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古典美，创造现代美[1]

“文革”以后，京剧基本上进入了“后大师时代”。在新时期，京剧艰难前行，不能说没有新的大师，其认同度虽不能同历史上的大师们相比，也不能湮没。我觉得，至少有两位可以考虑。一是河北裴艳玲，一是上海尚长荣。前者以传统艺术的深厚积累和出色发挥取胜，后者可以称之为新时期“现代京剧”的开启者。

当大师，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有若干独创性作品，为京剧这棵生命之树增添新的果实，丰富了京剧艺术的积累；（二）其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鲜明风格，能有序地传承下去，继续活在今后的舞台上；（三）要有提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经验总结，融入京剧艺术的精神传统，增强其活力。

用这三条来衡量，裴、尚二位都还有些不足，但都可以弥补。以尚长荣来说，他的《曹操与杨修》正在向青年演员精心传授。还听说，将成立尚长荣艺术的研究工作室，记录、整理、总结他的表演艺术经验。如果这两项工作做得很好，尚长荣作为新时期京剧大师之一的认同度也会大大提高。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当面表扬了尚长荣：你的戏我看过，很有现实针对性，真正起到了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作用。这个表扬，意义重大。

京剧虽然处于“后大师时代”，无法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进入新的大师时代，但京剧是难以消亡的。它建立在艺术表现力基础之上的艺术生命力是十分强大的。从这次艺术节来看，京剧界的精神面貌是积极进取，力争上游，取得了很大成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注重人物心灵的深入描写，折射出当代人的思考；敢于表现重要历史人物，如屈原、康熙、林则徐、杨靖宇等，使京剧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更加深厚；不但处于京剧中心地区的院团依然倾情投入，表现强势，有些不处于中心地区的院团，也用自己的作品，表明他们站到了京剧艺术探索的前沿。

我有三点希望：

一、要把传承古典美和创造现代美作为京剧艺术建设的基本方针，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在历史上，京剧既是民族艺术又是时尚艺术。到了现当代，由于文化格局的巨变，外来的和内生的新的时尚艺术的大量兴起，使京剧边缘化了。经过京剧界的不懈努力，使京剧转化为既是古典艺术又是现代艺术。这是了不起的转化。

对于京剧是古典艺术，大家比较认同。但要以传统剧目为主要载体的古典美得以保存、传承，也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好的工作。因为传统戏不一定都是经典；真正的经典，乃是现代艺术家对传统戏的精心选择、加工、提升。有了古典美的传承，京剧现代美的创造就有了“根”，就会从中汲取本原信息，有利于避免异化，并与之并存、媲美。

对于京剧还是一种现代艺术，则有分歧。但这是铁的事实，而且正在继续成长、发展之中。京剧必须以传承古典美和创造现代美两个翅膀飞向未来。

二、要把政策扶持工作做深做细，尤其要帮助院团克服在困难条件下容易产生的浮躁情绪，这样，我们国家非常有力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宝贵扶持，避免浪费，真正滋补在京剧艺术的建设之上。

京剧的艺术建设要突出抓住两个重点。一是艺术创作的起点，就是文本；一是艺术创作的终端，就是演员，就是表演艺术。一出戏最后能把观众打动到何种程度，是靠演员的功力与魅力，靠表演艺术的力量。但前提是必须有好的起点，好的剧本。现在作家队伍太小，好的文本太少，是京剧发展的瓶颈。同时，演员实践机会太少，成长太慢，也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这样说，绝非轻视导演、作曲和舞台美术。这些艺术力量，归根到底，是开发起点的文化价值，丰富和强化终端的艺术征服力，并从中表现出各自的、互相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没有起点与终端这两个重点的良好基础，其他艺术力量也就无用武之地。

三、要深入开展京剧的理论研究。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次艺术节，文化部领导要求加强评论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戏一评”。评论就是运用基本原理对具体作品的一种审美判断。加强评论与深入研究基本原理可以相得益彰。应当承认，在京剧的艺术特征、文化定位以及“移步不换形”等许多理论问题上，分歧很大，相当混乱。这种混乱，有其历史根源，因为我们走的弯路、受的挫折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通过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结合艺术实践，逐步正本清源，既加强了理论建设，也有利于京剧的健康发展。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京剧现代化问题，有许多误解，亟须澄清。

1. 现代化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不能等同于提倡表现现代生活。对于京剧来说，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题材，都可以表现。现代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的追求和预设，其目标是丰富和提高当代人的心灵建设。

2. 现代化不是要把民族艺术西方化。西方戏剧经验可以借鉴，借鉴是为了丰富，而不是简单的拼接，更不是替代和消解民族艺术内在的美学精神。

3. 现代化也不是对不同的戏曲剧种和不同的戏曲作品的一种统一要求。一定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反对简单化、一刀切。拿京剧来说，对公认的传统经典，如《捉放曹》、《空城计》、《霸王别姬》、《锁麟囊》、《野猪林》、《望江亭》、《穆桂英挂帅》，等等，要高水平传承。有些基础好的、还有这样那样不足之处的，要审慎地、“移步不换形”地加以改进，争取经典化，就像当年梅兰芳对于《宇宙锋》、《贵妃醉酒》所做的那样。有些传统剧目可以与新创作并存媲美，就像《遇皇后·打龙袍》与上海京剧院的《狸猫换太子》，北京京剧院的《秦香莲》与天津京剧院的《香莲案》。有些则是全新的原创之作，如《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膏药章》、《骆驼祥子》，刚刚推出来还可以进一步加工的《金锁记》、《金缕曲》，等等。所有这些不同审美形态的京剧作品的传承、加工和创造，都是京剧现代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次讨论中有同志提出来，京剧可不可以地方化？我的想法是：京剧既要古典化也要现代化，既要全国性也要地方性。但这个地方化或地方性，是随着作品的有效积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某种艺术特色。不能主观臆造，拔苗助长。过去就有过鄂派、津派之说，尚未成熟；只有海派，从20世纪初商业化主导下的近代化，逐渐走向成熟，前有周信芳，后有“尚长荣三部曲”和“陈少云三部曲”，才有了气象。这是多么曲折艰辛的历程。

当下有不少地方文化部门热心提倡开发利用地域性文化资源，往往采取命题作文的办法，虽然方法上有缺点，但这种要求有合理性，有利于丰富京剧艺术，有利于京剧现代化中的多样化，有利于京剧与各地人文的深度结合。需要注意的是，有文化意义的不一定有戏剧价值。要想办法让戏剧价值与文化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关键是看能否有效地、创造性地运用京剧的本体艺术手段，演绎出生动感人的中国故事。

习总书记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相信，京剧的现代建设必将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并由此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

（原载《中国戏剧》2014年第12期）

[1]2014年11月20日在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