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唱片与《大戏考》
京剧唱片是京剧声乐、器乐的圆盘录制品。又称唱盘、戏片。用虫胶等物制成，表面（先单面后双面）有刻录声音的螺旋式槽纹，经唱机发放音响。唱机又名话匣、留声机，是由带动唱片旋转的圆盘（下设手摇或电力驱动装置）、接受声槽振动的唱针、将唱针的振动转换成电脉冲的拾声器、使电脉冲增强的放大器和将经过放大的信号还原成声的扬声器等部件组成。声音的录制、放还技术，早在1857年已有试验性装置。1877年，美国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发明了蜡筒留声机。1887年，德国爱弥尔·柏林纳（Emil Berliner）改进为圆盘唱片和新式唱机，录音的长度有所增加，且播放简便并能长期保存。留声机和唱片的盛行时期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被录音带、进而又被镭射唱片（CD）所取代。但老唱片仍然是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珍贵收藏品。
蜡筒留声机于1897年由英国谋得利（Moutrie）洋行输入上海。名票林老拙（约1875—1941）在1930年给《唱片剧词汇编》写的序言中说：“三十年前，市上甫有留音蜡筒，歌曲家每喜于此中聊寄讽咏，借留雅韵之共赏，初无代价之可言。彼时适庚子（1900）拳变，京华名伶大都南来，吾乃一一罗致之，统计所收百数十筒……惜不易保存，不一二年霉烂无遗，至为痛心。”[1]这种蜡筒，长约十五厘米，套在旋转轴上可随时录放，票友乐于用来自娱。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云：“自西人留声机器输入，于是凡精此技者皆大喜，以为吾辈所长，亦可不朽。”[2]这段话写于1902年10月21日，所述即为当时票友心态。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有《留声机器行》二首：“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关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箫锣鼓一齐鸣。”“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3]《沪江商业市景词》有作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序[4]。其时，圆盘唱机和京剧唱片已开始在中国流行。
京剧老生“后三杰”中，1908年去世的汪桂芬有蜡筒传世。名票罗亮生在《戏曲唱片史话》中说他曾在北京同仁堂乐家听到过两个汪桂芬所唱的蜡筒，一是《朱砂痣》【二黄原板】“劝世人”一段，另一是《捉放曹》【西皮慢板】“听他言”两句，“蜡筒放音虽低，但还清晰，仍能保持汪调真味，其咬字行腔之精妙……声调品格之高，令人几乎会产生无从学起之感”。[5]孙菊仙名下的唱片有四十多面，出版时间在1903—1910年间，以物克多出品最多，其真伪存有争议。张肖伧《与求幸福斋主人论百代公司戏片》一文云：“主人谓菊仙生平未唱留声片。愚亦亲闻孙老此说。……谋得利之孙片，或出诸冯二狗之口也。”[6]所谓“谋得利之孙片”，意指英国谋得利洋行经销的美国物克多出版的孙菊仙唱片。物克多（Victor）后来意译为胜利，是最早到中国本土来采录京剧、梆子、昆曲、大鼓等唱段的外国公司之一。其他唱片公司还有克伦便（Columbia，后译哥伦比亚）、倍克（Beka，后译蓓开）、利喴（Odeon，后译高亭）以及最有名的百代（Pathe）等。早期洋商在中国经营唱片业，因不懂京剧，大多雇些清唱班的人或一般伶人来唱，冒充名伶，以博厚利，尤以物克多、克伦便为甚。孙菊仙的四十多面唱片，罗亮生、王庾生等行家一概视为赝品。吴小如说，赝品中“只有一张《乌盆记》反调还算‘唐临晋字’，不失楷模，馀下者全不足取”[7]。然1928年出版的《梨园影事》，收有丁悚《谈唱片》一文，记徐乾麟所述孙菊仙在四马路金谷香菜馆为物克多录制唱片事甚详。操琴是小桂芬。公司先与孙菊仙的夫人、孙子接洽妥当，并预付酬金。孙初不允，“承其夫人向孙耳语”后，就录了《朱砂痣》、《骂杨广》等唱段。由此可以说明“物克多唱片，假冒孙名者虽有，但十二寸片多种，确系孙老所唱”[8]。梅花馆主（郑子褒）亦认为，孙菊仙自称不拍照、不灌片是“荒谬”的，他见过孙菊仙的照片就有三张，至于唱片，“物克多所发行的十二寸片，固已为世人所公认矣，而北平富豪所藏之蜡筒，尤以老孙所留之音为独多。时智农（慧宝）因藏有孙氏之蜡筒，偶尔摹拟，便以‘孙派’二字相标榜”。又说：“按老孙为人，真挚笃实，又何至以巧言欺人，所以不认有照相、灌音之事者，殆有不堪告人之隐衷欤？”[9]究有何种“隐衷”，文中亦未言明。近人刘鼎勋《孙菊仙唱片研究》，称孙的唱片有九张是假的，其馀三十五张都是真的，且可分为四期；又推断孙自称不灌唱片的原因是因为1902年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京师后重召孙菊仙进宫承差，孙菊仙曾托人谎报“客死上海”，故不敢出头露面，直至慈禧去世，才重返天津[10]。以上诸说，都有待证实。
谭鑫培的唱片有真有假。有些假片由其子谭小培代唱[11]，但有七张半（十五面）是公认的真片，均为百代公司出品，分两次录制。第一次只录了一张半：两面《卖马》【西皮慢板】“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至【散板】“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结束；一面《洪羊洞》【二黄快三眼】“自那日朝罢归身染重病”。梅雨田操琴，李奎林司鼓，是三位杰出艺人的珠联璧合之作。但其录于何年，有多种说法，涉及百代公司在华开展业务的经过。
法文Pathe，旧译柏德，近译帕泰。经营电影及留声机业的法国“帕泰兄弟公司”，1896年创立于巴黎。其代理商乐浜生（Labansat，或译乐班萨）于1908年在上海开办了柏德洋行，聘请张长福为代理人。张长福又依靠名票乔荩臣、王雨田协助录制京剧唱片业务。原订1908年冬去北京为名伶录音，因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延至1909年3月成行[12]。据此，谭的一张半唱片当收音于清宣统元年（1909）春夏之交。在巴黎制成唱片运至上海销售，约1909年8—9月间。此前柏德洋行在《申报》的广告，只讲新发明的“金钢钻针头”、两面可用的唱片如何“与别家不同”等，至9月1日广告才登出“小叫天新片为本行独得之秘，诸名角妙音实四海无双之作”。至1910年4月19日广告称“百代公司即是柏德洋行”。百代公司为取信大众，在发行的唱片中附有宣传品，上面印着谭鑫培的便装照和谭氏给百代公司的信。信文如下：
自话匣输入中国以来，总未克将真正名角收入。而贵公司此次由乔君介绍，将北京名角全行约唱。一系委托得人，一系机器之灵，引人入胜。敝人受诸君之托，演唱数段，略以塞责。今者阁下已得全豹，将来必独占胜场。此贺百代公司代表杜恺君财安！谭鑫培具。北京，十月廿四日。
信中“总未克将真正名角收入”语，点出京剧唱片中赝品之存在；“乔君”即乔荩臣，“委托得人”是肯定公司灌片需有懂京剧的人做中介；“将北京名角全行约唱”，据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等有关史料，百代公司赴京收音，除谭鑫培外，还有老生李顺亭、许荫棠、贵俊卿、王凤卿，武生李吉瑞，小生德珺如、朱素云，青衣陈德霖、孙怡云，花旦路三宝，老旦谢宝云、龚云甫，花脸何桂山、金秀山，票友乔荩臣、王雨田、讷绍先等。谭鑫培的信有月日（时宣统年间，所记当为农历）而无年份，似非灌片当年所写，因为谭鑫培应上海新舞台之邀，已于农历九月二十四日（1909年11月6日）离开北京，经天津而抵上海，十月二十六日（12月8日）起在新舞台演出二十天，至1910年1月1日离沪返京。在这段时间内，百代公司请谭写信很方便也极有可能，但落款怎会是北京呢？存疑待考。谭鑫培另六张唱片为民国初年出品，含《探母》两面、《捉放曹》两面、《寄子》两面、《乌盆记》两面、《碰碑》两面、《战太平》与《庆顶珠》各一面。其艺术质量大为减色。原因是：百代付六张唱片的酬金为五千银元，内含乐队开支，谭不愿利益外流，就叫次子谭嘉瑞操琴，何斌奎司鼓，外加洋技师有失礼举动，也使谭氏心里不痛快。事后，陈彦衡向谭表示，你名震中外，灌这几张片子应该好好计划，“就图省几个钱”，比以前灌的“差了一大块，我真替你难受”；谭亦有后悔之意[13]。谭鑫培的《卖马》唱片，直径29厘米，片心刻字，唱针由内向外转，开唱前为谭鑫培报名的是王雨田。后来的百代唱片直径略有缩小，片心用红色雄鸡商标，唱针由外向内转。
由于百代产品信誉好、销售旺盛，“胜利公司曾一度停顿，民国十三年（1924）间重整旗鼓后，一改以前造假作风”[14]。请有知名度和交际能力的票界人士，作唱片公司的业务顾问和同名伶打交道的中介，已经普遍。在这方面有过贡献的票友除乔荩臣、王雨田外，还有罗亮生、郑子褒、苏少卿、刘豁公、徐慕云、徐筱汀、丁慕琴、舒舍予等。有些唱片公司的经理本人就是票友，如大中华的王寿岑、长城的叶庸方。不过，这些被邀票友虽然待遇不菲却无权拍板，因而有些好主意得不到实施。1915年谭鑫培最后一次到上海演出，罗亮生很想把老谭的《珠帘寨》、《连营寨》、《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名作收录，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却以灌了新片会影响谭的老片销售为由“坚决不允”，两年之后谭就物化了。票友周子衡学程长庚奇肖，且已高寿，硕果仅存，陈彦衡曾向胜利公司建议给周灌片一张，主管人以“没有名气”不予采纳；1929年冬，罗亮生趁为开明公司灌片之机，又与陈彦衡探望周子衡，希冀了此夙愿，而周已卧病，只得作罢，至使一代宗师程长庚“连他的摹本也未能留传下来”[15]。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百代公司灌片的重点已从资深老伶转向新锐名角了。梅兰芳的第一批唱片四张半，是百代公司于1920年5月下旬收录的，那时梅在上海天蟾舞台的演期快要结束，他的首次灌片与首次拍电影几乎同时进行。余叔岩以“小小余三胜”为艺名走红时，倍克公司灌过两张半，片上题名缺一“小”字，误作“小余三胜”。余氏成年后拟收回这些早期唱片，事实上不可能。而他为世所重的十八张半唱片，首批六张半也是百代公司于1925年录制的，录得较晚，其中有个缘故：1920年余叔岩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于丹桂第一台时，曾托罗亮生向百代公司表达灌片意向，且声明不计较代价，百代竟表示“不感兴趣”，令余叔岩“恨极”[16]。1922年，百代已有收录余片的动议，又因余氏自定之价不肯稍让而作罢。至1925年，百代“以六千金得收余戏十三段”[17]。这比梅兰芳1920年灌四张半的酬金三千五百元[18]要高，是余氏对百代公司昔日轻慢的一种报复。注意这些细节，可以感受到当时京剧唱片市场的火爆。梅兰芳是灌片最多的京剧演员。自1920年至1936年的十七年间，有八家公司（包括东京的日本蓄音器公司），为梅灌了十九批唱片，共一百六十七面（不含四大名旦合灌的两面《四五花洞》）[19]。二三十年代正是京剧进入20世纪后最为繁盛的时期。有些前辈名家还健在，一批新流派的创始人，除梅兰芳、余叔岩外，还有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高庆奎、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郝寿臣、侯喜瑞、金少山、李多奎等，大多正当盛年。马连良1922年首次为百代灌片，酬金较低，六张唱片共一千二百元。唱片发行后，包括《清官册》的两面念白，销路很好，于是各公司竞以重金相邀，“从此他在灌制唱片中，为数之多，堪执须生行之牛耳”[20]。唱片公司的激烈竞争，各抒机谋，正好把这一代艺人的声乐成就，做了相当丰富的记录。在录制技术、产品质量上也有各种改进。“有以发音清亮获盛誉者，高亭是也；有以时间放长博美评者，蓓开是也；有以制造精良著令名者，胜利是也；有以历史悠久树远声者，百代是也；有以片质耐用收佳果者，开明是也；有以价廉音响投时好者，大中华是也。各有所长，营业称鼎盛焉。”[21]1937年—1948年间，仍有新片问世，然其数量已远少于战前，唯翻版唱片一直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唱片业，是在收购百代公司的基础上起步的。
早期唱片的每面录音长度一般不过三分钟左右，受此限制，片中唱段与台上演唱每有出入。长段要分两面录，前段被动中止，后段重新开始，需加锣鼓、过门，或者裁减唱词甚至改变唱腔。如谭鑫培《捉放曹》第二面“又谁知此贼……”本应归板，因为开头拉了过门，不得不改腔；结尾“真个潇洒”也因为突然要结束，下意识地改了腔，“谭老在台上从来没有这样唱过”[22]。刘曾复《余叔岩的“十八张半”唱片》一文中就有“余叔岩唱片唱段与台上演出情况的比较”，专门谈到“两者不同之处”[23]。唱片虽有局限性，但能把名伶歌声保存下来，对于京剧的传播以至这门艺术的提高，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留声技术刚输入时，伶人有“株守自秘心得之陋习，多不愿一试”，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影响力的彰显，他们重视起来，“相率以字斟句酌之杰作，蓄音其中”[24]。虽然从每一面唱片来说，都是全剧中唱念的一个片断，但由于多家公司的约请灌录，往往起到互补作用，有些最受观众欢迎的戏，唱片之间可以前后衔接，几乎成了全出；后来也有用多面灌录全出者，如梅兰芳的《玉堂春》（三堂会审）有六面，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有十二面。京剧爱好者在剧场听戏，要听清唱词、记下唱腔是很难的，有了唱片，才可以潜心玩味，刻意揣摩，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票友增多，票房林立，“唱片之功，当居其十之三四”[25]。评论界对于演员声腔技巧的研究，也因有唱片作依据，更加深入细致。唱片又借助于电台广播及商贾用以招徕顾客而深入民众，许多唱段，如“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孤王酒醉桃花宫”、“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好一个聪明小韩信”等，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而对于京剧工作者来说，唱片也是重要的。峪云山人把唱片比作碑帖：“书法之变，见于碑帖；唱法之变，见于戏片。故戏片之可宝，若碑帖然，千古不朽矣。”[26]声腔的变化固由于时代之转移，然又是有规则的，不研究前辈典型，不结合自身条件，就会乱来，因而要像学习书法一样，以唱片为碑帖，细细把握宗师们的艺术精髓。梅兰芳谈到，有一天到余叔岩家里对戏，叔岩正开着留声机听谭老的《洪羊洞》、《卖马》唱片。他从唱机上取下唱片对梅说：“这是我的法帖，必需‘学而时习之’，但到台上，我却不能完全照他这样唱，因为我的嗓子和老师不一样，得自己找俏头。”[27]既有依据又有变化，才可能产生个性特色，形成新的流派，其中轨迹，都生动地保留在唱片之中。
自有京剧唱片以来，其唱词曾以多种形式印行。唱片发行而附有单张戏词，始自百代公司。旧时伶人戏词非常珍秘，灌片之后，抄词一事，往往顾不到或不屑为，即有提供唱词者也未必准确。故附赠单张戏词，亦非易事，没词的要一字一句听起来，有词的也要校对。最早为百代公司编印戏词的是舒舍予、丁慕琴。单张戏词极易丢失，随唱片增多而始有订册唱本。各唱片公司效法百代，渐有本公司的唱片剧词专册出版。而“坊间印本，汗牛充栋，率多不免鲁鱼亥豕之病”[28]。至1930年，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聘请刘豁公对各公司的出版物进行编辑整理，总名《戏考大全》，仍然分公司出版，如《百代公司唱片戏考大全》、《胜利公司唱片戏考大全》等多种，三十二开本，不足一百页，内容除唱词外，附有剧情说明，规格相同，成一系列。约在1937年，胜利唱片公司又单独出版《胜利剧词》，十六开本，三百九十页，所收唱词包括京剧、地方戏曲、曲艺、歌曲，每段唱词都标有唱片模板编号。
在《戏考大全》出版之前一年，即1929年，高亭唱片公司经理徐小麟创意，“将高亭、百代、胜利、蓓开、大中华诸大公司历来所灌收唱盘之剧词，汇集成书”，名为《唱片剧词汇编》，由先声出版社印行，未及数月，销售无馀。翌年，聘请苏少卿加以整理、校订，以原名重新出版，卷首刊有十多位沪上名家的序，以示隆重。三十二开本，共一千二百多页，分上下两册，上册为京剧，下册为昆曲及地方戏、曲艺。这比分公司出版物更受欢迎。1934年出第七版时，为通俗起见，更其名曰《大戏考》，由三十二开本改为十六开本，卷首刊有大量名伶及歌星照片。其时，苏少卿已辞职，董其成者为梅花馆主郑子褒。三年后，又编出《大戏考索引》，非卖品，随《大戏考》及同年新出的《大戏考续编》赠送读者。《索引》内容包括：①《唱片剧词汇编》新版本的原序十五篇；②脸谱三十六种；③名伶小传六十三篇；④检戏表；⑤剧情说明。其中检戏表尤为重要，收入京剧五百多个，按剧名第一字笔画多少为序，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剧名及该剧有过哪些演员的唱片，其唱词在《大戏考》上的页码。《索引》作者是郑子褒、邵子藩。至1948年10月，《大戏考》发行达十八版（从1929年初版《唱片剧词汇编》算起），《大戏考索引》出第五版，在同类出版物中最具影响力。总发行者上海大声无线电唱机行，为抵制其他戏考，与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许多电台有约，播放唱片时，报告《大戏考》上的唱词页码。第十八版《大戏考》的封面为古装美女月下吹箫图，是月份牌年画名家杭穉英的手笔。全书近七百页，京剧唱词约占三分之一，其馀为其他戏曲及歌曲。其中可索检的京剧唱词约有二千二百多段（以一面为一段计），然这还不是已出版的京剧唱片剧词的全部，只是当时较为风行的唱片，连谭鑫培的唱片剧词也未收录齐全。另有《新大戏考》，十六开本，王瑶青（即王瑶卿）题名，1939年出版，未详其出版者，不如《大戏考》有名。
（原载《福建艺术》2011年第4期）
[1]《大戏考索引》卷首《大戏考原序》，大声无线电唱机行1937年版。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2页。
[3]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469页。
[4]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469页。
[5]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1986年3月30日内部发行，第99—100页。
[6]张肖伧：《菊部丛谈》附录《蒨蒨室剧话》，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41页。
[7]吴小如：《物克多唱片多冒牌货》，《吴小如戏曲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页。
[8]丁悚：《谈唱片》，徐慕云编：《梨园影事》，大东书局1928年版。
[9]梅花馆主：《菊部脞志（五）》，《戏剧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10月出版。
[10]刘鼎勋：《孙菊仙唱片研究》，《京剧谈往录四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1]吴小如：《关于京剧老唱片》，《吴小如戏曲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页。
[12]葛涛：《“百代”沉浮——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
[13]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5页。
[14]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第102、101—103页。
[15]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第102、101—103页。
[16]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第101页。
[17]详见悚（丁慕琴）：《余片试听第一声》，《申报》1925年7月26日。
[18]春醪：《梅讯（三十三）》，《申报》1920年5月17日。
[19]详见柴俊为：《梅兰芳的老唱片》，《中国京剧》2004年第11期。
[20]丁慕琴：《歌场忆旧录》，《半月戏剧》第6卷第8—9期，1948年4月15日出版。
[21]徐筱汀：《唱片剧词汇编·序》，《大戏考索引》卷首《大戏考原序》，大声无线电唱机行1937年版。
[22]《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170页。
[23]刘曾复：《余叔岩的“十八张半”唱片》，《余叔岩艺事》2005年版，第129—130页。
[24]徐筱汀：《唱片剧词汇编·序》，《大戏考索引》卷首《大戏考原序》，大声无线电唱机行1937年版。
[25]郑过宜：《戏考大全·序》。
[26]峪云山人：《唱片剧词汇编·序》，《大戏考索引》卷首《大戏考原序》。
[27]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595页。
[28]舒舍予：《唱片剧词汇编·序》，《大戏考索引》卷首《大戏考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