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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说汇
1.6.4 再谈《贞观盛事》与尚长荣

再谈《贞观盛事》与尚长荣

对《贞观盛事》,已写过剧评《人文精神的历史画卷》。再谈,只是作些补充了。我欣赏这出戏的主旨和切入这个题材的特殊角度。主旨就是“盛世犹有隐患在”,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八个字,出自魏徵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剧本的这个立意,既合乎贞观之治的历史精神,又是当代艺术家对世况之切实感受的一种折射,很有现实意义。戏里写的“隐患”,到了今天已是“显患”——我们经常可以从传媒中看到揭露出来的各种阻碍发展社会生产力、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阻碍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取根本利益的腐败现象。同这类腐败现象作斗争,要靠法律、纪检,要靠社会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家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十多年前由老戏《法门寺》改编的《法门众生相》,新近根据历史传说编演的《胭脂河》,中国京剧院对滇剧优秀之作《瘦马御史》的移植,等等,都表现出了京剧界对廉政建设的深切关注。这是反映在艺术实践中的政治热情。人有各种感情,政治感情尤为可贵,因为它联系着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我们绝不可以因为吃过文艺从属政治、做政治工具的亏,就鄙薄、淡化政治感情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赞成张开焱的理论表述:既非从属,亦非平行,而是“召唤—应答”的关系[1]。《贞观盛事》可以说是对于反腐倡廉这一政治召唤的积极而又相当成功的艺术应答,是当代京剧舞台上的警世洪钟。

此剧创作之初,我颇为担心,一怕硬题材不易讨巧;二怕这个题材已多次搬演,难以避免雷同。结果出乎意料。用释放三千宫女来切入贞观之治,实在是独出心裁,别开生面。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钱穆《国史大纲》等史学名著没有不论及贞观之治的,但都没有提到过李世民两次释放宫女这件事。这是剧作家研读第一手史料,深入历史矿藏的独特发现。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长孙皇后亲自选定郑仁基之女,请李世民册封,后经魏徵奏明郑女已有婚约,“帝痛自咎,即诏停册”[2]。从事史剧创作,如不能亲自下矿开采可以加工为艺术品的矿石,单凭抽象意念,是难以编织出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感的生动情节来的。有了这两个具体史实做全剧的情节支架,这个硬题材得到了软处理。我们在观赏时既为炽烈的政治情感所激荡,又体验着流动于全剧的富于人文精神的诗情画意。这是历史剧创作中比较少见的政治命题人文化。而这种人文精神并非外加,它是同释放宫女事件一起被发掘出来,通过艺术渲染加以张扬的。李世民释放宫女时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隋氏末年,求采无已。……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3]读这段话时我很感动。一个封建君主,不只是为了节省开支,还提出“任求伉俪”、“亦人得各遂其性”,就是要让那些有幸被释放出来的三千宫女,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过女人的正常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重视人的生命、人的选择、人的幸福的人文精神吗?钱穆在《国史大纲》卷首有篇申明:“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信念”之一,即对本国已往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能以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可以对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4]读史书上关于贞观之治的记载,我是怀着“温情与敬意”的。戏里表现李世民的仁恻情怀,如此自然、真切,是因为它来自历史本身,并非凭空虚构。

《贞观盛事》的舞台呈现,称得上严谨、精致,气势恢弘,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新海派京剧的艺术风采。这出戏的主角是生(李世民)(魏徵),是男人们的戏,而冲突的交火点是宫女的命运问题,这从假台口与二道幕的宫女壁画上已露端倪。除了布景上的静止的宫女外,许多场面中活动的宫女更引人注目。疯了的苌娥以及环侍左右的默默的宫女群,都被导演作了精心处理,如李世民盛怒回宫时的纷纷跪迎,李世民与苌娥问答时的悄悄饮泣,被释放时的雀跃奔腾……群众场面如此入戏,为京剧所少见。那幽幽的陕北民歌的反复出现,不仅对京腔京韵是别有风致的穿插,使这出宫廷戏带上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情调,而且,还同由壮丽景观、华美服饰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构成凄楚与辉煌的微妙“交响”,意味深长。当然,最动人心魄的还是李世民与魏徵这对明君贤臣之间爆发出火花的冲突和最后达到“双赢”的化解。

戏剧冲突的高潮是第四场廷争。从这儿起,戏就一路精彩下去,直到第五场结束——闭幕。关怀演李世民气宇不凡,“他的优点是不拿捏自己”(尚长荣语),正好表现了一代英主的从容、自信、洒脱。廷争正趋激烈时,李世民突然宣布:“今日朝会已毕,有本明日再奏。退班!”这是对魏徵提出宫女问题,“干预君王家政”的拒斥、警告。这里,导演用了一个大调度,让李世民把魏徵甩在下场门一角。而秉性抗直的魏徵高叫一声“陛下”,就把李世民“定”在台口。接下去是魏徵的一长段念白,历数李世民若干年来对臣下诤谏之态度的变化,台词是从《新唐书·魏徵传》引魏徵语“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谏者悦而从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5]中化出来的,口语化了也更尖锐化了。长荣告诉我,背这段戏时不禁泪流满面。在台上,他以高度技巧,声情并茂地表现出了犯颜苦谏、无所屈挠的魏徵精神,台下观众为之动容。这场戏以李世民准备用陶制三彩马飒露紫奖励出巡归来的魏徵开始,情势逆转,以李世民摔碎陶马告终。在陶马的破碎声中,君臣关系陷入僵局。

第五场描绘君臣冲突的化解,是全剧最富于戏剧性和抒情性的华彩篇章。对这场戏,我在以前写的文章中作过描述。需要补充的是,李世民夜访魏徵,未见面时两人在不同空间中各自反思;及至见面,只有两句简洁、精妙的对话,然后相视而笑,在酣畅的笑声中,君臣嫌隙尽释。我们提倡过魏徵精神,未闻提倡过太宗胸怀。没有唐太宗的博大胸怀,也就不会有前后谏言二百馀事的魏徵精神。一笑了之的舞台处理,是两位政治家理想、情谊、人格的艺术升华。我从1999年10月29日《新民晚报》上看到陈薪伊的导演笔记,题目就叫《一笑了之》。文中谈到她到昭陵寻访魏徵墓,发现魏徵葬在凤凰山之巅,与九嵕山唐太宗墓遥遥相对,都在海拔1180米左右的高度,“太宗将唯一与他平行的山峰之巅赐给了魏徵”,使她“读懂”了这对君臣关系的“真实”。于是她用手机接通尚长荣。长荣问:“你在哪里?”薪伊答:“我在你的山陵上”。长荣笑了。薪伊觉得这个笑声“像魏徵”,于是联想到“太宗夜访魏徵,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薪伊在电话里问:“喂……一笑了之……怎么样?”长荣答:“好极了,你就瞧好吧!”读了这篇散文我才明白,舞台处理的神来之笔得自踏访昭陵时的灵感。这使我更加坚信:导演作为演出的创造者,是从剧本直接走向演出,还是先从剧本走向它所要表现的真实,再从把握到的真实走向演出呢?两种做法的结果是不会一样的。陈薪伊属于后者,所以常有闪光的艺术表现。尚长荣说“你就瞧好吧”,包含着他对“笑”的技巧自信,他那层波迭起又散为一泓秋水般的笑声,的确把君臣重归于好表现得极富于感染力。

对尚长荣,我写过《全能化性格演员》,是对他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的总体性评述。这里只谈他对魏徵的塑造。他是此剧的策划者,我看到过他给剧作者戴英禄一封情词恳切的信。他要演魏徵是由来已久的愿望,并且熟读《谏太宗十思疏》,做过许多案头工作。魏徵出身书香门第,“好读书,多所通涉”,战乱时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后来投唐。李世民即位后封他为谏议大夫,在当时“九品三十阶”内属于“正五品上阶”的文官。长荣演这个角色的难度在于运用花脸行当来演文人、演政治家。花脸讲究雄强之风、阳刚之美,历来以演武角色为多,文角色甚少。演魏徵,既要表现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又不能火爆,要不矜不躁,不失文人本色。在造型上,面部为红色三块瓦,用的是夕阳红,鲜亮中透着柔和,勾法比一般三块瓦显得脑门开阔、眉宇舒展;戴苍满髯。服装始终用沉静的蓝色调,只有花素之分:家居时用暗花,系丝绦;到国公府时换了一件在胸肩、下摆有银色花纹的蓝衣,束玉带;上金殿时再加蔽膝。他亲自参加唱腔设计,在魏徵第一次出场时,用的是花脸从未唱过的【四平调】,既同竹篱瓦舍、春雨梨花的情调相谐合,又有文人的潇洒感。廷争一场最能体现长荣的念白功夫,音域不高而苍劲有力,敛气托声,以高难度的颤音,强化了魏徵的披肝沥胆,一腔赤诚。在与李世民的对手戏中,长荣说,“尽责而不越位”是我的基本原则。不用架子花甩胡子、浑身哆嗦、打“哇呀呀”等技术手段,追求一种在朴实风格中出情出戏的境界。演《曹操与杨修》,有前人的艺术积累可资借鉴,演《贞观盛事》是原创。这个魏徵,大概可以说是京剧花脸行当中最有书卷气的历史名臣形象了。

我为《贞观盛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高兴,但并不满足。从文本上说,李世民的形象塑造要比魏徵更立体些,更有深度些;魏徴笔墨最多,反显平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把围绕郑仁基之女的纠葛,从李世民身上移到了国舅长孙无忌身上,削弱了冲突的尖锐性,魏徵也就尴尬不起来,难以在心灵深处掀起大波澜。这个意见我在《人文精神的历史画卷》中已说得比较详细。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写清楚魏徵出巡归来为什么要修本提出释放宫女问题。给我的直感,好像出自对卖炭哥遭遇的同情,这就把提出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模糊了,分量减轻了。钱穆《国史大纲》讲道:“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馀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馀,民间残破已极。”[6]贞观初,户口不满三百万,经过一百多年,到天宝十三年(754),户口才达到九百六十多万,“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7]写魏徵的奏本要立足于这个大背景,才有力量,可以参考引用《旧唐书·魏徵传》中的魏徵语:“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8]等。宫女问题即组织家庭、繁衍户口、恢复社会生产力问题,释放三千宫女是小数,却可以抑止“求采无已”,意义就更大了。苌娥、月娟、西域女子,是这个现实问题的具象化,不写清楚大背景,成了细琐的偶然事件,不利于构成贯通全剧的戏剧冲突。前三场戏虽然热闹,仍略显松散,与此有关。

(原载《中国戏剧》2001年第3期)


[1]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第102—104页。

[2]《新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3869页。

[3]《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36页。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卷首。

[5]《新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3873页。

[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390、391页。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390、391页。

[8]《旧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点校缩印本,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