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班小识

坤班是由女演员组成的演剧团体。京剧女子戏班初起时称毛儿戏，辛亥革命后称坤班。

女子演剧古已有之，称女戏或女乐。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有养优之风，如张岱《陶庵梦忆》所记的“朱云崃女戏”、“刘晖吉女戏”等，均为明末的私家女班，唱昆腔或调腔，技艺精湛，排场豪华。清初，李渔曾携其自养女乐，游走于燕楚秦晋闽及“江之左右，浙之东西”的缙绅宅第间，博取酬金，带有半职业性质。乾隆末年，吴门顾阿夷在扬州“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有女演员十八人，掌班教师二人，场面五人，衣杂把金锣四人，那是商业性戏班了[1]。道光十七年（1837），《今乐考证》作者姚燮在上海豫园看到女童演剧，作有《猫儿戏》四言诗四首，并在诗题下注云：“谓六七龄女童演戏者。”[2]同治初，上海“间有女班，唱皆徽调”[3]。而杏花楼，则为上海昆曲女班的演出场所。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四日《申报》载晟溪奍浩主人《戏园竹枝词》云：“帽儿新戏更风流，也用刀枪与戟矛。女扮男装浑莫辨，人人尽说杏花楼。”红豆馆主人《沪上女伶题词》谓：“迨至杏花楼，观昆剧数折，始叹沪上风光于斯为甚矣。”[4]《竹枝词》中“帽儿戏”一词，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宫廷演剧档案。如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恩赏日记档》“祥庆传旨：于三十日申初多些，着内学在养心殿后殿，伺候帽儿戏三出，不必用行头”[5]。“帽儿戏”又称“帽儿排”，为宫中习艺太监（内学）不穿行头、略作装点的简易性戏曲演出。市井茶楼酒馆的早期女戏，装扮也极简易，故沿用了这个称谓。那么，“猫儿戏”很可能是“帽儿戏”的一种俗称，后又称作“髦儿戏”，亦见同治年间《申报》。“髦”之本意为幼儿下垂至眉的短发；亦作才俊、时髦解。金奇中曰：“‘髦儿戏’者，意谓伶之年龄皆幼，技艺皆娴，且皆由选拔而得，无一滥竽者也。”[6]这是爱护者的一种解释。姚公鹤《上海闲话》云：髦儿“寓有时髦之意。然时髦者何仅女子之演戏者？人云亦云，亦以不求甚解解之而已”[7]。帽儿戏后来又指开场戏。

京剧女班起自上海，创始者为李毛儿。海上漱石生（孙家振）《沪壖菊部拾遗志》称：“至毛儿戏，则始自京伶小丑李毛儿。购三五女童，令之习戏，以应公馆绅商喜庆堂唱之需。初时并无剧场，只临时于喜庆之家，搭一小台，演剧四五出，服装亦不甚研究。自‘大脚’银珠班、宝树胡同谢家班并林家班等竞起，渐见人才辈出，于是有二马路美仙、郑家木桥霓仙、四马路群仙等戏园之设。”[8]李毛儿是京剧“南下之初”的“丑角三杰”之一（另二人为秃扁儿、朱二小），擅演《群英会》之蒋幹、《一捧雪》之汤勤、《小磨房》之孔怀哥，“惟当时包银甚微，所入不敷所出，彼乃异想天开……创成女剧一班”，“无以为名，即名之曰‘毛儿戏’”，其后银珠班、谢家班、林家班等，“爰皆仍以‘毛儿戏’名之”[9]。可知沪上京剧女班之起，约在光绪十年左右，晚于昆曲、徽调女班。其取名虽与创办人名字有关，实亦是“帽儿戏”、“猫儿戏”、“髦儿戏”的一种谐音性沿袭。毛儿戏一度遭禁，未久禁弛，不但照演，且有了专门的戏园。最早为美仙茶园，开设于光绪二十年（1894），而以光绪二十五年冬（1899年12月2日）开办的群仙茶园（在四马路胡家宅大诚茶园旧址）为最有名，历时也最久，长达十七年。早期女班所演“大都截头弃尾之唱工戏”，“固无板辙音韵声调之研究”；至“光（绪）宣（统）间，群仙（茶园）教授之女伶，应运而出，对于剧情及唱念，亦稍知改良”，且有“郭少娥之女凤仙，习武旦而兼演武生剧，武功尚称精熟，工架亦极老练，开坤伶武行之新纪元”[10]。光绪三十四年（1908）公益书社发行的《沪江色艺指南》刊有各戏馆著名之男伶与女伶名单。其女伶部分，须生有小兰芬、郭少娥、小莲英、王雅琴、翁梅倩、筱桂芬、凤处；花旦有红菊花、陆菊芬、万翠娟、筱菊仙、白兰花；刀马旦有郭凤仙；净角有小奎官、金处。何荫柟《鉏月馆日记》载，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初五日，“晚饭后，同到群仙，看妙儿戏，尚属楚楚，观者亦众。吴新宝、林黛玉皆在演串，亦此中之巨擘焉。”[11]“妙儿戏”一词最晚出，虽是美称，并不流行。

北方在同光年间也有女伶，尤以天津为盛，所唱多梆子而少皮黄。瀛仙《女伶之发达》云：“名伶之产著，燕京为佳；女伶之产著，津沽为多。”并说：“今之关外三省暨燕京等处，舞台之有男女合演者，莫不由津沽输入之文明耳。”[12]天津创为男女合演，约在20世纪之初，所演为“梆黄两下锅”。输入北京是民国元年（1912），俞振庭之双庆班首开其端。同年又有富连成、太平和班相继邀进天津女伶同台合演。周明泰编纂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有具体记录。民国二年元旦，警厅下令禁止男女合演，限自八月一日起男女分班演出。于是单由女伶组成之戏班纷纷成立，称为“坤班”。在齐如山辑录的《戏班花名册》中，民国二年至六年间，上报成立之坤班即有二十七个之多。民国四年（1915）3月28日《顺天时报》发表听花《最近各园之台柱子》称，“现时都下开演之戏园凡十四处”，其中属男伶者五处，属女伶者五处，属童伶者四处。“女伶之台柱子：中和园——小香水（青衣）、七盏灯（花旦）、金玉兰（花旦）、金钢钻（青衣）；三庆园——刘喜奎（花旦）、赵紫云（武生）、于小霞（青衣）；同乐园——富竹友（青衣）、张秀琴（青衣）；天乐园——筱楼（武生）、鲜灵芝（花旦）；福寿堂——李紫卿（青衣）、李月卿（老生）、王素兰（花旦）。”上列十四人，除七盏灯（非上海之毛韵珂）、筱楼（非皮黄女武生郭小楼）、李紫卿三人不详外，唱梆子者七人，唱皮黄者仅赵紫云、于小霞、富竹友、李月卿四人。据1930年7月发表的《十年前平市坤伶题名录》，1912至1920年间，在北京露演过的坤伶将近二百人，其中皮黄坤伶及梆黄兼唱者近八十人，还是以唱梆子者居多[13]。这是北方坤班最活跃的时期。京津向无髦儿戏之称；坤班在京崛起后，沪上报刊亦渐改称髦儿戏为坤班。除京津沪外，汉口、济南、东北三省、江浙一带，以至南洋群岛，均有京剧坤班的演出活动。

对于坤班的兴起，听花（日本戏评家辻武雄）分析其原因有四：“一曰男剧之厌饱；二曰好尚之新奇；三曰戏价之少廉；四曰男女之情绪。”[14]其中当以“男女之情绪”为最根本的原因。女伶习艺时间一般较男伶为短，多以粉白黛绿之青春美吸引观众；观众中亦多重色轻艺者。对于女伶“演剧即不认真到家，人无不以其女而恕之；不但恕之，且更乐就之”[15]。且有“一般莘莘学子、赳赳武夫，以及失意名流、浪漫政客，日以捧坤角为正事，揄扬褒贬之诗文，刊满报章”[16]。坤班得势时，曾使男班处于冷落地位。张聊公《听歌想影录》谓：“男角所成立之班，类如风花一瞥，聚散无常，能常持而不敝者，寥寥不可多得。而女角之班，则往往能措磐石之安，树久长之计，当时剧界情形，诚有足使须眉抱惭者矣。”[17]然而这种局面并不长久，不过五六年而已。在北京，至1918年，坤班势力重心渐移于城南游艺园等综合性娱乐场所。上海女戏起来得较早，其衰落也较北京为早。1916年女戏馆群仙茶园改建之后，坤伶“即散处于各游戏场及男女合演之剧场中，未有能自组班底，特设剧场，再为独立之营业者”[18]。其原因主要是男女合演合法化，使坤班难以持久独立。从《戏班花名册》上反映出来，民国五年（1916），北京已有正式报批之男女合班成立。上海在光绪末年即有男女合演，但这种“合演”，“男剧中未尝有女，女剧中亦未尝有男”，男女各演各戏，“只可谓之合班，而不能谓合演”。未几亦遭禁止。进入民国以后，先租界后华界，先公益义演后营业演出，才逐步实行“男女合串”，大约在春华舞台改为更新舞台的1923年以后，“上海各剧场中，乃无一不男女合演”[19]。这种风气开通以后，坤班虽然衰落，而女性演员的演技则得到了更快的提高，最终使京剧完成了由清一色男子戏班，经过男班与坤班并存，以及男女合班而不合演，向着健全的男女合演之戏班合理过渡。

（原载《中华戏曲》第34辑，200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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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3—204页。

[2]姚燮：《复庄诗问》卷13。

[3]哀梨老人：《同光梨园纪略》，《半月戏剧》第5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

[4]《申报》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十一日。

[5]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卷4，1933年3月版。

[6]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1页。

[7]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8]《心声》第2卷第4号，1923年7月19日出版。

[9]漱石：《海上百名伶传——李毛儿》，《梨园公报》1929年4月23日。

[10]味莼：《坤伶兴衰史》，《戏剧月刊》第1卷第5期，1928年10月10日出版。

[11]何荫柟：《鉏月馆日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12]瀛仙：《女伶之发达》，《申报》1912年9月12日。

[13]醒石：《十年前平市坤伶题名录》，《戏剧月刊》第2卷第11期，1930年7月出版。

[14]听花：《壁上偶评·女剧大流行之原因》，《顺天时报》1915年3月31日。

[15]《女戏将盛行于沪说》，《申报》1899年12月9日。

[16]味莼：《坤伶兴衰史》，《戏剧月刊》第1卷第5期，1928年10月出版。

[17]张聊公：《听歌想影录》，天津书局1941年10月版，第52页。

[18]菊屏：《二十年前沪上坤班之概况》，《申报》1925年3月4日。

[19]漱石：《上海之男女合演》，《梨园公报》1929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