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的贡献

最近，我读到李小蒸先生翻译的“1935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整理者为瑞典学者拉尔斯·克莱贝尔格先生，他为这份记录拟的题目是《艺术的强大动力》。我把此稿推荐给《中华戏曲》发表。四年前，《中华戏曲》曾发表过由梅绍武先生翻译的“在1935年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者为拉尔斯·克莱堡，译者为这份记录拟了很长的题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戈登·克雷、布莱希特等艺术大师论京剧和梅兰芳表演艺术》。这两份记录都出自拉尔斯·克莱贝尔格（Lars Kleberg）之手，都经过我的手在《中华戏曲》上与读者见面，我有必要把经过情形略作说明，并谈谈我对这两份记录的看法。

梅绍武先生是怎样得到这份发言记录的呢？他在《译者的话》中作过说明，是1986年9月由他弟弟梅葆玖先生赴瑞典访问演出时带回来的。绍武先生对其尊翁梅兰芳在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中的伟大作用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已有不少著述。他深感1935年梅兰芳的访苏之行，虽与许多欧洲戏剧大师“切磋艺术，交流心得，建立了诚挚的友谊”，“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西方艺术大师当时怎样评价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却因一直缺少第一手材料而在国内未能详加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所以当他看到从瑞典带来的材料，认为“这份宝贵文献无疑弥补了上面所提到的缺陷”，于是把它翻译出来，并寄给了我。我与绍武先生的交往始于80年代初。在我担任《戏曲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之丛刊）编委期间，曾建议该刊开辟一个“外国艺术家论中国戏曲”的专栏，为此，我约请了几位翻译家收集、翻译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就有梅先生。后来专栏未能办成，只发表了绍武先生翻译的美国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杨的重要论文《梅兰芳》（见该刊第11辑，1984年2月出版）。大概绍武先生知道我重视这方面的资料，故把上述译文交我处理。

在读梅先生翻译的这篇发言记录时，既惊喜异常，又有一点疑惑。它不仅发言部分十分周详，而且还有许多会场气氛的生动细节，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走上讲台时很感“吃力”，“咳嗽得很厉害”；梅耶荷德则是“跃上舞台”，经过他老师斯氏身边时，“匆忙而热情地握了握”斯氏的胳膊；戈登·克雷结束发言时还向梅兰芳鞠了一躬；有些发言人之间争论激烈，听众的各种反应——掌声、笑声、嘘声、窃窃私语声，都被记录了下来。——这是用什么手段记录的呢？即使那时有录音机也无法记得如此详细。有些“动作”必须亲临现场者才能看到，而这位克莱贝尔格先生并非会议的参加者，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弄到如此生动具体的原始材料的呢？但是我的疑惑只是技术性的，对其内容毫无怀疑。早在1981年，童道明先生已把梅耶荷德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翻译出来发表在第3期《春风译丛》上，我熟读此文并加收藏，拿来对照，主要论点大体相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推荐给了《中华戏曲》，而且发表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第7辑首篇（1988年12月出版）。

大约隔了一年多，梅绍武先生打电话要我多寄几本《中华戏曲》给他，说是黄佐临先生要。并告诉我，佐临先生读此文存有怀疑，但又觉得重要，值得向话剧界推荐，建议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刊《话剧》转载（后来全文转载于该刊1992年第2—3期合刊）。此外，绍武先生又把此文收入《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

今年4月27日，我从杭州、宁波开完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后，返京途中路过上海，去母校上海戏剧学院看望校友。《戏剧艺术》副主编邵绥玲女士递过一封信给我看。信为李小蒸先生所写，说他新近从独联体电影杂志上翻译了一篇1935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的发言记录，问要不要？我对此当然极有兴趣。新译的会议记录与以前翻译发表的是何关系呢？久存心中的疑惑或许由此解开。绥玲女士见我深为关切，就托我回京后与译者联系，稿件如何处理也由我定。小蒸先生与我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职，平时很少联系。5月初，我拜访了他，并拿到译稿，阅后与他商定，由我推荐给《中华戏曲》发表。

《艺术的强大动力》正文前有克莱贝尔格先生的一篇小序，略谓：梅兰芳在1935年访苏演出期间，“几乎当时所有伟大的导演”“都观看了中国戏剧”，不仅有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泰依洛夫、爱森斯坦，还有英国的戈登·克雷，德国的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他们都留下了自己接触中国戏剧时产生的印象——有的通过文章，有的通过书信”。“早在70年代”，他就“从一些回忆文章中得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曾举行过一次纪念梅兰芳旅行演出的座谈会”，“曾长时间在各类档案中寻找过那次讨论的记录，但没有结果”。于是“决定写一部‘臆想记录’”。这部臆想记录题为《仙子的学生们》，是一出话剧，在1986年和1988年演出过两次。后来，“突然找到了当时讨论梅兰芳演出的纪录，它是保存在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的”。这就是发表在今年第1期独联体《电影艺术》杂志上的《艺术的强大动力》。

我读了这篇小序和译稿全文之后，打电话问梅绍武先生，证实梅先生译文的原题是《仙子的学生们》。这样，两份会议记录的关系清楚了：《艺术的强大动力》是新发现的原始记录的整理稿；《仙子的学生们》则是在找到原始记录之前的臆想记录——用独幕剧形式艺术地重现了这次莫斯科会议。

有了原始记录，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次座谈会，是应中国艺术家之约而召开的。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中回忆：“4月14日，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我们假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苏联文艺界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他们提出对中国戏的看法与批评。”会议由聂米洛维奇-丹钦柯主持。苏联方面先后发言的有特烈杰亚柯夫、梅耶荷德、格涅欣、泰依洛夫、爱森斯坦、聂米洛维奇-丹钦柯。中国方面发言的有梅兰芳和张彭春。在梅兰芳访苏期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多次观看梅兰芳的表演，两人“有过好几次谈话，交换彼此在艺术上亲身体验出来的甘苦得失”[1]，但这次座谈会斯氏因故未能出席。德国的皮斯卡托、布莱希特，英国的戈登·克雷，当时都在莫斯科，梅氏均未邀请，他们也均未与会。把这次会议国际化，完全是克莱贝尔格先生的艺术虚构。绍武先生和我，由于不了解这是臆想记录，竟把虚构当成了事实。如去年11月，我为参加首届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写了一篇论文《中国戏曲——西方戏剧的重要参照》（《剧本》月刊1992年第2、3、4期连载，本书也收入），其中第二部分的后半段，谈到梅兰芳访苏之行的影响，谈到这次会议，依据的主要材料就是这份臆想记录，所以有些论述不符合史实，这是要向读者致歉的。现在把原始记录发表出来，希望研究者不再以“假”当真。

但我对于推荐发表这份臆想记录并不后悔。即使事情的经过相反，先看到原始记录，后看到《仙子的学生们》，我仍然主张把它发表出来以供研究，因为这个虚构之中包含着许多理论和心态的真实性。——只是发表时，要把文章的性质说清楚，以免误会。而臆想记录，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是别开生面，很有意味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臆想性复原研究”。即研究者把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和形成的看法，不是写成论文，而是经过想象和艺术处理，“复原”为某个历史场面。本来，历史是无法复制、不能复原的，任何复原研究都带有臆想性，都是一种虚构——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虚构。真正有价值的复原研究，可以让读者、观众感受到高度的历史真实。我以为，《仙子的学生们》是这种研究的极其难得的好作品。我们如把臆想记录与原始记录做一对照，除了梅耶荷德的发言较为接近外，其他均属虚构，然从理论和心态的角度讲，又是相当真实的，因为这些虚构的发言均有若干依据。其中有些依据，中国读者也可以找得出来。如布莱希特的发言，主要摘编自他的著名论文《论中国人的戏剧》[2]；爱森斯坦的发言，则摘编自他专为欢迎梅兰芳访苏演出而作的《梨园仙子》一文[3]。克莱贝尔格先生在掌握远比我们所知的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在编织这些欧洲戏剧大师们的对话时，还十分出色地虚构了一个“戏剧冲突”：他们都以中国戏曲为参照，来“为自己的学派辩护”。因此，他们的发言，既表达各自对中国戏曲的理解和感受，又互相之间含有论战性。所以，这份臆想记录作为话剧演出，不仅扮演这些观众熟悉的戏剧大师，难度很大，有很高的观赏性，就是这些理论性很强的对话也并不枯燥，时有火花，有“戏”可看。而其中塑造得最为活跃的“角色”，要算梅耶荷德了。他后来的悲剧性遭遇，似乎也可以从这个臆想的座谈会上获得某种预感。这是非常成功的。克莱贝尔格先生在原始记录的小序中说：“关于这些极不相同的、各具自己鲜明个性的、决定着20世纪戏剧面貌的导演观点的艺术家们相互‘碰撞’的想法，仍然在吸引着我。”这是他决定写一部臆想记录的主要冲动。他从研究历史资料中所得出的这个印象、这个判断——不同学派观点的相互“碰撞”，是决定20世纪戏剧面貌越来越多样化的一种历史真实，他通过臆想记录把它立体化、动作化了。这是极有艺术魅力的学术成果，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艺术创作。

新发现的原始记录是个不完整的速记稿，然而弥足珍贵。它不仅记录了苏联艺术家们对梅兰芳戏剧的深刻印象和独到见解，寻求某种启迪的渴望，谨慎而又友好的建议，而且还十分难得地让我们听到了张彭春教授的声音。张教授是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的总导演、艺术顾问和对外宣传的主要发言人。但过去我们对他所知甚少。而这个记录中保留了我们研究张彭春的一些重要信息。这份宝贵的历史记录在苏联档案馆中沉睡了五十七年，由于克莱贝尔格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得以问世。无论是臆想记录的创作或原始记录的发现，都是这位瑞典学者的重要贡献。在结束本文时，恰巧收到了梅绍武先生寄来的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处邢秉顺先生对原始记录又一种译稿的复印件。从邢先生的译者说明中得悉：拉尔斯·克莱贝尔格先生70年代在苏联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后在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教授戏剧，现任瑞典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的臆想记录《仙子的学生们》曾被译成九种外国文字，可见流布甚广，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戏曲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热情关注中国戏曲的远方朋友感到无比高兴。

写于1992年6月24日
（原载《中华戏曲》第14辑，1993年8月出版）

[1]梅兰芳：《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350页。

[2]丁扬忠译，载《戏剧学习》1982年第1期。

[3]王燎译，题目译为《梨园魔法师》，载《当代外国艺术》第1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