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京剧终于修成正果[1]

尽管尚长荣先生有若干出色的传统折子戏，但如果只有一部新作品《曹操与杨修》，我们将如何评价尚长荣的艺术成就呢？我们会调侃地称之为“尚一出”。没有了“三部曲”，也就不存在“尚长荣阶段”。上海京剧院五十年院庆时，我写文章把这“三部曲”称作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阶段”（现在罗怀臻又置换为“尚长荣时代”了）。总之，孤零零的一出戏，我们评价尚长荣就底气不足。

我在1995年12月一次戏剧沙龙的发言中说，尚长荣“是京剧界最耀眼的跨世纪巨星，再经过世纪之交这十来年的奋斗，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一代的艺术大师”[2]。今天，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靠的是“三部曲”。

尚长荣与上海京剧院的好处，就是没有背《曹操与杨修》大获成功的包袱，而是继续探索，继续创造，继续前进！

我是不赞成用《曹操与杨修》来打压《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的。说什么《贞观盛事》是对体制的“小骂大帮忙”，是“揣度圣意”的“失魂”之作；说什么《廉吏于成龙》是精神产品中的“三鹿奶粉”。

这三出戏的思想意义各有不同，艺术成就也有各自特色和某种差别，但要明确，《贞观盛事》与《廉吏于成龙》都是取信历史、关照现实的好戏。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卷首说：对中国以往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能以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可以对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3]。对魏徵、唐太宗、康熙（他没有出场，却是康熙指派并支持于成龙去料理福建通海案的）、于成龙，我们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艺术地表现他们是应该的。这里不存在赞美封建制度的问题。这些戏只是张扬古人的嘉言懿行、优秀品质，以提高我们的社会正气。文艺不可能解决体制缺陷，我们也不幻想贪官污吏看了戏就会转变。但好的戏能够表达人民的愿望，也有某种荡涤心灵的力量，所以获得广大观众（也就是人民）的感动、欢迎。

我真诚希望，朋友啊，在你“站在上帝的高度”之前，先在历史与人民面前，端正态度！

这个“三部曲”对尚长荣表演艺术的发展就更加重要了。三个形象，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一个本色脸，个个鲜明生动。观众喜欢这些戏，是同尚长荣表演艺术的魅力分不开的。这些戏让我们看到了尚长荣在激活传统的理念之下，把花脸行当的表演水平提到怎样一个新高度！然而我们对尚长荣表演艺术的成就和经验，还远远没有来得及深入总结。

我看了尚长荣的“三部曲”，有一句涌在心头的话，一吐为快：从周信芳到尚长荣，海派京剧终于修成正果！

这“三部曲”有贯穿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周信芳一生所追求的：争取民众，体贴现实，强化综合，倡导“整体的戏剧”。

周信芳是京剧史上最重视性格化的动作的大师。他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编演的新戏，虽然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尤其抗战期间的“歌台深处筑心防”，但从今天的要求来说，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来说，大概还不能同“尚长荣三部曲”相比。田汉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却没有帮他写过一出戏，想帮他改《明末遗恨》也是半途而废。

“尚长荣阶段”把“周信芳阶段”的演剧精神，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环境，运用新的艺术资源，发扬到了新的艺术境界。

对“尚长荣三部曲”就不必称之为“海派京剧”或“新海派京剧”了，这就是现代京剧。今天，京剧艺术已经由京派与海派的对峙、融通，转化为古典与现代的并存、媲美。

“后尚长荣阶段”的上海京剧院，令人担忧也令人期待。但我想，若能把周、尚两位大师的艺术追求、艺术经验当作剧院的精神命脉，在中青年演员中培养集体审美理想，也许会有一个短暂的低潮，总归还会再领风骚的。

（原载《中国戏剧》2010年第7期）

[1]2008年11月24日在尚长荣三部曲研讨会上的发言。

[2]《呼唤大家——尚长荣表演艺术座谈会》，《中国戏剧》1996年第1期。

[3]钱穆：《国史大纲》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