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江湖水暖的四川之旅

1988年初的寒假时节，海子又回到了查湾。这一年，似乎决意要把未得远旅的日子补回来似的，他提前结束了假期，首先陪母亲到北京游览了一番，尽了做儿子的一份孝心。送走母亲后，接着就出发远行。但是，他并没有去海南，而是去了四川。

对于海子来说，在查湾的每一个寒假都不是休闲，而是大块时间中的大质量的写作。他“太阳七部书”中的诸多篇章，大都是在这段时间中写就的。这个寒假更是如此。除了一些灵感火花性的短诗，和我在后面将要提到的，寂寞写作中对某个具体女性遥思遐想的诗章外，他集中精力整理了“七部书”中已经定稿的部分。这时，他的手头起码已经有了完整的《太阳.断头篇 》《太阳.土地 》， 以及《太阳.大扎撒 》《太阳.诗剧 》《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中虽未在原构思上彻底完工，但却可以独立成篇的章节。这些作品，大约可占其“太阳七部书”那一宏大工程的五分之三。而“太阳七部书”，则是海子设想中一座埃及金字塔式的太阳城。现在，他要把已经完成的这一主体部分带到成都去。

海子的这次成都之行，应该说与这样一个背景隐约相关：这就是北京诗歌界，尤其是以此时已成为先锋诗界元老的朦胧诗人为主体的北京诗歌界，对海子诗歌的非议。据西川在《死亡后记》中回忆，1987年，北京作协在西山召开了一次诗歌创作会议，会议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其一是“搞新浪漫主义”，其二是“写长诗”。由于海子不是作协会员，不可能参加会议当场辩驳，就只能坐在家里生闷气。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应该隐含着一个不坏的信息。这就是海子此时的诗歌，起码让已获具了一定名分的元老们，感受到了它更为异端的结实存在，感觉到了一种隐约的对于自己地位的潜在挑战，这因而让他们不舒服。人性的缺陷和人们对待某些事物的心理和方式，大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一拨人经过拳打脚踢终而获具的名分和形成的圈子，是绝不轻易对外开放的，要想进圈子就得拜码头，就得低眉顺眼。让圈子中的人有为你摩顶、为你剃度的师门感。你不懂得这个，他们也就不懂你的诗——或者是视而不见的冷漠，或者是内行的批判。

这次的北京西山批判应该是在1987年的5月或此之前。海子是的确不懂得这其中的山高水深。他虽然为此生闷气，虽然在这类事情上表现出应对的无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使用自己应对的权利。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在探讨海子的诗歌世界时，我们很多人大概未曾深究过其《诗学： 一份提纲》的写作缘起和直接动因。这篇在海子的诗歌世界显得颇为特殊，犀利雄辩而光芒逼人的诗学文论，在我看来正是首先缘起于对“西山批判”的应对。

这篇文论共分八个部分，时断时续地写了近半年。而它的前三章则几乎是一气呵成，可视作对“西山批判”的集中应对。第一章的标题就名之为《辩解 》，而开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接着，他在后面的两章《上帝的七日》和《王子.太阳神之子》中，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们，如数家珍地进行了太阳和太阳王子这两种类型的归纳——那种巨匠型的，在创作中完整地完成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因而足以称之为王者或者太阳的，有米开朗琪罗、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那种以光芒四射的天才才华对王位进行血的角逐，又因命运加手其中提前夭折，虽未最终夺得王冠却已光华照人者，则被海子归入王子或者太阳王子的类型，诸如凡高、陀思妥耶夫斯基、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爱伦.坡、马洛、韩波、克兰……乃至普希金。就个人情感而言，海子觉得他更珍惜的是这类没有成为王的王子。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悲剧命运。而在我看来，这似乎还因为海子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精神类型的相近。他说道：“有时，我甚至在一刹那间，觉得雪莱和叶赛宁的某些诗是我写的。我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们已融为一体。”这种心犀相通的感觉无疑是准确的，但海子也许并没有意识到，王与王子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不可打通的两种诗歌生命。王子们既然是以天才为标志，那么造化之神在赋予了他们早慧的光芒时，也必然同时设定了“天才短命”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命定，或者叫作宿命、命运。而王子们之更能打动海子，正是因为其相同的“青春的悲剧和生命”，海子早已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继而这样为自己申述：“我通过太阳王子来进入生命。因为天才是生命最辉煌的现象之一。”

做了这样一大通远天远地、自话自说的辩白之后，也不知“西山诗歌会议”的耳朵们是否能听明白。海子最后把话题扯回到了书写此文的起因，并以诚恳的口吻表示了和解的愿望：“我写下了这些冗长琐屑的诗行 （ 参见《土地》），愿你们能理解我，朋友们。”文末的写作时间为“1987年5月30日8点半多”。

海子在此实际上是含着一丝委屈。他被迫把自己的《土地》称作“冗长琐屑的诗行”，这表明了海子处世中本分、朴实的一面。但他内心却自有定力，毫不含糊。尽管遭此非议，仍丝毫不为所动地继续乃至加速着自己长诗的进程。“一万年太久”！他在1987年秋季那首《 秋天的祖国》一诗中，特地加了“——致毛泽东，他说‘一万年太久’”这样一个副标题。他着重要表达的，就是这种在长诗——大诗的建造中时不我待的自我警策。

在北京如此，而在先锋诗歌声响绝不弱于北京的成都却肯定不会如此。这绝不仅仅是海子的直觉，我在前边已多次谈及了四川诗人对海子的看重。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信息，这就是以“东方整体主义”而闻名诗坛的四川宋氏兄弟和石光华关于现代史诗问题的态度。早在1982年10月，宋氏兄弟就写下了《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那篇颇有影响的短文，诗人石光华于1984年则对此从东方古典文化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而海子，不但以沉醉性的长诗写作实现着对于史诗的奔赴，而且在完成于1986年5月的《太阳.断头篇》中，还专门以“考虑真正的史诗”这么一章与之相应。因之，当海子于1988年初这个寒假结束后，带着“太阳七部书”已完成部分的上万行诗作走向成都时，他是怀有一种双雄际会的庄严感和神圣感的。他们神交已久，他们心犀相通。他们共同书写着暂时未得彰显而不久必将彰显的诗歌。因而他们必将一见倾心，互为春风春雨。男人间的友谊，有时比异性间的情感更能使男人动心。

三月份，海子已兴致勃勃地站在了乐山大佛风景区，在那尊沉默而宏大的石佛前拍照留念。

四月份，海子出现在四川沐川宋渠宋玮兄弟的农家小院。宋氏兄弟是那种天分颇高，具有良好文化感悟力的诗人，80年代曾长期供职于沐川县文化馆，颇有中国古代文人散淡于田园的那种隐者意味。他们虽远离成都，但以成都为核心的四川先锋诗界诸多诗潮的变迁兴替，无一没有他们影响力的存在。并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深谙东方传统文化，但对西方文化和最新艺术思潮也绝不陌生。

宋渠，出生于1963年；宋玮，1964年生人。兄弟俩虽是海子的同龄人，但在诗歌上的出道却要早于海子。由北大老木主编的那本《新诗潮诗选 》，选入了兄弟俩写于1983年春的《大佛 》。这首诗作，因其超长的诗行，而致使32开本的诗集页面横转成16开本以供其不折行的铺排，那样的“天假大块”的态势，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继而是1984年“东方整体主义”的写作中，他们史前时代的三叶虫、鹦鹉螺等等天地玄黄中文化史诗方向上的《静和 》。而他们写于1986年的《 家语：昨夜洗陶消息》则以先民时代的民间场景和神话寓言气息，几乎与海子的《传说 》《河流》相重合——这种奇迹般的心犀相通，当正是他们彼此倾心的缘由。

在沐川的日子是晴朗的日子，欢畅的日子。海子所保留的此间的数张照片，无一不显示着做客于陶渊明田园场圃的那种消闲与开心。他在相机镜头前摆弄着自己的各种姿态，或与兄弟俩坐于平房前的水泥台阶上示之以陶然怡然；或蹲在菜园一棵大白菜旁与他意念中名叫波兰的女儿，或名叫意大利的儿子合影示之以“父爱”。此时的海子已在腮部和下颏都留下了胡须，以此呈示流浪诗人的风霜感和男人的成熟状。但他在大白菜旁呈示“父爱”时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少年；他在菜园门前双手撑着门框嬉笑的姿态，表明他并无“掌门人”的城府还是一个少年。

但这种消闲状只是留在照片上的形象。宋氏兄弟俩此间专门为海子腾出了一间单位上的宿舍，十多天的时间中，海子几乎每晚都是一个通宵地推进着他“太阳系列”。他在玩命——玩自己的命。

此时的海子与宋氏兄弟已经没有更为深刻的话题要谈。他们已经通过作品交谈完毕。尤其是同等智力间的对话一点即透，根本不存在绞尽脑汁的阐释、比方，以及因还向对方说不明白而狗急跳墙般地辅之以跺脚抡胳膊的手势。

因之，在沐川的日子，便完全成了男人间的精神滋润。

大约两个星期后，海子返回成都，住在宋氏兄弟的好友万夏处，与更多的成都诗人诸如欧阳江河、石光华、刘太亨、钟鸣、杨黎等进行了交往。此番交往似乎更富诗歌的江湖意味——这就是所谓的扺掌论剑。揣着一书包“太阳系列”长诗的海子重新引发了成都诗人关于“史诗”的话题。而这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写作。海子舌战群儒，而他又实在很难以一当十。有时说急了，竟憋得眼睛发潮。然而，整个气氛又的确是友好的。四川“袍哥们”七嘴八舌的“发难”，更多的是为了活跃气氛的玩笑与调侃。

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这就是在沐川时，海子曾让宋玮给他算过一卦。据说宋玮的卦算得极准，在四川的诗歌圈子中很有名气。海子是以这样两件事而向宋玮问卦的：其一是他的诗；其二是一个女孩子。

关于第一卦，宋大师的结论是：海子的诗将对他自己形成一个黑洞，进去后便出不来；关于第二卦，宋相士的答复为：此女孩现在就在成都，但你们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在一起。海子听罢未作表示。

宋玮不但可以被称作宋相士，也的确可以被称之为宋大师。此后的事实相继表明，这两起问卦都被他一语说中。

据万夏此后和成都其他当时接待过海子的朋友所凑的信息，海子当时在成都确实有一个女朋友，工作单位大约在某医科大学。但他们的关系，的确是要好的异性朋友。而这个女朋友，无疑就是我在前边说到的那个A。

在成都的日子同样是愉快的。住在万夏处的海子每天晚上与“袍哥们”喝酒辩论，第二天一大早独自出门，傍晚兴冲冲而归。这期间的一部分外出，便是去看望A。他是要续接一个不会有结局的故事？

在成都，海子还与他当时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但此后却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阴影的同龄诗人尚仲敏，有过感觉颇佳的交往，并在其宿舍住过几日。据尚仲敏在2009年时，向武汉大学从事诗歌研究的青年教师荣光启回忆：这期间，他还“带海子至翟永明处，三人聊了一个晚上”。

尚仲敏，当时四川青年诗人群中的晚生代诗人。作为诗人，未能有作品在那个时代留下更深的烙印。他与诗歌有关的最大作为，则是1986年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与人合办过一张《大学生诗报 》。顾名思义，《大学生诗报》本是几个大学生自办的一张诗歌报纸，但它给人造成的模糊性印象，则成了全中国的大学生们的一张诗歌报纸。尚仲敏也因而将错就错地成为1986年“两报诗歌大展”上“大学生诗派”的发言人。1988年4月的这个时分，大学毕业一年多在成都一水利学校任教的尚仲敏，自是不乏大学生诗人对于先锋诗歌和理论的热情。他与1983年即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且在诗坛上闯荡了数年的海子虽然谈不上棋逢对手，但无疑有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一旦涉及深层的诗歌话题后，不善言辞的海子往往又会立时判若两人，在自己的太阳幻象中时而慷慨激昂、宏论滔滔，时而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尚仲敏对此而在他半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记写道：“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他的痛苦是真实的，自然的，根深蒂固的。这使我敬畏和惭愧。”

如果尚仲敏的这个“敬畏和惭愧”是由衷之言，那么，这次的交往在交谈的尽兴和气氛的融洽中，无疑还使海子感受到了一丝被敬重的快意。所以，回到北京后，海子专门在骆一禾跟前提到，四川的尚仲敏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

在昌平的寂寞，在北京的孤独，却在作为异乡的四川完全消弭，日子在异乡回报了他。也缔结了他之于四川的特殊情结。因此，海子在8月份漂泊西藏时题名为《雪》的诗中，又一次提到了四川，“有时我退回盆地，背靠成都”——四川，成了他心灵与精神的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