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痛苦的政治家形象
——《成败萧何》赏析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安徽霍山县韩侯岭的韩信墓上有过这样一副对联。“两妇人”指饭信数十日的漂母和杀信于长乐宫钟室的吕后；“一知己”是萧何。寥寥十个字，从人际关系角度把韩信一生命运勾勒了出来。

韩信与萧何的关系，在《史记》上只有两则。一则是萧何把不被刘邦重用而逃逸的韩信追了回来，终于说动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帮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汉王朝。这个识才、荐才的故事，1922年二十七岁的周信芳把它编成《萧何月下追韩信》，后来成了麒派名剧之一。另一则是吕后处死韩信，事前曾“与萧相国谋”或说“用萧何计”。这件事京剧舞台上也搬演过，名《未央宫》，载《戏考》第十六册。剧中的萧何是诱骗韩信落入吕后网罗的帮凶，从艺术上说是写得很“水”的配角。上海京剧院的《成败萧何》可谓反其意而用之，把萧何作为核心人物，写成韩信的生平知己，是个“事君王，保知己”难以“周全”的痛苦的政治家形象。

从追韩信到斩韩信，相隔十多年，萧何与韩信有何交往？在《史记》里是个空白。剧作家李莉通过萧何介入钟离昧事件，出色地作了形象化的弥补。

钟离昧是项羽麾下大将，项羽死后投奔好友韩信。其时韩信已由齐王贬迁楚王。《史记》云：“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成败萧何》前半部戏就是围绕这件事展开的。第一场赐宴祭剑，刘邦向韩信提出追捕任务；第三场刘邦得报韩信抗旨护友要立即兴师问罪，萧何拦驾，既为刘邦安全计，又给韩信留下回旋馀地；第四场萧何赶到韩信辖地晓以利害，钟离昧自刎，萧何代韩信向刘邦献上“钦犯”人头，使危机得以缓解。这几场戏，情节发展气势凌厉，相关人物面貌清晰。从史剧创作来说，乃是历史记载与艺术虚构的巧妙融合。萧何拦驾时对刘邦的“三问”，原为陈平的话，见《史记·陈丞相世家》，经过剧作家的移花接木，用到萧何身上可谓天衣无缝。其价值在于：这个强力动作与机智对话，凸显了萧何应对危机的政治智慧，并使他与韩信的生平知己获得了继追韩信之后的新支点。有了这个有力支撑，后面吕后要动韩信必须找萧何商量，就有了合乎逻辑的感性直观。另外，钟离昧的自杀，在《史记》中是出于对韩信犹豫的激愤，戏里改为“酬知己，免危难，我一力承当”，使得他们的友谊有了分量。这场戏还有两笔也挺精彩：一笔写萧何既严责韩信不该“窝藏钦犯”，然对钟离昧的慷慨解危怀有真挚的敬意；另一笔写刘邦对韩信为钟离昧戴孝致哀，先是盛怒，后又哈哈大笑，不仅赐还人头，还让厚葬钟离昧，随即宣布遣散楚军，再贬韩信为淮阴侯，真个是君心叵测啊！这些地方，人物都写得不简单，所以戏很好看。

韩信之死的直接原因是陈豨反叛，刘邦御驾亲征，而韩信称病不从。《史记》写陈豨叛乱与韩信有过预谋，“淮阴侯掣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且承诺，你反了，吾将从中响应，“天下可图也”。另外还有韩信家臣向吕后上交了揭发材料。对这桩公案历来不少史家质疑。如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左右辟，则掣手之语谁闻？”“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1]赵翼《陔馀丛考》说：“《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2]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写《史记》，必须“依汉廷狱案”写进韩信传中，而且还在“太史公曰”中表态：“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3]但司马迁在骨底子里还是同情韩信的，所以把蒯通（本名彻，避武帝讳，史家改为通）向韩信献计叛汉并遭韩信拒绝的对话，详细录入传中，让读者自己分辨。《成败萧何》的作者，自然是以韩信受诬冤死为基础来构思的。否则，萧何面对的是谋反的韩信，一定可以毫无痛苦地同刘邦、吕后保持一致，那就是另外一出戏了。

后半部戏第五场写萧何力劝韩信赶快奔赴前线，利用刘邦不愿背杀戮功臣恶名的心理，可暂无性命之忧。第六场正面写吕后“与萧相国谋”，不是如何定计诱捕韩信，而是向萧何摊牌，你放走的韩信必须由你追回，给出的理由：刘邦春秋已高，现在韩信敢于称病违命，将来我母子如何驾驭得了？这是萧何难以反驳和拒绝的“神圣”托付。这就把萧何推到了“事君王”与“保知己”无法得兼的悬崖绝壁。最后一场是又一次萧何月下追韩信了。“天是同样天，月是同样月，人是同样人”；“十年前月下追信——追将才，十年后月下追信——追命来”。看过周信芳《追韩信》再看《成败萧何》的观众，更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情境的相似把情势的变异衬托得格外强烈，可以引人遐思、发人浩叹！萧何追上韩信，开门见山地宣布：奉皇后懿旨，召你长乐宫受死！韩信甘心走向长乐宫，犹如钟离昧，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力量。

这出悲剧在韩信是丢了性命，在萧何是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结尾处，“圣旨下”：“萧何协力诛杀叛逆有功，加赐五千户，拜为相国。”比《史记》所述还少了一项：加派五百名警卫保护萧相国安全。“汉”字大旗徐徐而降，充天塞地；要背千古骂名的萧何，在大旗下孑然而立，四顾茫然。伴唱声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显然，剧作家既同情韩信又同情萧何，而对于吕后与刘邦也没有倾向鲜明的谴责。她是回避了传统戏曲惯用的刻意褒贬，既不作施害者也不作被害者的辩护人，她只是比较生动地展现了由各方立场之“合理”行为所交构的悲剧结果，让我们品味、思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引叔本华说法，悲剧有三种：一种由极恶之人造成，一种由盲目的运命，还有一种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4]。《成败萧何》大概属于第三种吧。我们知道，继短暂的秦朝而起的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汉朝，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难以言喻，直到现在，“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5]。这个中国之统一政府的长命是经历了许多波折的，其中包括开国皇帝刘邦之分封异姓王与剪除异姓王。历史剧要用历史画面来丰富我们穿越古今的人生体验，别让历史风云中的悲欢离合由于我们不亲近历史（包括史学与史剧）而湮没。那样，损失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正在认识着、感觉着的我们自己。

比较起来，韩信形象的塑造还可斟酌。剧中表现韩信的居功自傲十分突出，一出场就有点耗子要舔猫的鼻梁骨的味道。第二场萧何对于韩信的叮咛只是“慎言行，少任性”，没有抓住要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悲剧的历史真实感。韩信思想的要害是留恋分封制。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之后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韩信向刘邦建议：“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6]这正好也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立功封王。所以，他在灭齐之后，自立假齐王，迫使刘邦正式加封。等到项羽败死，刘邦马上袭夺齐王军，把韩信徙为楚王。剧中韩信登场时，正值由齐而楚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傲气的内里是不满，他与钟离昧、陈豨的关系，需要从他虽然无意背叛刘邦，却有重掌兵权以扩充封地的企图来理解。因而作为知己的萧何应在这些要害问题上点拨。萧何的女儿（剧中的虚构人物）作为军事天才的崇拜者，可以把历年积累的对韩信战例的评析文章送给韩信，萧何就不必再送兵书战策了，能否送一点后来成为朝廷主导思想的黄老之学给韩信呢？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将军也要养性修身啊！

从《萧何月下追韩信》到《成败萧何》，同以萧何为主角，一为喜剧一为悲剧；从剧目品格来说，一属传统一属现代；从表演艺术来说，一为麒派艺术的开创性作品，一为麒派艺术风格的传承性作品。然而这个传承是包含着变化的。变化来自演员的禀赋、才艺，也来自剧目的内涵和演出风格。所以，《成败萧何》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继续探索历史剧创作的新思维，又是激发麒派艺术风格的生长性。整个演出效果表明已经获得双丰收。对于前一种探索，观摩心得略如上述；对于后一种追求，限于篇幅，只能另找机会再说了。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3月7日、《中国戏剧》2009年第3期）

[1]转引自韩兆琦：《〈史记〉新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2]赵翼：《陔馀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7页。

[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2630页。

[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5]〔日〕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6]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2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