宇废墟上的大教堂，诵读了刻在大理石或壁画上的罗马天主教史；他也许凝视过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创世纪》，虽然这位艺术大师在当时已经辞世4年有余；他也可能在壁画《最后的审判》前受到基督教真理信念的强烈震撼，并且在瞻仰拉斐尔作画的房间时，还可能在《雅典学院》和欧几里得的圆规前驻足观看过⁽⁷⁾。

利玛窦非常欣赏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尤其是16世纪正在建设的楼宇中表现出来的古罗马遗风。所有的这些活动，开阔了他的视野，以至于到中国后，他亲自设计建造了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座教堂（在肇庆）以及在北京的教堂（南堂），他那娴熟的设计技巧和艺术涵养便来自在罗马大学求学的那段经历。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玛窦在罗马大学学习期间，并没有接触太多的数学训练和知识，而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文学、艺术及法律上。

2．在罗马学院求学

尽管罗马大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耶稣会学校，但学生时代的利玛窦与耶稣会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他常常参加宗教活动，并且前往耶稣会神父那里做忏悔并领取圣餐。

1569年，17岁的利玛窦加入了由耶稣会士创立的“圣母修会”。这是一个隶属于耶稣会的青年团体，成员多数为罗马公学院的学生，年龄一般在12岁至18岁，也有为数不多的成年人，修会的学监是弗朗西斯科·托莱多——著名的神学家和枢机主教。

利玛窦开始重视成人组的弥撒、祷告以及帮助穷人、病人的慈善活动，在这种文化和精神的氛围中，他越来越确信自己不适合世俗生活，一个成熟的想法在他的灵魂深处逐渐形成，在他即将完成3年的法律学业之际，他正式申请加入耶稣会。

范礼安像

1571年8月15日，19岁的利玛窦在罗马的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教堂被耶稣会接纳为见习修士。见证人是意大利的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即亚历山德罗·范礼纳诺，1538—1606年，利玛窦的终身导师和朋友），还有纳达尔神父（Jer-onimo Nadal，1571年至1572年的耶稣会会长）以及利玛窦的见习导师法比奥·德法比神父。

据记载，利玛窦的父亲一直反对利玛窦加入耶稣会，他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立刻动身前往罗马，欲使儿子退出耶稣会。马车行至半途（塔伦蒂诺城）时，他突发高烧病倒在驿站中，遂幡然醒悟：“此必天主圣意，令我勿阻儿子所选之事。”病好之后，他悄然返回马切拉塔，不再干涉利玛窦的志向了。

加入耶稣会以后，利玛窦便中止了法律学业，随即进入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初学院，从事各种类似于仆役的差事，并且通过了见习修士所必需的“经历考验”⁽⁸⁾。1572年5月25日，利玛窦与其他两名修士在罗马耶稣会教堂的圣母像前发下入会誓言，成了一名真正的耶稣会士。

之后不久，利玛窦便被派到托斯卡尼的教会学校寄宿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所学校可能在佛罗伦萨，因为利玛窦后来常常将南京与佛罗伦萨相比较。可见，他对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相当熟悉。

1572年9月17日，利玛窦又被选送到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学习。

18世纪之前的罗马学院

罗马学院于1551年由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创建，学院最初的办学理念是向穷人提供免费接受宗教教育的场所。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院曾经四度迁址，如今校舍早已不复存在。以前庄严肃穆的文艺复兴式的校园宫殿被分裂成多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意大利最有名的中学——维斯康蒂中学，学院图书馆也成为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和雏形。

1556年，教宗保禄四世授权罗马学院升格为大学，使其成为以巴黎大学为榜样的高等教育中心，负责培养耶稣会的知识精英。罗马学院很快就成为耶稣会教育体系的皇冠，被奉为所有耶稣会学校的楷模。到利玛窦入学读书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累计免费接收了1000多名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学生，号称“万国大学”。

此时的罗马学院已按照罗耀拉的要求，提供了相当齐备的具有耶稣会鲜明特色的各类课程；在师资方面，罗耀拉规定任课教授必须由学术界的泰斗担任；在生涯方面，要求录取的学生经验丰富、智力超群、品质优良，有时还需要耶稣会的推荐和选送。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传播的西方数学文化和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佛罗伦萨教会学院（1572年5月—1572年8月）学习的教科书以及在罗马学院艺术系（1572年9月—1577年5月）学习的主体知识（伦理道德学、数学）。

利玛窦在2～4年内学完了这些主体知识，然后升到了高级的艺术系（自然科学系）学习逻辑学、物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数学等科目。之后，还要接受法律、医学、神学（包括经院神学、历史神学和圣经）等培训⁽⁹⁾。

罗马学院的哲学课程的学习周期是3年。第一年学习逻辑，教材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包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等，目的是让学生自“认识的工具”开始，掌握理性分析的利器；第二年学习自然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及古希腊数学；第三年学习形而上学⁽¹⁰⁾。

利玛窦入学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属于预科阶段，主要学习修辞学、希腊文和诗歌、历史等内容。就拉丁文体来说，西塞罗的著作被奉为拉丁语修辞学经典。事实上，利玛窦在中国期间的著作《交友论》《西国记法》均吸收了所学修辞学中的文化气息。

之后便是始于公元1573年下半年的为期3年的哲学课程，包括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哲学、数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哲学课程的最后一年，利玛窦还选修了一门新课“争议”，这门课是由未来的枢机主教——年轻的神学教授罗伯特·贝勒明开设的。

在佛罗伦萨、罗马学院读书期间，利玛窦还是学校的学术学会（一种旨在鼓励学生在各个领域冒尖的学生学习团体）的尖子生之一。他经常参加学术学会的活动，进行了持久的智力锻炼、实习训练和心智操练。为了提高辩证法技能，利玛窦和同学们每个月都选定一个哲学命题进行相互辩论。这些有意义的活动，都为他在中国的传教和开展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16世纪的数学包含在自然哲学科目之中，它是科学的基础，包括天文、音乐、地理及工程力学和建筑。在耶稣会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学习数学是学习神学的必经阶段，数学也是自然哲学的必学科目。因为人们相信世界是天主按照数学法则设计并创造的，并且天文学家开普勒也认为“一切外部世界探索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天主的理性及其赋予世界数学的重要性”。

利玛窦跟克拉维乌斯学习

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求学期间的第一任正式的数学老师是巴托罗缪·利奇，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耶稣会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教授。利玛窦能专注于数学科学领域的学习，完全得益于克拉维乌斯，他跟随克拉维乌斯的数学研究班学习，获得了额外的数学训练⁽¹¹⁾。1574年，克拉维乌斯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希腊文编译成拉丁文，并且对该书做了详细的解析、注释和扩充（至15卷）。

克拉维乌斯是一位天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自1563年起任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他最早认识到数学知识对天主教事业的重要性和潜在价值，并说服了同事和耶稣会的高层人士，将算术、代数和几何纳入了耶稣会学校的教育体系。他发表的天文学、数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论文、论著，对青年利玛窦的成长影响巨大。他强调“数学是最基本的学科，学生们学习数学对正确理解其他哲理学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¹²⁾，数学的一整套由简单到特殊的推算过程，使它成为人类“最简单、最确凿可信的一门学科”，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学科。

克拉维乌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38—1612年）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的私人关系甚好，虽然他们之间的天文学观点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数学上的友谊。1587年的某一天，年仅23岁的伽利略带着关于固体重心计算方法的论文到罗马学院求见克拉维乌斯，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和称赞。

伽利略像

克拉维乌斯回赠给伽利略的是罗马大学教授瓦拉的逻辑学讲义与自然哲学讲义，这两本讲义对伽利略之后的工作大有帮助。伽利略在之后与克拉维乌斯的通信中，还多次请教克拉维乌斯有关的数学问题，并且对克拉维乌斯在罗马学院推行的数学教育方案倍加欣赏。当年伽利略在比萨大学学习的听课笔记，也可以追溯到克拉维乌斯在罗马学院的数学讲座的教案。

在16世纪中叶，耶稣会成立的初期，数学学科在教会创办的大学中仅占次要地位。除了克拉维乌斯等少数几位耶稣会数学家外，修会中的人都将数学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就连罗耀拉本人对数学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可见，当年利玛窦踏上中国大陆的时候，数学的重要性还没有在耶稣会内部得到一致的认同⁽¹³⁾。

然而克拉维乌斯却坚信数学和哲学是相通的，数学教学不仅会给耶稣会传教增光添彩，而且还是学习其他科学与应用学科的基础和前提。由于他的努力，在16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耶稣会提高了数学学科在大学教学中的地位。他们借助对数学技能的充分认定，证明自己处于最新知识体系的前沿，并以此来取悦上流社会⁽¹⁴⁾。利玛窦赞同并且成功地在中国实践了老师的理念，借传播西方数学文化的契机和手段，开创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拉丁文版《几何原本》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28年间，始终与自己的恩师克拉维乌斯教授保持着书信往来，师生感情深厚。因此，利玛窦虔诚地把自己尊敬的恩师克拉维乌斯介绍给中国读者，真诚地赞誉他是继欧几里得之后最伟大的数学家，是欧几里得的真正继承者，以至于他后来在中国分别与瞿太素（1549—1612年）和徐光启（1562—1633年）合译的《几何原本》的蓝本，都是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出版的拉丁文译本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卷）。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利玛窦书信中，只发现有两封是他写给大学恩师克拉维乌斯教授的。

如果仔细查看当年罗马学院的教学记录就会发现，利玛窦跟着克拉维乌斯学习了4年数学课程，或许他还请教过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依纳爵·但丁以及其他的天文学家。

第一学年，他在四个月内学完了欧几里得的四本书，然后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专门的算术训练，再用两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星体运行特征的实践观察，另外还有两个月的地理实践课程，其余时间他用于学习欧几里得的第15卷和第16卷讲义。

第二学年，他学了两个月的星盘计算，再用四个月的时间修完了行星理论学，透视画法课程的学习也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而其余时间，他则学习钟表制造和天主教教历计算理论。

第三、第四学年，利玛窦攻读了更先进的星球理论，并使用象限仪编制万年历和行星运行表。

据课程表“数学教育大纲”记载，利玛窦学习了如下数学教材⁽¹⁵⁾：

（1）欧几里得（Euclid，前325—前265年）的《几何原本》第1至第16卷讲义，这是克拉维乌斯自己在1574年编辑出版的拉丁文译本，也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6卷本蓝本。

然而，其中的评注部分在克拉维乌斯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时就已经被省略了，利玛窦和徐光启自然也没有将其译成中文。

（2）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论》讲义，这是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中文译本的蓝本。

（3）乔瓦尼·达萨克罗博斯克（Giovanni de Sacrobosco，1195—1256年）的《天球论》。这部著作在1230年出版，之后影响了欧洲近500年，是当时欧洲标准的天文教科书。1570年，克拉维乌斯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著作《天球论注释》。

此外，还有佛朗切斯科·玛屋洛力克（Francesco Maurolico）的《论球体》（1558年在威尼斯出版）以及亚历山大·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的《论世界是球体》（1548年在威尼斯出版）等，以上三本书都可以在利玛窦的中国藏书中找到⁽¹⁶⁾。

乔瓦尼·达萨克罗博斯克和他的《天球论》

从这些书中，利玛窦获得了天文学的入门知识并掌握了宗教历法计算所需要的方法，学习了球体的几何属性、天体运行的特点以及地心说，但是利玛窦对天文学的技术问题还是所知有限的。

（4）《三角学》专著以及三角函数表（作者不详），这些知识都在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中派上了用场。

（5）舒贝尔（Joannes Scheubel）的《代数简编：摘自数学奇观》（1552年出版），这些内容由于推迟讲授，利玛窦可能学得不太深入。

（6）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约前262—约前190年）的《圆锥曲线论》以及《球面三角学概论》，这是制作星盘、日晷的必备的数学知识。阿波罗尼奥斯的主要贡献涉及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两本书是其代表作，共有8卷，含487个命题，这是希腊演绎几何的最高成就。

在《圆锥曲线论》这本书里，阿波罗尼奥斯第一次从一个对顶锥得到所有的圆锥曲线，而且椭圆、双曲线、抛物线就是他提出的。利玛窦在中国传播的非欧几何知识，多数内容来自《圆锥曲线论》。

阿基米德像

（7）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年）的《圆的度量》介绍利用圆的外切与内接96边形，求得圆周率π为：22/7＞π＞223/71，这是数学史上最早明确指出误差限度的π值；欧几里得的《论图形的剖分》（On the Divisions of Figures），论述用直线将已知图形分为相等的部分或成比例的部分以及面积和体积的测量方法。

托勒密像

（8）青年时代的利玛窦还倾心于学习地理学和制图学这两门学科。使用的教材便是托勒密（Ptolemaeus，约90—168年）的《地理学》（这本书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以及格哈德·克雷默的几何地图绘制技术、亚伯拉罕·奥泰里奥（荷兰人）的地图集《寰宇概观》（这本地图集于157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首次印刷出版，是第一本系统的世界地图册。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以此书为基础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此外，他还学习了透视画法、音乐学理论、实用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的有关问题以及十六进制的天文分数等。

（9）在罗马学院里，利玛窦还学习了训练技术和培养动手能力的科目。他学习了制作地球仪的最新技术，学习了等高仪（用来测量星体距地平面高度的仪器）的作用机理，学习了日晷的制作原理及技术，还探索到了敲钟报时的机械钟的制作奥秘。他还参与了克拉维乌斯主持的制作精致无比的地球仪和天球仪（1575年）的工作，这两个仪器至今仍被收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¹⁷⁾。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后来都被利玛窦用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

利玛窦可能学习了上述的大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这样一来，他就接触到了那个时代能够学习到的大部分数学知识。利玛窦也许太热心于学习数学，这使得他的神学课程学习缓慢。直到1580年，利玛窦才在印度的果阿完成了神学课程的学习，以至于当时人们还猜测利玛窦是作为数学家而被派遣到中国传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