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的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上海读书，才有机会观看京剧，最让我着迷的是麒麟童——周信芳先生的精彩表演。我那时十五六岁，看完他的戏，走在回家的路上，常会情不自禁地模仿他的舞台动作，有时在屋后的凉台上高歌一曲，也不怕打扰了邻居。而且自我感觉挺好：嗓音、韵味很像“麒老牌”啊！于是产生一种遐想：若是麒麟童经过我家门口，听到我的歌声，会收我做徒弟呢！——但这种机会一直没有等到。

进了高中又读郭沫若的历史剧，非常感动。我把这种感动同看麒麟童演戏的感动结合了起来，立下一个志愿：学编剧，用麒麟童的表演刻画历史人物，感动千千万万观众！由于1950年学校不招编剧班，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在舞台下见到我崇拜的周先生记得有四次：一次是1951年在康乐酒家，上海文艺界集会庆祝他演剧生活五十年。正在开会时，梅兰芳先生到上海，刚下火车，赶来祝贺，我看到他们二人的热情拥抱。第二次是1955年，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中国戏曲研究院全体同仁欢迎周先生就任副院长。院长梅先生因事未到，副院长程砚秋、张庚、罗合如都在座。领导致词后，罗院长点名要我发言，我讲了从事戏曲工作的起因，是受到了周先生表演和郭沫若历史剧的感动。“文革”中有同事还就这次发言给我贴了大字报。第三次是1957年在上海办第三届戏曲演员讲习会期间，给学员们观摩的演出计划中有一台京剧，是刘斌昆的《祥梅寺》、童芷苓的《得意缘》、周信芳的《斩经堂》，都是受批判的戏。请周先生演《斩经堂》是我建议的。开演之前，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向他道谢。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派我接待。他到得很早，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我说是舞台美术。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他说：“京剧很讲究塑形。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因“反右”运动开始，这个班提前结束，就匆匆返京了。第四次是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会演结束时，康生在大会上火药味十足的讲话，给文艺界罩上阴云。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想到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不免伤感。“文革”后期，我是从幸熙先生那里探听到一些周先生受罪的情形。

在周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京剧与上海》，发表在《文汇报》上。其中谈到周先生的演剧精神，大致为：争取民众，体贴现实，强化综合，倡导“整体的戏剧”。他给予观众充满正义感和忧患感的审美激动，唤起民众共鸣之强烈，在京剧界是无与伦比的。

我在八十岁那年完成了集体项目《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的“常务”性编纂工作，历时十五年，总算为京剧做了点实事。追本溯源，是同少年时代看周先生表演、培养起对京剧的兴趣分不开的。兴趣的力量，潜在而又顽强，影响着我对事业的选择、对京剧的挚爱。

（原载《新民晚报》2015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