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桃花的幻象与七份遗书

3月26日海子卧轨前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伴随着从1987年开始的“太阳七部书”向着极限的冲击，以及这一冲击中的体力精神透支，在进入1989年后，海子的大脑时而出现幻视幻听现象。应该说，他对自己进入“赤道”后走向今天这一步不能没有预感。他对那些短命天才精神生命轨迹的洞悉，特别是他了如指掌的荷尔德林毁于“天才生活”的脑伤以至接着的白痴状态，都不能不是他心理上的阴影。但当这征兆开始在他的生命中显现时，他仍然心绪难宁。

2月份还在查湾过寒假时，海子曾给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去过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我因病需要在武汉治疗，先想请半年假，谢谢×主任”。此后，他觉得身体状况也还可以，就又提前结束寒假回到了法大。

关于海子的这一举动，我想可能与这样几个事情相关：其一，海子此时已有了轻度的大脑幻视幻听现象，而他之所以要去武汉治疗，很可能与常远的妻子孙舸有关，孙舸1988年以“人体科学”方面的特长 （ 亦即人体特异功能？ ）， “被中国地质矿产部免试特招进入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地质矿产系攻读专科与本科” （ 毕业后就职于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 （ 北京 ）， 从事矿产勘查、 人体科学研究 ），海子打算去武汉治病，应当是找孙舸寻求或探讨治疗之道。其二，他此时收到了B要到北京的信。所以，开学后，他还为自己先请假而后又放弃这一矛盾行为，专门以书面的形式，给主任作了一个礼貌而诚恳的说明，并在这说明的最后表示：我今年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这个表态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不无感慨，一个在自己的“大诗”中上天入地的诗歌圣童，他生命中的另一点位，却落脚在对一个讲师职称的宏愿上。这个宏愿，是为他查湾的父母所考虑的吗？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不难感到，在以巨大的毅力推进自己诗歌进程的同时，海子的心理已处于焦虑的游移状态：从这个心思忽而跳入另一个心思，并一直漂浮着，仿佛车轮的打滑。所谓的“魔障”，已开始在他的生命中频繁作乱。

接下来这段描述中的部分材料，来自常远。它是2005年我进行《 海子评传 （ 修订本 ）》的工作时，由常远提供的。1999年，我在书写这部评传的第一个版本《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时，曾就有关问题给常远去过一封信。他当时因心有顾虑不曾回信。2004年4月，也就是这部评传的首版本出版已整整三年后，我意外地接到了常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读了《海子评传》后，没想到我会对他作如此客观的描述 （ 海子去世后，他曾一度被传闻描述成海子自杀的罪魁祸首 ）。因之愿与我作进一步的信息交流。然后应我的要求，传来了这些资料。

将这些资料和我已有的资料综合起来看，海子去世前一共写了七份遗书。由于多数的遗书前边未写有“遗书”或“遗言”二字，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不是遗书的遗书。为了表述时的一目了然，下面在引用这些遗书时，我将依次标上序号。第一封和第二封，相继写于他去世前三天的3月24日凌晨。全文如下：

一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4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

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子

1989. 3. 24

二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幻听到的心声中的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1989. 3. 24 夜5点

按准确的时间表述，这里的1989. 3. 24“夜5点”，应该是这一天的“凌晨5点”。而他大脑中致命的幻听现象，似乎都是在夜深人静时才发作的。接下来，海子在1989年3月24日，度过了一个继续为后事做准备的恍惚而清醒的白天。

接着，又进入了让他异常敏感的黑夜——3月25日凌晨3点，海子从梦中突然醒来，发疯般地发出“我不行了”这一绝望的呐喊，以致单元楼上的许多同事都听到了这一声音，并有人赶到他的房间来看个究竟。尴尬地敷衍走同事们之后，海子坐在桌前又开始书写遗书。一份写给家人，一份给骆一禾，一份给校领导。

这三份遗书，原文依次如下：

三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子

1989. 3. 25

四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

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子

1989. 3. 25

五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4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1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

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

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子 1989. 3. 25

在以上的第一份和第五份遗书中，有一个重要的关节，这就是“上个星期四”这一时间概念。这一天，正是3月16日，也就是海子与教研室的同事们聚餐醉酒后，认为自己说了与B初恋中不宜说的往事，而深感自责的那个日子。看来正是由于这一强烈的精神刺激，他原先大脑中轻度的幻视幻听才突然加剧。这也就是我在前边所说的，海子自杀的形而下的因素。

应当就是从那一天往后的时间里，海子开始做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而到了3月25日凌晨，这些准备似乎已经做完——他的所有已誊清的手稿，未及进一步修改的草稿，都用塑料绳扎成一捆，连同由一女性笔迹抄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的诗一起，都整理好，放在他从查湾老家带来的一个小木箱中。遗书写完后也放进了抽屉。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又把自己所住的两间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常用的所有书籍、画册也都归整摆好，如同西川在《怀念》一文中所记述的，他所珍爱的七卷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被放在室内最显眼的一张桌子上，而整个房间干干净净，干净得“像一座坟墓”。

大约在3月25日清晨7点左右，海子离开学校。

此时，离海子的殒命还有34小时。据西川在《死亡后记》一文中推测，海子应该是从当天中午就到了山海关，并一直待到第二天下午。

接着就是3月26日下午5时多，海子在山海关铁路上的卧轨。但此时，政法大学和海子所有的朋友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也就是在这一时间区段，有一个人急了。这个人就是常远。

因为3月25日凌晨3点那声灵魂出窍般的绝望呐喊后，海子就成了同事们关注的焦点。但天亮以后，他却失踪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26日，海子仍无音信，同事中就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法大校方，并打开了海子的宿舍，随即也就看到海子留下的五份遗书。于此，这些遗书中一再提到的常远，就成了焦点人物。但直到海子已经自杀后的3月26日晚，所有的人对海子的去向仍不清楚。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被笼罩在议论中心的常远，写下了《关于海子 （ 查海生 ）——致有关部门》这么一份约两千多字的书面说明材料。在回顾并介绍了他与海子的交往和友情后，他继而这样写道：“我祈盼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否则，必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和苦恼。”

3月27日，山海关车站根据海子身上一份遗书所述的身份，打电话给北京车站，北京站继而通知了政法大学。政法大学在大约是给骆一禾单位打电话未通的情况下，转而打通了海子另一位当年的北大校友，时在《文艺报》任编辑，并活跃于诗歌界的老木。老木再打电话给骆一禾，两人又一起打电话告知了西川。同时，法大的电话也辗转到查湾海子父亲查振全的耳边：海子病了，请速来北京。当海子的父母亲于3月28日动身赶到北京，得知事情的真相后，立时便蒙了。

接下来，就是由法大的一位副校长带队，与海子的父母、骆一禾、及海子在法大的几位同事一起去了山海关。等一行人员返回政法大学后，带回的已是海子的一盒骨灰。

政法大学最后会同法医对海子作出的死亡诊断书认定，海子是死于“精神分裂症”。始终参与了此事的骆一禾，对这一结论当场表示了坚决的否定。而骆一禾的这一否定，又有什么依据呢？

综合另外一些资料看，海子在上述的五份遗书之前，还给骆一禾写过一份类似遗书的文字。之所以说是“类似”，是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看，它似乎是海子给骆一禾有关自己身体精神状态和写作近况的一个介绍，但当海子自杀后，它在骆一禾的眼中就有了实际上的遗书的意味。关于这份遗书，虽然我们已无法找到它的原件，但其中的基本内容，却在骆一禾1989年4月28日给广东诗人袁安的信件中作了披露。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且把这份遗书的序号设定为“六”。

关于海子的这份遗书，骆一禾在这封信中的原文表述是这样的：“他遗书里说过他出现了思维混乱、头痛、幻听、耳鸣的征兆，伴有间或的吐血和烂肺了的幻觉。”骆一禾继而对此这样解释到：“这是脑力使用过度以后脑损伤的症状。可以说是脑痉挛罢。”据骆一禾的一位友人介绍，海子的这份遗书写得比较缥缈，整个语言氛围带有幻象中的心理发抒性质，但却异常清醒地提供了如上所说的大脑病理症状，以及对骆一禾处理其遗作的托付。这应该就是骆一禾对海子是死于“精神分裂症”这个结论，坚决否定的依据之一。之二，则是来自海子带在身上的这最后一份遗书。

这份遗书全文是这样的：

七

遗 言

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自杀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以前的遗书全不算数，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

海子 89. 3. 26

以上就是海子去世前，留给这个世界的七份遗书。从文字的表述和心理信息孤立地看，这最后的一份遗书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晰、干净，不存在任何神经错乱的迹象。它要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过不去的事。既然与任何具体的人无关，那么也就与任何具体的事无关。他之所以要在离世前作这样的强调，应该既含有对常远的洗刷，也是为了拒绝他人对自己死因作世俗角度上的猜测。因此，这当是他形而上之死的最有力的证据。而他在此关于诗稿交给骆一禾的表述，实际上则是一个公开的授权声明。遗书中第一层意思关乎死，第二句层意思关乎诗，我们由此不难感受到，他清白地为诗而死的心理信息传递。而这一点，也正是骆一禾拒绝海子是死于“精神分裂症”最重要的依据。

下面，我将援引常远《关于海子 （ 查海生 ）——致有关部门》中的部分材料，对常远与海子的日常关系作一大致介绍。

常远，1964年生人，与海子同龄。1985年毕业于位于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5年7月到设在昌平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住在昌平西环里15号楼6单元601号。而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们，当时也住在该楼。海子所住的，是15号楼6单元302号。也就是说，他们两人住同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常远住六楼，海子住三楼。此后，法大昌平校区建成后，两人都搬了过去，仍然住同一栋楼。常远住2单元102号，海子住3单元301号。两人不但住得很近，而且大学时代都是法律专业，并且还有前边已经说过的，海子的一篇法律专业论文在其主编的内刊《探索》上发表，这层更早的关系。

常远在这份材料中，这样谈到海子以及两人的来往：

我与海子 （ 查海生 ） 一直都是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聪慧过人、心地善良、学贯文理、思想深邃、愤世嫉俗、无拘无束、对日常琐事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但在面对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系统时，也会不时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在夏天，他常常独自一人行走在北京昌平的街道上，手里抓着西红柿或大葱，边走边嚼，明亮的双眼透过镜片漠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而这时，却可能在头脑中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这些，就是海子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

…………

因我们都较早地参与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在法治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应用研究，都对世界宗教 （ 他对东西方多种宗教都有深刻认识，但非常推崇西藏文化 ） 和古老养生之道具有浓厚的兴趣，加之又住同一单元，自然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和许多交往。我们经常互借书刊，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

……我最后一次遇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后不久．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区食堂附近遇到他。当时我还骑自行车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谈论起藏传佛教和古代养生之道。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既有优美的诗歌语言和理性的科学思考，又有“非想非非想”神秘奇境的哲理—科幻型电影剧本，探索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他说：以自己当前的水平恐怕一时还写不了，况且影视科技还有待进一步发达到足以表现这些复杂事物的程度……

常远和妻子孙舸，都从事过专业性的“人体科学研究”。而这门学科，以及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养生之道”，一般都含有气功或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一主体内容。另据相关资料介绍，在一段时间内，常远与海子经常一起探讨并修炼气功。而自海子的幻视幻听现象比较严重之后，便老觉得常远作为一个气功高手，在他背后搞小动作，甚至要废了他的功。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诗歌圈子中的一部分人，才把海子的死归之于“练气功走火入魔”，继而延伸出海子“写作难以为继”，“以死来抬高自己”……

是的，从以上的数份遗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时海子意识的谵迷。但是，我们又如何能完全把它归结为“练气功走火入魔”，而不是骆一禾所说的天才性写作中，那种用脑过度的“脑内伤”呢？

如果事情果真完全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凡高、雪莱、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等天才诗人的自杀，以及荷尔德林、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精神病变？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那份长长的短命天才的名单中，有谁曾与中国气功发生过关系。

综合以上所有资料和因果关系判断，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海子这些遗书中所有关于气功的说法都是显性的、表象的；而用脑过度的脑内伤则是隐性的、支配性的。也就是说，脑内伤造成的谵迷在前，此后，他却在谵迷状态把这种谵迷归结为气功所致。

所以，面对海子这样高烧状中的谵迷，你又如何能得出他是“以死来抬高自己”这一世故、阴险得不可思议的结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就同样等于说，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中国的先锋诗人食指等，都是以他们非正常的精神状态，来抬高自己。

至于说海子的自杀是因为“写作难以为继”，我想这更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就在离世前的两个月，甚至是仅12天之前，他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标志性的作品、也是当代诗歌史上的名篇——《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989. 1. 13 ） 和《春天，十个海子》（1989. 3. 14凌晨3点—4点 ）。 尤其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一诗，它已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就在1988年4月份的那次四川之旅中，海子在沐川的宋氏兄弟处小住时，曾演示过他的气功。但是，在宋渠的印象中，那完全是一种即兴式的戏耍，他对此似乎并不投入。而相反的记忆是，海子很踏实，好交往。因为所住的十多天时间当中，海子一直在兄弟俩专门为他提供的一间房子中玩命写作。兄弟俩在海子死后回忆起这一情景时，把它视之为高负荷的写作中，海子对自己生命与身心的巨大透支。

另外，就一般的常识而言，气功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投入的修炼者，都是一种“日课”，必须按部就班，持之以恒，以期日渐精进。而孙理波对此的回忆则是：受常远指点，我与海子有时经常都在晚上打打坐，“海子打坐的时间可能比我长一些”，如此而已。更不用说他常常处在漂泊途中，既然不可能按部就班，也就谈不上全身心的投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把气功当回事，这其中的另外一事实是，海子曾高兴地告诉过西川：“他已开了小周天。”

是的，我在前边曾多次提到了海子诗文中在我看来是气功状态中的迹象。这在其诸多作品中还有更为典型的表现，“你在晴朗宽阔的北方大平原不会感到这股地气，仿佛是阴沉沉的火的一种变体。传说中退向山坡的走火入魔的陷入无限平方陷入相互混淆的根须陷入纠纷使人摸不着头脑不着边际的缺水的雷同的沉闷的黏土堵塞了我的耳朵。我涂抹了这两孔窑洞，相交于三角形的脊背和底边上” （《 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

火，但阴沉沉的，熔岩的熔液和泥石流混合的，呕哑的、暗红的这种涌动状态的火，正是气功中以阳气聚成的火，打通体内阴浊的壅塞那一瞬间之“前”的状态。在随之打通这一壅塞的刹那之“后”，继而便冲涌起沉闷的力，冲涌起强度，也冲涌起绚烂的幻象。这是气功中人体感官刚刚离开正常轨道的基本状态。它处于艺术想象力的最佳层位，是内力冲开壅塞之后，阴阳之气随之合流的通畅。此时火色亮润，虽有异态的厉烈，但仍蒸发出一派绚烂壮丽之相。这便是海子作品最常出现的那种图像：“我的诗歌之马大汗淋漓，甚至像在流血——仿佛那落日和朝霞是我从耶稣诞生的马厩里牵出的两匹燃烧的马、流血的马……”创作中的艺术家若能始终把自己调节控制在这种炽亮的幻象状态，便无异于如获神助。

由此再上行一步，便是过犹不及的爆炸，意象炸作四射的碎片：不可逼视的强光、尖啸、盲目、凌厉而直接，弹无虚发，粒粒致命。但却彼此不相呼应，无主体氛围统摄。这在海子的作品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极为触目：“你并非黑夜之子。断送。革命札记。火把节皇后。毛泽东。飞行。沙漠，失败者的天堂。奴隶。燎。王国内血腥的土质。大火。蒙古！蒙古！极端的诗歌。我要问一问，谁在没落的土中做王。主。明。诗歌与毒药。早早结束的生活。现在无一幸免于难。夜色。红卫兵组诗。皈依存在。阴郁的战斗史。惟一鸣响的钟啊！”——这是《诗学， 一份提纲.曙光之一》关于设想中的《太阳.地狱篇》的一段，写于1987年11月15日。作为一件独立的作品，你不能从中获得一个艺术品必须具备的完整要素。它只有思想与精神炸裂的碎片，但却给出了它“星球战乱”式的空间，使阅读受到一种茫然的，又是高强度的光子扫荡。当然，我们还不难觉察到，这些碎片此后大都进入了“太阳系列”之中，成为其中满地滚动的冒烟的手榴弹……

我无法忽略海子在1989年2—3月间，也是他生命最后时分集中书写的，一批有关“桃花”的诗：《桃花开放 》《你和桃花 》《桃花时节 》《桃树林 》， “桃花开放” 的《桃花 》、 “曙光中金黄” 的《桃花 》。桃花，这是什么样的“桃花”呢？——

温暖而又有冰凉的桃花

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

……

你的头发在十分疲倦地飘动

你脱下像灯火一样的裙子，内部空空

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距海子一百年前那个醉心于“向日葵”的凡高，“用全部生命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太阳”的凡高，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竟也倾力创作了一幅题名为《盛开的桃花》的油画。这种天才生命同一的思维指归，是因为他们“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最终都处在那桃花怒放的幻象中？我想回答是肯定的。当“桃花”成为生命的主体意象，也就意味着他们巅峰中的生命，开始从太阳的炽烈向着桃花“温暖而又有冰凉”的状态降位——他们内生命的大火已经烧空，他们装在“大大的头”中的脑体已经用伤！

“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卢梭过了十二年天才生活，死于大脑浮肿；荷尔德林的天才生活大约是六年，写了很多颂诗性的作品，最后近于白痴。他们都有一个骤然凸起的黄金时期，前后都平常，最后都出在脑病上。”——当骆一禾以此来解释海子的死因时，我以为他已是站在真相中来说出真相。此时是1989年4月28日，三十多天后就轮到了他自己——“脑血管突发性大面积出血”。而说出以上的话时，他应该是已经完全被大脑中的同一景象一把攫住。

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极为相似的个例，这就是诗人食指完全由诗歌支配了的命运轨迹。这位出生于1948年，中国早期朦胧诗的启蒙者，在“文革”初期的高中时代就曾写下过话剧《历史的一页 》，并被在北京的厂矿学校上演。继而在1968年那个根本没有现代诗歌环境的年代，写出了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代表的，一批走向现代主义转折点上的诗篇，内在地启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进程。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继而却在数年“天才生活”之后的1971年，住进了精神病院。到了20世纪末期，他的病情基本上痊愈，虽然不时还写一些诗歌，但再也不复当年的光芒。

气功状态超出常态的大脑燃烧，几乎是共时性地在海子的诗歌生命中来临。他留给家人遗书中有关气功的谵语，只是生命燃烧状态中，超出了他意识支配能力的一种幻觉。海子的生命是强有力的。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数年时间中的写作所体现的，就是他对自己生命燃烧状中绚烂幻象强有力地支配和驾驭，使之在整体形态上，统一于自己朝向太阳辉煌进军的宏大诗篇之中。不时爆炸的碎片，没有肢解这一整体，反而成了更加夺目的光芒。

“我的一切叙述上的错误和混乱都来自世界和自我的合一”，他在《 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中的这一独白，正表明了他对辉煌幻象的有力支配。他写于1988年11月6日《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 》，这篇他生命中最后一篇诗学文论，在表述和洞见上的清澈、纯粹、本质，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关于气功的走火入魔，乃至“天才生活”中的脑伤，都不完全是他走向自杀的最终因素。同样也不纯粹是1989年3月16日醉酒后对女友伤害的自责。这其中无疑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形而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