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拆墙”导演余笑予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戏曲导演界，余笑予先生占有重要地位。他起步于楚剧，成名于京剧，又广泛参与南北多种地方戏曲的剧目建设，成功率较高，得奖无数，称得上“常胜将军”。

余笑予的成名标志：把湖北省京剧团从“三无”改变成了“三有”。武汉历来是京剧的一个重镇。新中国建立之初组建的武汉市京剧团，拥有高百岁、陈鹤峰、高盛麟、郭玉昆、杨菊蘋、李蔷华、高维廉等一批名角。相比之下，晚成立约二十年的湖北省京剧团，演员多为湖北戏校的毕业生或从基层剧团调来的新秀，一无名角，二无名剧，三无名气，唯一的潜在优势——配备有包括编、导、音、美的创作班子，核心人物是余笑予。成立九年之后的1979年，以小型现代戏《一包蜜》亮相北京，就得了个“碰头彩”。1980年冬，我在成都参加阳友鹤舞台生活六十年观摩活动之后，经重庆乘江轮抵达武汉，承蒙时任湖北省戏剧工作室副主任孙家兆先生挽留，看了五天戏。12月10日看的是《徐九经升官记》。翌晨有个小会征求意见，孙主任问：这出戏拿到北京去演行吗？我说：一定能打响！第二年四五月间，此剧在京演了二十多场，比我预想的还要轰动。其后十来年间，该团又推出了《药王庙传奇》（1984）、《膏药章》（1988）、《法门众生相》（1992），全都获得了当时的国家级奖励。至此，湖北省京剧团既有名剧，又有名导和名角，并被誉为“五连冠剧团”，比尚未演出《曹操与杨修》的上海京剧院，早风光了好几年。

余笑予是怎样造就湖北省京剧团并不断地成就他自己的呢？我与笑予没有私交，只是他作品的一个观众，有时同他在座谈会上相见。我听到过他一句很震撼我的话：“要拆掉京剧与观众之间的墙！”说这话的时间、地点都记不清了。最近翻阅他的文集《余笑予谈戏》，其中《探索中的断想》一文就有专节谈“拆墙”。他所谓的“墙”，是指传统京剧与当代观众的情感隔离。具体表现为：情节内容与人民群众无关痛痒，观众欣赏重点只在形式技巧，演员刻意模仿流派成果却不重视学习流派艺术家的独创精神。他认为，这都“严重地阻碍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这个“墙”怎么“拆”呢？他主张“让京剧‘回娘家’”，并引用焦菊隐先生的话，京剧要“努力去突破自己的躯壳，多向各地民间戏曲吸收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1]。余笑予先生的这番话，不必当做对京剧艺术的整体评价来解读，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创作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妨借用话剧导演常用的术语：“拆墙”是余笑予的“贯串动作”，密切京剧艺术与当代观众的精神联系是余笑予的“最高任务”。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总基调：要表达当代观众的某种关切；要把观众当作“情人”，谋求观众的情感卷入；在程式的运用上，要“放低一格”，以融入时代气氛、生活气息，缓解观众对京剧欣赏的紧张感、疏离感；选择题材，重视平民视角，尤其钟情于小人物的刻画，以喜剧风格、喜剧色彩，使之带着明显的亲民倾向，等等。这些追求，都同他的艺术出身有关，他的“娘家”——楚剧给了他深厚的支援。有人调侃说，这是要用楚剧改造京剧。事实上他并未消解京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京剧与地方戏曲的“杂交优势”。我以为，这种方向性选择，是余笑予走向成功和“五连冠”得以实现的根本因素，也表现出了余笑予的独特性。

余笑予能如鱼得水地实施他的艺术方略，还得益于有一个长期稳定、深度契合的创作集体。从《一包蜜》算起，这个集体稳定了十多年。他们之间的合作，超过一般意义上各自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往往在一出戏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中或在后续的加工过程中，都因为长期稳定而不断地相互渗透、深化默契，从而使作品的艺术质量不断提高，剧团的艺术风貌逐渐鲜明。余笑予以导演出名，又是文本创作的积极介入者。另一位重要人物谢鲁先生（比笑予小三岁），参与编剧又兼作曲。这两位艺术家的联手，掌控了作品最关键的部分。他们的创作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但始终是在编导、音乐一体化的思路上运行。对余、谢之间的深度互补，多年前，谢鲁先生在一次湖北省创作会议的发言中作过描述：“讲故事余笑予比我强，玩文字余笑予不如我；处理细节余笑予比我强，总体把握余笑予不如我；‘搞花哨’余笑予比我强，‘上档次’余笑予不如我。”如此坦率，十分难得。其他成员如习志淦、田少鹏等，同余、谢二位，既是合作者，又有师生之谊，受到教益，得到锻炼，成长为编剧家、舞台设计家。

“五连冠”实现后却发生了创作班子的解体。表面上看是余笑予“接活儿太多”，实质上是戏曲要发展而导演人才奇缺，难以坚持“单位所有制”了。1998年湖北省京剧团升格为湖北省京剧院，由此迄今，虽然也有新的好戏（如《建安轶事》），但真正支撑了这个艺术实体的还是“五连冠”的有效积累。《徐九经升官记》以累计演出近七百场而于2012年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膏药章》在1988年与《曹操与杨修》同获“京剧新剧目汇演”的优秀新剧目奖之后，相对而言，不是火速走红，而是渐渐升温、步步登高：2001年在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得了优秀保留剧目创新奖、2002年得了中国戏曲学会奖、2005年选入“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十大精品剧目。伴随这些成就和荣誉的，乃是原创成员不论调离了还是退休了，每逢重要演出，总会一次次聚集起来，对《膏药章》千淘万漉，精益求精。从这个角度说，当年的创作集体，形散而神未散也。今年1月8日，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梅春景女士给我发来2004年5月6日在武汉东湖翠柳宾馆的《膏药章》座谈会记录。这是一份未经整理的原始记录，估计是从录音带上“扒”下来的，有一万四千多字。读了以后，真是又高兴又感动。我喜爱《膏药章》，把它与《曹操与杨修》看作20世纪80年代京剧新编历史剧的双璧，如果能解决好表演艺术的传承问题，这两出戏都会有长久的舞台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但我患有“恐高症”，常因太喜欢反而不敢写评论，生怕伤害。而这份记录稿却保存了我对《膏药章》的评说以及加工建议，约有两千四百字，使我重拾记忆，很高兴。感动的是，看到该剧原创者余笑予、谢鲁先生都率先发言，谈自己作品有何不足或困惑，谦逊、虔诚，使客人们毫无顾虑，推心置腹。我相信，这次座谈，对《膏药章》的再度加工和冲刺进入“十大精品”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可惜这份记录没能经过整理、收入2007年出版的《膏药章》创作评论集——《历久弥精》。

最后要谈一个话题：走向新的综合。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2月，在武汉召开“湖北省京剧团十年艺术道路、余笑予导演艺术研讨会”。在当时，为一个剧团、一个导演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实属首次。因中国戏曲学会是主办单位之一，我去参加了组织工作。后来研讨会的成果结集出版，书名即为《走向新的综合》。这个书名取得非常好。走向新的综合，是中国戏曲正在经历的一种历史趋势，也是包括余笑予在内的新型戏曲导演必须共同面对的一种历史任务。

余笑予参与建设的“五连冠”，除了需要在精神内涵上寻找当代观众的关注点、感动点，还要在艺术形态上营造当代观众的欣赏点、愉悦点。后者，主要通过走向新的综合来实现。前者与后者的和谐统一，意味着作品的成功，意味着汇入了戏曲现代化的潮流。

有的朋友认为，中国戏曲已是高度完美的综合艺术，还用得着搞新的综合吗？中国戏曲同其他戏剧样式相比，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形态，即表演艺术本身就综合了唱念做打。有些古典剧种如昆曲、京剧等，确已把这种特殊综合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但这种高度完美，乃是古典形态的完美。戏曲不会到此止步。它还要走向新的综合，创造现代形态的多种多样的新的完美。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决不是替代。从长远来看，最理想的演出景观是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并存、媲美。在古典形态阶段，高水平的演员、乐师起关键作用；到了现代形态的新阶段，就要靠导演参与创造。所以，戏曲进入近现代社会，历史地、必然地会产生戏曲导演这门新的专业；越往前走，这个专业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显著，但我不赞成说是进入了“导演时代”。

余笑予把走向新的综合落实为“觅求与构建新的演出样式”。这个演出样式，还可以看作是“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有机组合。“内形式”即表演形式，就是具有剧种感性特征的唱念做打的综合；“外形式”是“内形式”在时间与空间、听觉与视觉的延伸，这要由音乐家、舞台美术家在导演统筹下作丰富、补充。导演统筹的依据是对演出内容的审美把握。余笑予提出要“寻求最佳的契合点”，事实上只有“较佳”，难有“最佳”，寻求最佳的契合点是个永远具有魔力的实践课题。尽管余笑予认为，“内形式”即表演形式也是可以“杂交”的，即可以适当地融入非本剧种、非传统的因素，但他总是牢牢地把它放在“觅求与构建新的演出样式”的核心部位。所以看他导演的戏，我有两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第一，他从来不搞“大制作”。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搞惯了”。他在《法门众生相》中对屏风的运用，在楚剧《虎将军》和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中对多层面可转动小平台的运用，帮助场面视觉变换，给演员以充分支点，都贯彻了简易、灵便的原则，决不欺压演出主体。他总是把演出的精彩和掌声落在表演艺术上。

第二，他强调整体表现力，以高度完整性征服观众。京剧进入了角儿制时期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水落石出”——只突出大牌名角，其他基本上都是“零碎活儿”。贤如梅兰芳也在所难免。余笑予的戏，角色有主次，他都倾情指导，严格要求。我看《膏药章》，朱世慧饰演的膏药章最立体，可比作圆雕；小寡妇是深浮雕，大师兄和革命党是浅浮雕，族公、洋买办、清廷官吏只是线条勾勒而已。这种深深浅浅，不是毛病，恰是整体感所必须具备的层次分明。而真正的好戏又必然会培养出、托举出新的名角。朱世慧先生就是“五连冠”造就的当代京剧第一名丑。从新的综合中走出来的表演艺术家更有创造力。

余笑予在《余笑予谈戏·后记》中说：

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一次山穷水复苦寻苦觅、焚膏继晷殚精竭虑的过程，即便如此，都未必能达到令自己满足的要求。……前面永远是未知，永远是需要辛勤探索和寻求才能达到的新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或可说是一个行者，永远的行者……[2]

让我们记住这位对新戏曲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永远的行者！

（原载《中国戏剧》2014年第3期）

[1]余笑予：《探索中的断想·拆除一堵墙》，《余笑予谈戏》，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45页。

[2]《余笑予谈戏》，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