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昌平：没有回声的寂寞

昌平是一个在汉代即设置县级建制的自然行政区。除了在前边提到的北有居庸关、十三陵这一与古代北方部族战争、皇家风水烟云相关的历史特征外，它在现实中长期呈现的，主要是一个主产小麦、玉米、谷子、红薯及苹果、核桃、板栗、柿子、梨、杏等等农作物的农业县份。由燕山余脉延伸的军都山从县境横亘而过，距东南方向曾作为元大都的北京六十多里。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处在燕赵大地上的这片平原，在漫长的历史中既化剑为锄又熔锄为剑，战争与农耕交织的情景。中国大地上的诸多地理名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谓的“军都山”，其作为军事要塞重兵屯驻之指涉，所谓的“昌平”寄寓的昌乐平明之期盼，正从两个典型的角度，表明了历史上的昌平锄剑交替的图景。

与中国北方诸多历史上的重镇要地一样，这样浓重的历史气息浸染，必然沉积出一种稳定、古朴、黏滞的社会民间心态。从60年代开始，在北京市郊的房山、通县、丰台、海淀等分别以新兴的工业区、文教科技区等为自己的发展进行角色定位时，唯有这其中的昌平，是以农业、园林与历史名胜作为自己特色的。而随着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的先期入住，1988年法大昌平校区的建成与投入使用，才使这片农耕的平原，陡然获得了一脉高等学府的现代文化气息。而这个校区在向昌平传递着自己的气息时，也接受着其农耕文化氛围的濡染。

1999年5月2日的昌平县城，淡白色的太阳下大街宽阔，城区安静。从城区规模和建筑物的外观看，这是一个早已褪去了旧式县城痕迹，正在向现代性的明朗与开阔：花坛、绿地、塑雕等现代城市的规格和方向上发育的县城。所以，尽管广告彩带覆盖的商城门前，组合音响轮番播放着流行歌曲和重金属摇滚乐，但随之就被开阔的空气所吸净。从京城开来的那种厢身加长的345路公交车卸下一些人，又装走一些人，之后，宽阔的大街又空空荡荡。既与京城构成了一种衔接呼应，又显示着它与繁华、喧闹、人头涌涌的京城的鲜明反差。

5月2日的昌平正处在国际劳动节的节日状态，同许多在近20年来扩容的新兴城镇一样，它的节日状态就是空旷。一部分人进入京城过节，一部分人回到附近的农村探亲过节，一部分人待在家里接待亲朋过节。人们的生活秩序随着节日发生了短暂的变化。

节假日中的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内同样显得空旷。校内食堂门口显然是节日前就贴上去的，诸如太行山二日游、五台山三日游的花花绿绿的告示中，有一份是青年学者谭五昌来校作《海子论》专题讲座的布告。这当是3月26日海子去世十周年，由京城内大专院校的纪念活动辐射到法大昌平校区的一个标志。1999年的四五月间，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对南联盟实施狂轰滥炸之时，所以，校园内由大学生主办的一块黑板报上，在表达了欢庆五一、五四和爱国成才的主体基调中，头题文章便是对国际霸权主义的谴责。而这篇文章的开头，则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一在“文革”时代使用率最高，我们已经暌违了近三十年的毛泽东的诗句。这种氛围似乎表明，与北大在不断的摈弃中始终置身于思想艺术潮流前沿的那种活跃、新锐相比，为国家司法机器输送人才的中国政法大学，自有其严谨、务实、恪守国家意识形态思想传承的稳态的正统。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诗歌的浪漫便无疑会显得刺目。换句话说，一个具有天赋光芒的诗人，他在北大那样的氛围中会有如鱼得水的自在感，而在法大这样的氛围中，他即使不会因某种程度的诗歌执迷而被视作五迷三道，起码也会显得格格不入。

我们由此会联想到西川在《死亡后记》中记述的，有关海子在昌平与诗歌朗诵相关的一段轶事。西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而饭馆老板的答复则是：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依据海子社会交往中温和、内向的性格，他当不至于如此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的诗人“风格”的，然而他的确如此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寂寞导致的反常发泄？如果是在北大，如果是在京城，他至于如此吗？

正如前边提到的，1984年夏天，海子和法大的部分青年教师从京城搬到了昌平，住进西环里小区十五号楼。同住这栋楼的，有两个人需要特别一提，一位是其同事与好友孙理波，前边已经说过，1987年孙过生日时，海子曾为之写过一首《生日颂 》；另一位，是当时供职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常远。他们与海子的关系都颇为密切。

而海子在昌平的日常生活，在孙理波的眼中并不特别寂寞：近五年的时间，我们基本过着一种清闲的读书生活。一个礼拜一、两次去学院路校区参加教研室活动或上课，其余时间便是读书、聊天或聚在一起喝酒。

据孙描述，搬到昌平后，学校为每两位教师配给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两个书架。由于海子的同屋基本上不来住，所以，房间的两张写字台和四个铁皮书架随后都归海子使用。另外，他们都有一个煤油炉或电热丝炉，房间里简单也简洁。海子非常喜欢干净，房间的整洁度比许多人都强。二十四小时若没人来找，常常就一个人了。

他还记述了海子这样一个有趣的生活片断：一天晚饭后不久，我去找他，见他坐在床上，两脚泡在盆里，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看那样子，似乎已泡了好一阵了，我就问他：你小子还挺会享受的？他晃晃手里的书，不无得意地说：在我们老家人们都说，富人吃肉，穷人泡脚……“生活里他是一个会做饭洗衣、温和，随意，爱整洁干净和有情有义的人，不狂放、更不癫狂，但有个性。”

关于海子的写作，孙的描述是这样的：海子使用的稿纸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信纸，上面印有红色的“中国政法大学”字样，另一种就是普通的方格子，两摞稿纸放在桌上足有一尺多高，弄得整整齐齐，在稿纸上面还放了一张厚厚的黑色的纸。我问过他：你小子干吗把稿纸弄成这样？他笑嘻嘻并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坐在这边的时候，看见那稿纸，有一种想把它消灭掉的感觉。”他通常习惯在晚饭后开始写作，一口气写上五六个小时，有时还要喝点红星二锅头。

到了1986年后，他们似乎隔三岔五在一起，除几个人一起吃饭、聊天外，天好了，有时还去爬山，徒步去十三陵水库、定陵转悠。

而海子后来那张流传甚广的，双臂伸展、呈“英雄就义”状的照片，就是在这样的游玩中拍摄的。那是1987年秋日里的一天，孙理波与海子和贵州流浪诗人马哲去山后游玩，在通往十三陵的路上，不远处的大红门和红墙在蓝天衬映下格外鲜亮，先是马哲拿过孙理波的鸭舌帽，一步跳上墙边的台阶，摆了上边的那个姿势，被孙拍了下来；海子觉得那个造型不错，随之也摆出相同的姿态，让孙为他也拍了一张。

在孙理波的回忆中，还有一件更具“轶闻”性质的事情：1987年春的一天晚上，大约九点来钟，海子到我宿舍，闲聊了一会儿后，我对他说，我们去城里吧！这时进城的公交车已没了。他问：咋去啊？我随口说，走啊！他犹豫了一下说：行，我回去收拾一下。

十点，我们从西环里开拔。在灰暗的路灯下，一边说话一边向城里走。近一点左右，我们正坐在路旁休息，远处走来几个联防队员，拿着大手电朝我们晃，我说，别动，让他们过来。他们走近后，便开始盘问，干什么的？去哪儿？有证件吗？我啥也没带，而海子则摸摸口袋，拿出工作证。他们用手电照着看完后，又对着我们的脸晃了晃，没发现什么破绽，遂一脸的不解。他们走后，我对海子说：你小子心还挺细，知道回去拿工作证啊！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晚在中关村附近溜达，因为没带学生证，差一点被圈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六点走到三环，在北太平庄吃了一点东西后，我去城里，他去了学院路。这一趟共八个小时，我们走了三十五公里。

——以上无疑是一些有趣的往事，因而孙理波认为，当时“我们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不能认为无味”。然而，这又是海子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他更多的一个人的日子，尤其是他内心中更强烈的文学交流的渴望，则是这种友情不能替代的。即使这天晚上三十五公里的夜行，难道不也是缘之于无聊的寻求刺激？其行状不更像是寂寞无着中黑夜飘忽的游魂？

海子生前曾获得过三次创作奖，第一次是由“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执行委员会”为他颁发的“北大—— 一九八六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据介绍，这次艺术节所设的最高奖——“中国新诗奖”颁发给了北岛，北岛曾为此到会郑重其事地致了答谢词。艺术节所设的“中国新诗探索奖”则授予了北岛的同代诗人芒克和上海的青年诗人宋琳。“特别奖”除授予海子外，还有同为北大子弟兵的西川。此时海子从北大已经毕业三年，也正是他写下了《在昌平的孤独》的那一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代表着北大人对于自己诗人的特别关注。

第二个获奖证书是由“昌平县文化文物局”颁发给“中国政法大学海子同志”的，证书的正文是“荣获昌平县一九八六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签发时间是1987年3月。想来，这大约是一个设奖门类比较宽泛的奖，除了“业余”文学创作外，当更包括了歌词、作曲、相声小品乃至舞蹈等群众艺术类的奖项。对于海子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奖。他是怀着兴趣主动参与了昌平县的这次“业余文艺创作”比赛呢，还是“寂寞开无主”地去凑热闹？或者是在什么人的鼓动下这样做的？对此，我将在后面谈及。

第三个奖，则是由《十月》杂志社颁发的。时间是1988年9月9日，正文为“《 农耕之眼》荣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

这三个奖都与海子在其中工作了近六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无关，也应该是正常的。

然而，严谨、务实的中国政法大学并非完全与诗歌绝缘。1999年法大昌平校区的许多在校生并不知道海子，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知道。否则，就不会有谭五昌到这里作《海子论》的讲座。而这个讲座的发起者和主持者，则是一个名为“345”的学生诗社，全称为“中国政法大学345诗社”。一目了然，这个名字来源于京城通往昌平的345路公交车。

“345诗社”创立于1988年秋季，初创时共6人，到1999年其成员约十几人。十多年来随着新老学生的交替，其规模大约一直是这么一个人数。这对于一个中国重点大学的民间文学社团来说，人数不能算多。在1998年诗社创立10周年之际，他们印制了一本压膜封面的历届诗社成员诗歌作品汇编——《 感觉十年 》。在这部诗集的后记中，诗社当年的一位发起者，记述了1988年秋诗社初创时的情景，以及6名成员打印出他们第一期诗刊的兴奋：

当晚，我们怀揣着剩余的资金，钻进校内小有名气的一家饮食店——蓝屋。用葡萄酒和花生米来庆贺这个胜利。

但我们并不知道，身后正坐着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海子。

……第二年三月，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海子自杀了。我们震惊不已。在此之前，对于这位刚刚成名的新生代代表，我们所知甚少，只晓得他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本校的老师。当我们准备请他作顾问的时候，他却突然走了。从此……校园里开始传抄他的作品，我们读他的作品，也写一些关于“麦子”的诗。

这大约就是海子和法大所有的诗歌关系——隐形的，未实现的，不曾接受到信息反馈因而也未做出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