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个相关事件

海子之死——确切地说，是作为诗人的海子以卧轨自杀的方式之赴死，使整个中国诗坛为之震惊。在80年代中国先锋诗界由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杀，把“死亡意识”上升为一个前沿话题，并对中国的一代学人王国维和朱湘自杀的玄学意义进行猜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无能力弄清，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巨大精神能量的生命突然赴死的秘密。前边的逝者离我们太远，远得只成了一个“隔世”的话题。我们既可以隔膜地表示缄默，也可以不着边际地借题谈玄。而眼前的这一位，就出现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处在同一社会文化场景中。因此，他的死，便绝对不可能与我们无关。这样，当我们力图解析他的死因时，也是在对同一生态环境指数中的我们自己，进行的一次精神查体。而关于海子这最终的生命结局，一般性的联想则使这样几个隐约的事件凸显了出来。

其一是在“幸存者俱乐部”受到的挫伤。这个“俱乐部”约成立于1988年上半年，其成员资格与组织性质用苇岸的话来表述就是，“一个对中国诗歌有所贡献的诗人组织”。进一步说，是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有所贡献的，以当年的《今天》成员为班底的这样一些元老，加上80年代崛起的以北京为核心的青年诗歌新秀，而构成的一个组织。1988年7月出刊的第一期《幸存者》诗刊， 依其目录排序收入了这样一些成员的作品： 唐晓渡 （ 作品为序言，为该群体所作的理论阐释 ）、芒克、多多、雪迪、黑大春、大仙、张真、林莽、海子、西川、王家新、杨炼、一平 （ 作品为诗论 ）。应该说，处在北京作协会员门外的海子，对能进入这样一个更为精粹的诗歌组织当是非常看重的。这期《幸存者》收入的他的诗作， 就是长诗《土地》的节选《饥饿仪式在本世纪 》。

然而，继1987年的“北京西山批判”之后，海子在这个“俱乐部”中又一次受到指责——“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 （ 见西川的《死亡后记》）。这次发出这一指责的，是朦胧诗的元老多多。多多有自己作为中国新时期地下诗人和先驱的背景与资历，也认为自己有资格教导一下这个乍入诗坛便不知天高地厚写长诗 （ 史诗 ） 的后生。也许他还认为，这是对后生一种严厉的关爱。然而，海子由此受到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情感伤害。我想这并不是由于海子的承受力太差，事情的逻辑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当你满怀真诚地对待一个人，尊重一个人，而对方却根本无视你的这种情感，甚至把这尊重当作他教训你的资格时，其所受的伤害将不难想见。为此，海子曾在骆一禾跟前伤心地哭过。骆一禾则为此而在致一位诗人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愤怒：海子的生存和诗歌写作环境，是一种没有环境的环境。“所以，我之难过也就如斯了，我之不惮指责某些北京诗人集团，也就如斯了，北京有许多土霸王，我也没有力气再和你谈这些人了。”

这事件对海子大约不止是冷风擦耳性的刺伤，可以作为这一判断反证的，是多多后来因为此事对自己的自责。在海子离世后仅七天的1989年4月2日的“首届幸存者艺术节”上，“为自己的直率而伤了海子的诗人多多痛悔不已，失声痛哭了很久” （ 见苇岸《怀念海子》一文的修订版，载《不死的海子》一书 ）。

其二，是来自四川尚仲敏的刺伤。这一事件与第一件性质上类同，但却更难让海子接受。因为第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还有一种诗人式的直言不讳的坦率在。而这一次呈现的，却是诗人最不能容忍的人性的阴暗。我在前边已经说到了海子1988年4月那次不无愉快之感的四川之旅，说到他对尚仲敏的好感以及对骆一禾“我们应该在北京帮帮他”的建议。然而，海子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欲为之提供帮助的这位小兄弟，在背后却沉沉地对他放了一支冷箭——大约是这一年秋季，海子在四川的《非非年鉴.1988年理论卷》上，读到了尚仲敏一篇题名为《向自己学习》的约七千字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不乏俏皮色彩但却充注着刻薄的文字：

有一位寻根的诗友从外省来，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假如你要写诗，你就必须对这个民族负责，要紧紧抓住它的过去。你不能把诗写得太短，因为现在是呼唤史诗的时候了。诗歌一定要有玄学上的意义，否则就会愧对祖先的伟大回声……和我相处的几日，他一直愁眉苦恼，闷闷不乐，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他的痛苦是真实的、自然的、根深蒂固的。这使我敬畏和惭愧。

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 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是应当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感劝告他说：

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

在空泛、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我们现在还能够默默相对、各怀心思，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我的敌人。

这段文字开头部分对海子原意的复述也许没有太大的出入，但他却显然做了置海子于呆鸟和蠢鹅形象的讥诮化语言处理，并通篇充斥着一个自以为是的智者悲天悯人的戏耍口吻。从纯粹的智力上而言，尚仲敏大约并不足以作为海子的对手；而且，他对海子以及自己的原话复述都是不可靠的。一个简单的判断依据是，如果他们当时真是这样的一番交谈，海子是绝不会将尚仲敏引为友人，并动了在北京帮帮他的念头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尚仲敏尽可表达他与海子相左甚至是对立的诗歌观念，但却不妨把事情干得磊落一些，哪怕作一回江湖上的冷面杀手。但尚仲敏的行为却恰恰相反，他在当面与你志同道合，乃至“敬畏”、“惭愧”，但当你怀着友情的暖意转过身去准备为这友情再续柴加温时，他却突然脸色一变，以对你“睿智”的挖苦与戏谑，向这世界扮了一回“酷”！

这样的“友情”和人伦行为无疑是可怕的，它足以给一个天真处世的心灵以阴冷的暗伤。

1988年11月底，四川绵阳的诗人雨田在进行他的诗歌流浪之旅期间，到了昌平的海子处。这也是继万夏之后第二个四川诗人到昌平造访。海子复又以他天真的热情，接待了这位陌生的四川诗友。两人诗歌上的交谈甚是投机，处在高度兴奋中的海子似乎又进入了他的创作中，表示要将万夏和雨田写进他的诗剧，甚至进一步为两人安排好了角色：万夏将以一个扫大街的清道夫形象出现，而雨田将则以一个流浪乞丐登场——这使我们不仅可以想起《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中也那、五鸟之于一平、王恩衷的形象对应，也可以想见海子时时沉浸于诗歌中那种造物主式的“造物”想象状态。第二天晚上，意兴勃勃的海子不知不觉中念头一转，拿出了那本《非非 》，说了句“他妈的，成都的尚仲敏开始批判我了”后，便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以嬉皮士式的腔调对雨田读了上述的那段文字。不难想象，海子私下不知多少次读过这段文字，此时他又将它拿出来，并在一个四川诗人面前作这种反讽式的朗读，是要表达他对此事的根本不在乎吗？然而，这种行为的本身，正从相反的角度强调了他无法消解的“在乎”。而骆一禾对此同样耿耿于怀，在雨田于北京同骆一禾、海子商定准备成立一个诗歌同仁组织回到绵阳后，骆一禾又专门去了一封信，其中特意提到了此事，并提醒雨田在物色人选时一定要注意这种“‘人和’条件上的暗伤。”

其三，是来自醉酒后对伤害女友的自责。这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89年3月16日。这期间，海子的初恋女友、已去了深圳发展的B回到昌平办事，这自然有看望海子的含义在。海子诗歌中有许多迹象表明，B与海子的恋爱关系虽然早已结束，但时而仍有友情性质上的通信往来。从海子写于2月3日《折梅》一诗中“寂静的太平洋上一封信”，“是她给我写的信”，以及1月7日《遥远的路程》中“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前的我”，“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等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四年前”的时间特指推向1985年，就会发现那正是他与B初恋的时日。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1989年2月左右，海子集中性地写下了诸多与大海和太平洋相关的诗：《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折梅 》《拂晓 》《太平洋上的贾宝玉 》《献给太平洋 》《太平洋的献诗》等等。这些诗，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中，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板块。1989年的2月正值春节前后，也是学校的寒假期间，像往年一样，海子又回到了查湾老家。按一般的推理来说，他应是在这期间收到了B的信。这封信应该有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B正在作办理出国的准备。为证实这个推断，我曾在这部书写作期间，专门与B在呼和浩特的家人通过电话，告曰：B已于1990年前后移居国外。

（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信息：2001年下半年，B从美国给海子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但此信却被北京一位海子的热衷者，以研究的名义拿走。此人姓胡，曾是我书写《海子评传》时热心的协助者。但这件事之后，这个人和这封信，从此都没有了下落。而这封信的内容，海子的母亲因为“看不懂”，现今已无法复述。 ）

所以，这段时间海子所有关于大海与太平洋的诗歌，应该都与B直接相关，它既是对此时身居海滨深圳的B的意念，也是对设想中太平洋对面的B的意念。而B在此时来到昌平，应该还有与海子作提前告别这样一层含义。

B是政法大学八三级学生，按其1987年毕业离开学校算，这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也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长度中，他们两人都已不是原先的自己了。所谓的“人成各，今非昨”那种陆游与唐婉分手后沈园邂逅的感伤，当然也不会不控制着善感的海子。

3月16日，教研室的同事们搞了一次聚餐，心情抑郁的海子喝着喝着就醉了……第二天醒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醉后大约讲了许多原先与B之间不宜讲的事。遂向同事们询问，尽管同事们作了否定的回答，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感觉深信不疑，并认为这是对B的最大伤害。自己简直是罪不容恕。四天之后，当他敲开友人苇岸宿舍的门时，已是一脸的憔悴，并且第一句话就是：我差点死了。

这一事件，也就是此后一些文章中谈到的，海子自杀最直接的原因。从海子此后的两份遗书来看，这也许的确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之一，但却是一个形而下的原因。

其四，就是所谓的练气功走火入魔。对此，我将在后面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