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故里是城南[1]

京剧是在北京出生的，这是共识。我想再具体化些：徽班究竟在北京的哪儿孕育了京剧？答案是：在北京城南的商业文化区。

1790年徽班进京，并未进宫。说最早进京的三庆徽参加了“进宫祝寿演出”是没有根据的。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演出有三种：一是八月上旬在圆明园的清音阁演了十天连台大戏《昇平宝筏》（西游记故事）；二是八月十二日乾隆皇帝由圆明园回紫禁城，沿途张灯结彩，搭建了许多戏台，各衙门各省会分段包干，组织各类演出；三是八月十三日乾隆生日当天在大内宁寿宫的畅音阁还有一台各种吉祥戏的演出。前清音阁和后畅音阁的两种演出，都由南府伶人承应，唱的主要是昆弋腔。奉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之命进京祝寿的三庆班，参加的是第二种演出，即在两浙盐务承包的地段内，在一个或数个临时戏台上献艺。庆典结束后留在北京城南进行营业演出。

能说明京剧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形成的最可靠的记载，是1845年出版的《都门纪略》，当时称京剧为“时尚黄腔”或二黄腔。被京剧界奉为“老生三鼎甲”的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就在这本导游性质的书里第一次集体亮相。传召京城商演徽班进宫演出并对京剧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咸丰皇帝。他说昆曲“音多缓惰，柔逾于刚”，二黄“高而不折，扬而不漫”[2]。他是清朝头一个在审美趣味上有崇花抑雅倾向的皇帝。而京剧艺人经常性进宫承应已是光绪九年（1883）之后的事。所以梅兰芳说：“清宫对于京戏的认识，大概一直到了光绪十年……才引起重视的。”[3]那时的京剧已由形成走向成熟。名角的进宫演出，又对京剧的精致化、规范化和社会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起着促进作用。

几代徽班艺人就是在城南打造戏曲的新品种——京剧。从徽班进京到咸丰年间京剧首次进宫演出，中间相隔大约七十年。慈禧太后把京剧当作宫中第一娱乐对象，离三庆徽进京的年代已相隔九十三年。因为清政府有禁令，在内城不允许开设戏园，所以这些徽班伶人都是在京城的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南边生活着，活动着，创造着。核心地区是今天的前门西大街和宣武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和骡马市大街以北，前门大街以西、宣武门外大街以东的那一片极其繁华的商业文化区。可以说，进了北京的徽班是京剧的摇篮，北京的城南是京剧的故里。

徽班是多声腔表演团体，怎么从中孕育出了京剧呢？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试论徽班进京与京剧形成》，这里就从略了。判断城南为京剧故里，有两个标志非常重要：一为伶人居处，一为演出场所。1842年杨懋建《梦华琐簿》说得很清楚：“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春台寓百顺胡同，三庆寓韩家潭，四喜寓陕西巷，和春寓李铁拐斜街，嵩祝寓石头胡同。”[4]这个“大下处”，就是剧团的团部所在地吧，所以称“总寓”。而有些名演员“别立下处”，称“私寓”，各有堂号。比较集中地介绍伶人私寓的书是1873年的《菊部群英》，现在能看到的是其下卷，列出六十一家，其中住韩家潭的有二十七家，占总数44％。其他三十四家住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等九处，都在韩家潭附近[5]。比《菊部群英》再早四十五年的《金台残泪记》（成书于1828年），也可说明伶人在此居住由来已久[6]。所以梨园界有谚：“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韩家潭。”伶人居处的集中和稳定，是有社会原因的。他们既受人喜爱，又受人歧视，只好自成畦落，同外界保持某种距离。这是不幸的，然而也由此形成了潘光旦先生《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说的“内群婚配”的习惯，只要姻缘巧合与衣钵相传，可以产生出“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足见才气之所钟，自有寻常社会环境所不能摧残抹杀者在”[7]。而戏剧之生存又需要深入社会，尤其要同商贸、餐饮、旅游等互为波澜。选择韩家潭一带居住，正好同市廛、旅店、商贩、茶园（即戏园）高度集中的大栅栏，以及图书充栋、宝玩盈街的琉璃厂等等十分邻近，真个是如鱼得水。因为演出场地多而又集中，势必引起徽班内部的种种竞争，必须各擅胜场，才能很好地生存，从而推动徽班名伶们不断做出新的选择与创造，终于导致京剧的形成。

京剧故里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有待充分开发研究。我希望新西城区文教部门能做出“清代宣南名伶故居分布图”和“清代宣南剧场（除茶园外，包括有戏台的会馆等）分布图”，充实到湖广会馆的戏剧博物馆以及未来的国家戏剧博物馆中去，这将有助于我们从京剧诞生这个角度加深对北京城南文化底蕴、文化魅力之体验。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10月27日）

[1]2010年10月20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纪念徽班进京二百二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2]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7页。

[3]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

[4]蕊珠旧史（杨懋建）：《梦华琐簿》，《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5]小游仙客《菊部群英》下卷，富文斋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

[6]华胥大夫（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卷3《杂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7]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