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公正的剧评”
——读周信芳先生一篇佚文

1959年12月，周先生在《周信芳戏剧散论》跋文中说，他还有数量相当大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目前是难于查找了”。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印《周信芳文集》时，对周的旧文也未顾上查找，故卷末所附之《周信芳文章篇目索引》，旧文部分仍是《周信芳戏剧散论》已收编的那些篇。笔者为了想对周作点研究，趁赴沪祝贺天蟾京剧中心成立之便，在上海图书馆匆匆翻阅了一些旧报刊，居然找到两篇未见著录的佚文。现把其中一篇——《剧史剧照剧评的重要》，稍作修订，建议《中国文化报》重予发表，作为对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此文原载梅花馆主（郑子褒）主编的《半月戏剧》第六卷第一期。该刊创办于1937年6月，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京剧为主的重要戏曲刊物之一。出至五卷九期停刊。1946年11月复刊时，周信芳撰文致贺，并就加强剧史研究、征集南北珍贵剧照、开展“公正的剧评”，谈了一些感想和建议。

近代剧评的兴起，与京剧的盛行可以说是同步的。半个世纪前的京剧，既是民族艺术又是流行艺术。大小报纸几乎无不设有剧评专栏或副刊，且有许多专门戏剧刊物。这对普及京剧知识，陶冶观众情趣，提高演艺水平，推动理论研究，无疑起过很大作用。但其中流弊也不少。周在文章中说：“我是个中国伶人，一向是受批评的。”的确，他在开创麒派艺术的过程中，很少获得舆论支持，而是“长期间受到文字上的讽刺和言语中的嘲笑”[1]。他是埋头苦干了二三十年，“才达到了大成功大光明的境域”[2]。由于他挨的“骂”多，故对评论中之弊端的感受也格外深切。

剧评能否“公正”是个复杂问题，因为涉及欣赏趣味。剧评家同普通观众一样，会有个人偏爱。拉丁文中有句成语：“谈到趣味无争辩。”人们在欣赏活动中，“对自己的趣味的自豪感，这是审美诚意的最大佐证”[3]。评论之受个人趣味的影响自亦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周说：“作为一个普通欣赏者是可以的；论到批评，自宜公正为是。”这是期望评论者超越个人爱好的狭隘性，避免以个人偏爱替代客观标准，更多地“从整个戏剧方面着想”，“方是真正爱好戏剧和提倡戏剧”。这种要求当然也是合理的。

周提出“公正”问题，主要不是针对个人的审美趣味。他摘抄的傅斯年对戏评工作的几段激烈批评，来自1918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四号《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相隔已二十八年。周问：“试看以上的几段，如今是否还有一部分评论是犯着这样的病？”一个评论工作者，如果陷入“竟为金钱所使”，还谈得上审美诚意吗？所谓“党见”即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情绪，在京剧界一直闹得相当厉害，妨碍了相互学习，“分散了伶人团结”。例如，1936年曾有人提出伶界要“除三害”，这“三害”就是指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4]，都是独辟蹊径，富于创造性的流派创始人。把这样的艺术家当作“害”来“除”，其“党见”之深可想而知了。周呼吁：“对戏剧的新旧取舍，对有才志的青年，不论南北，不分派别，都应鼓励，指导，和善意的严正的指责。”“要完成良好的戏剧，先要有良好的演员。公正的剧评，方是演员的导师。”这些话，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周的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怎样看待彩头戏和《劈》、《纺》一类商业性戏剧。改革者常常斥之为“恶形”（或作“恶性”）。周则认为，“这是暮落和新生的桥梁”，是“新的戏剧来临的前夕”难以避免的现象。周本人对这类戏并不满意，但他看出它们“浑杂不清”之中“还蕴藏着不少生气”，适应了观众“求新的意念”；这是“时代的变迁，自然的潮流，保守也保守不住”的。而这类“恶形的戏剧滋长”，实由“正当戏剧发展”受到“阻止”而“助成”的。如果在“改良旧戏剧和创造新戏剧”上有长足的进展，那么，观众不至于“饥不择食”地趋附这类戏了。这同剧评工作也有关系。保守的戏评家往往不体谅改良和创造之艰难，一味讥笑改革是“硬干无益，徒遭失败”，正可阻厄新戏剧的来临而助成恶形戏剧的滋长。因此，“公正的剧评”还应承担这样的任务：“防卫进步的改革运动”。这是周在同一年，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不久，同田汉汉先生的交谈中明确提出来的[5]。

评论不是恭维，不是攻讦，而是分析，是发现；是在美中发现不足，在不足中发现美。剧评要做演员的导师，做进步的戏剧改革的防卫，在旧时代不易做到，在新时代也不易做到。周信芳先生的这份期待，对于戏剧评论工作者，是永远、永远的一种激励。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4年12月14日）

[1]《周信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梅花馆主（郑子褒）：《我对于麒麟童的认识》，《麒麟童特刊》，1942年2月出版。

[3]〔美国〕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4]见《戏剧周报》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7日出版。

[5]田汉：《周信芳先生与平剧改革运动》，《文萃》第50期，1946年10月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