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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说汇
1.9.7 对京剧研究工作的期待

对京剧研究工作的期待[1]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继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两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这次会不仅盛大,而且昭示着一种远景:要建立京剧艺术的新的研究机构,推动京剧研究工作向更有系统性、更具规模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鼓舞的。为此我要向主办单位中国戏曲学院表示敬意。

建立一个能联络、调控、组织全国研究力量的新的京剧学术机构,是进一步发展京剧事业的需要。新时期以来,已有不少人做过一些努力。例如,80年代初就成立过“北京京剧史研究会”,我记得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听马彦祥先生讲京剧史,还收到过《京剧史研究》文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好像在1994年,我曾提过一个建议:北京艺术研究所如能改为北京京剧研究所,目标明确,力量集中,可能出更多成果。这个建议,提得很冒昧,人微言轻,哪能随便改动呢?1995年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过“中国京剧研究中心”,记不得有过什么活动就消失了。1998年,台湾皇龙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给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发来正式函件,表示捐赠一亿人民币,在北京建立京剧博物馆,如果搞成功,博物馆内也需要有研究机构,可惜的是,函件转报文化部后就石沉大海了。总之,曲折艰难。当下京剧研究力量相当涣散,颇有“破落户的飘零子弟”那种感觉,亟待重新组织起来,积极培养新的研究力量。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盛会上与同道朋友交心。

需要加强基础建设

京剧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出版了《中国京剧史》,出版了一些论文集、专著和图册,也有了定期与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但面对我们的研究对象——京剧,我们仍须从加强基础建设做起。现在争鸣的氛围初步形成,而有质量的文章还是较少,原因是根底浅啊。我自己就用得上毛主席的批评:“头重脚轻根底浅”。若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要让年轻人超越我们有新的建树,首先要在史实资料、思想资料上好好补课,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建设。

胡适在他族叔胡寄凡所著的《上海小志》上写过一篇序,内中提到:“若用六十年的《申报》所登每日戏目作底子,更广考同时人的记载,访问生存的老优伶与老看戏者……此种识小,其实真是识大也。即使不能如此,即使有人能够出《申报》六十年的上海逐日戏目,也可成为一部有意义的史料书。”[2]这是胡适先生1930年说的话,对我们仍有启发。在京剧研究上,从访问艺人、观众着手,做得最好的,要推齐如山先生了。他在回忆录中说,几十年间大约认识四千人左右,他认为这是“研究国剧至高无上的机会”,所以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逢人就问,点点滴滴地记录、梳理、综合分析,他的系列著作,堪称京剧学的重要基石,大多从“不耻下问”中得来。

讲到《申报》京剧广告,听说台湾学者正在弄,采取分阶段整理的办法出版。按我的想法,如能原貌复印出版就更好了,读者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开发利用。举个小例子,《四郎探母》这出戏,在《都门纪略》1845年初刻本中,已可看到有几个戏班在竞演,擅演主角或配角而列入该书的演员和票友多达十七名。如果有了《申报》京剧广告复印本,就可以统计出来,从1872至1949这七十七年间,在上海一地,究竟有多少演出场次,有多少名伶参与演出。我相信,它是可以列入“世界戏剧之最”的。我从翻阅《申报》广告中也得益匪浅。如发现了1912年11月至1913年1月间周信芳与谭鑫培在新新舞台同台演出四十天。这就不难理解周信芳为什么能在1928年写出两篇论学谭的好文章来,也不难理解麒派艺术与谭鑫培在演剧精神上的继承关系。《申报》广告虽然反映的是上海舞台上的演出,但上海是京剧在南方的最重要的平台,京派、南派和海派,都在这块平台上竞争,展示的乃是一个时代的京剧风貌。

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上马之前,原想先编印《近代京剧著述集成》。这样可以同已经编印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并列,成为第三种戏曲丛书。它的特点是紧紧围绕京剧,不名“论著集成”而名“著述集成”,是想除理论、评论外,也收入一些重要史述。标以“近代”,上起1840年,下迄1949年,凡《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已收的作品就不收了,并同它衔接起来。初步计划编十卷,约三百万字。我曾约请黄菊盛先生专程赴京同我商量过一次,并托他在上海物色一家出版社。可惜成了泡影!京剧盛行同近代出版业的兴起是同步的,报刊上有大量的京剧评论,涌现出一批“戏评家”。这些前辈的文章有三个优点:第一,他们见的好角儿太多了,感性知识太丰富了,而且真懂;第二,文笔好,斐然成章,不像我们的语言比较干瘪;第三,有自由的批评精神,不像我们的评论,对演员只能捧,偶有挑剔也要藏在一大堆好话之后。前辈们的评论中含有丰富的思想资料,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当然,我们新一代研究工作者也是有优点的,一是比前辈们的理论思维似乎有所发展,二是我们比他们更有条件站在古今中外的交叉点上进行宏观观照。如果我们再把前人的积累综合进来,发扬自由独立的研究精神,我们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希望新的研究机构,再把“泡影”变为现实,嘉惠后学。

精心设计科研项目

有了好的项目,可以把研究力量稳定下来免于流失,可以让有些已经“金盆洗手”不想再干的朋友重新燃起研究热情,可以提高研究机构的吸引力、凝聚力。项目可大可小,不拘一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早有搞《京剧大典》的计划。所谓“大典”?“大”是指全方位包容,“典”是指所收入的文化遗存具有代表性、经典性。这自然是非常要紧的重大项目,目前尚未启动。我们重视大项目,又不轻视小项目。题目小,只要功夫精深,一样精彩,一样有学术价值。项目设计,关键是要具有开拓性,避免低水平重复。可以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多方论证,逐渐明朗化。有些选题带有学术保密性质,不必勉强纳入计划但又要给予支持。用两三年开一次学术交流会来进行成果检阅和计划调整。

要把培养一代京剧新人作为一个研究重点

这是京剧事业的希望所在。从研究角度来讲,京剧艺术即使衰落了仍可研究,如古希腊戏剧。从事业角度来讲,舞台艺术与学术研究共同提高,相得益彰,才是我国民族艺术之幸。培养一代京剧新人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根本任务,所以,以这个学院为依托的新的研究机构,当把一部分研究课题同教学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这也是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一种密切结合。京剧出过许多大师,说明这种艺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但毋庸讳言,从事这项工作的行业群体一般比较封闭,并有一些不适应其艺术发展的积习。有的学者认为,京剧属于“前辈典范型文化”,这有道理。京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特别强调向前辈典范学习,好处是保证了艺术传承中较少失范,总能保持相当的艺术水平。然亦带来一个副作用,缺少创造意识,使前辈的艺术积累越传越少,生命力越来越弱。一个相当普遍的心理状态是重继承轻创造、重技术轻文化、重经验轻理论。欧阳予倩1918年批评的“以为一技之长可以吃著不尽”,至今仍然存在。现在搞新的创作,剧本由领导定,唱腔由音乐家设计,身段动作由导演摆弄,中青年演员的主体精神消解殆尽,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已经连续四届的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大概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把一代京剧新人造就为技术—文化型、传承—创造型、经验—理论型,这样才能承担起推动京剧继续进步的历史使命。但是三年学习,只是“师傅领进门”,效果如何要看各人的“修行在自身”了。教育与理论工作者能为培养京剧一代新人这个目标尽心尽力,是非常光荣的。

要关注当前艺术实践的迫切问题

从理论上说,京剧的生存权还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将近九十年。近年,京剧又受到教授、博士们新一轮的挑战。如认为,京剧“是皇帝与艺人的‘玩艺儿’”,其艺术形态“反自然”、“非人化”,只有改造成“散文化、生活化、写实化”,才能同当代观众进行“精神对话”,所以,中国戏剧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就是话剧替代戏曲。这不是从理论上取消了京剧的现代生存权吗?这种理论在八十多年前是反封建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前进中的一种思想缺点,时至今日,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大概可以称作艺术上的蒙昧主义了。但追随者众,需要认真对待。又如,要用“编剧主将制”替代“角儿中心制”。实是用一种偏颇替代另一种偏顿。这两种偏颇在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又都有局限性,我们应当辩证看待,追求作家与演员的和谐合作。呼唤文学精神的回归在今天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也不必把作家同“角儿”对立起来,提倡一个压倒一个。戏曲的起飞要靠文学的力量,可是再好的剧本,其文学精神还得由导演经营的舞台艺术整体来传递给观众,最终仍是离不开“角儿”在舞台上直接面对面地征服观众。征服的程度,取决于表演艺术家的功力与魅力如何。还有,“移步不换形”与梅兰芳的关系。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可不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他在抗战以前“换”过“形”没有?还是到了抗日胜利之后才“不换形”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在“形”上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如果他一生从来就没有“换”过“形”,那么,这个“形”是什么?“形”这个概念是否等同于京剧的本体特征?一种艺术的本体特征是否只有一种“形”?……以我浅见,梅兰芳艺术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艺术风格,又是旦行表演艺术的基本规范。从基本规范来说,我以为梅的艺术之优秀,可以比作王羲之的书法,学习旦行,最好从梅学起。当然也不限于梅,还可以追本溯源到陈德霖、王瑶卿。而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个性化的,是“这一个”,同其他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也各有局限性。在风格上无所谓最高范型。梅的风格,代表了一种古典主义理想,并不代表京剧的终极形态。京剧的艺术形态当是古典与现代的并存与媲美。所以,不恰当地宣扬“移步不换形”,会构成艺术思想上的束缚,无助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如此等等,许多问题都关涉到当前的艺术实践。我自己对这些问题也糊涂着呐,略谈一点看法,无非交心而已。有的理论家气势汹汹,千万别被他吓唬住了。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要敢想敢碰,关注现实。有争论,能对话,就好。并不希图说服谁,只是为了拓展思想空间,有利于实践者活跃思想,进行自由选择。

(原载《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


[1]2005年5月15日在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京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胡适:《上海小志·序》,胡祥翰:《小海小志》卷首,上海传经堂书店1930年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