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诗坛上尴尬的“傻弟弟”

然而，这样的麦地诗歌并未给生前的海子带来荣耀。在1988年第9期的《诗刊》上读到海子的这两首麦地诗歌时，我们无法获知一些更详细的信息，只有在西川整理的《海子诗全编》出版后，我们才知道这两首诗中的《麦地》写于1985年6月，《五月的麦地》则写于1987年5月。 搞清它们的写作时间是重要的，从《麦地》写出三年后才得以发表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见海子当年诗作发表的艰难。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的诗作，到底是刊物的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而拒其于门外？是因为编辑们在一种全新的诗歌艺术面前无力做出准确反应，还是他们鉴赏力的低下，艺术观念的陈腐，或者干脆就是以人取诗，以自己平庸的刊物标准取诗？如果对此作出全称指认，肯定冤枉了诸多刊物。但是，这诸多刊物又都大致上与这些弊病相关。这因而造成了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当代青年先锋诗人对于官方文学诗歌刊物始而是愤懑，继而是严重的不信任。它终而导致的，便是先锋诗人们作品发表观念的改变——其一，自费打印自己的诗作汇编；其二，自办民间先锋诗刊。

在新时期诗歌史上，这种做法最初始之于北京一群青年先锋艺术家1978年12月创办的地下刊物《今天 》。这个因作品不能见容于正式出版物，而由画家、作家、诗人们创办的刊物，到了80年代初中期因刊发过北岛、芒克、多多、江河等此后被称作“朦胧诗人”们的诗作，而名噪一时。“今天”诗人们的作品，继而为艺术观念逐渐更新的官方出版物所接纳。诗人们也因此成了民间诗歌英雄。然而，官方出版物与先锋诗人们之间的艺术观念，似乎总存在着两至三年的时间差。当它们刚刚能够接受这些作品时，继起的诗人们又开始了新的先锋艺术实验。这时候，随着最初那些先锋诗人的诗歌声誉日隆，以及先锋艺术观念在青年诗人中大面积的浸渗，事情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是这些刊物对已名先锋诗人特邀嘉宾性的开放，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观念不落伍的标志；一方面则对闻讯涌来的大批继起者关闭大门，以此保持自己正统的权威性。

《 今天》的出现以及北岛等人随后的成功，给了大批继起的未名先锋诗人以暗示，随之形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民间诗歌报刊数量的放大；二是先锋诗人们以更新锐也更极端的写作，从而以更大的响动，等待收编，以期获得一张特邀嘉宾的请柬。但是，随着这种请柬一如既往的发放控制，汹涌而至的大批等待者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民间诗刊终而以遍地开花的态势，形成了足以与官方诗刊两分天下的局面。一时间，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歌写作者，仅只凭着自己在民间刊物上的名字，也可在走遍全国的诗歌浪迹中，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当诗歌发表难的问题进入缓释状态时，诗集出版仍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自费打印自己的诗集便成了唯一的办法。翻检由此往后二十年多来我手头由诗人们寄赠的上百部个人诗集，从最初的铅字油印本，到电脑喷墨打印本、再到香港天马、香港金陵……直至90年代大陆的各家出版社由作者自费出版的诗集，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毕竟是改革的时代了，也毕竟是开放搞活了。对于优秀诗集的问世，它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比起因论资排辈而在出版社门前密密挨挨的排队现象，毕竟大家多了一份出版的机会。

同代先锋诗人的境遇，也就是海子的境遇。或者说，海子的境遇更为窘迫。就1985年的情况而言，当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两大重镇——北京与四川的诗人各有特殊表现。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已功成名就，从中蜕变而出的江河、杨炼在文化史诗的写作中更是名闻遐迩。与海子同代的继起者诸如牛波、西川、大仙、雪迪、老木正逐渐被诗坛认可，成为北京青年诗群新的风景线。而以数份重量级的民间诗刊名声大噪的四川青年诗人，则以他们的群体实力，向着以北京为代表的现代主流诗界，转换出一种强硬的挑战、乃至挑衅姿态。

这种强硬得到了回报，没有地缘优势的四川先锋诗人，却依靠群体力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空间拓展——当时由中国作协主办、诗人牛汉任主编的中型文学月刊《中国 》，其1986年第10期几乎就是四川先锋诗人的一个专刊。除了《中国 》，同一时期的《人民文学》也经常辟出大篇幅的版面，以供四川青年诗人的长诗或组诗持续亮相。“文革”中曾有一非常流行的联句：“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在当今之世，任何一个外省诗人，若能持续地在北京的官方刊物亮相，也就意味着他被中国诗坛主流圈子的接纳。至此，由四川盆地浩浩荡荡闯进北京的“革命军”，终而怒气全消，并与京华盟主握手言欢。

与此同时，四川的廖亦武、欧阳江河、翟永明、开愚、程宝林、北京的西川、包括虽已写出了诸多优秀诗作，却一直在诗坛上显得落寞的骆一禾，都先后参加了由《诗刊》社每年一度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一为中国诗坛选拔“国家青年队”选手的诗会。而唯独身处京华的海子，却在浮出水面露了几次头之后，又没入潮水之下。

不但如此，在四川诗人次第涌向北京时，身居北京的海子却数次辞别北京，逆向而行地前往四川和青藏高原，寻找他的诗歌，也以诗歌寻找他的同志和朋友。

从1983年的《小站》开始，1984年以后，海子又先后自费打印了自己的诗集《河流 》《传说 》《但是水，水》以及《太阳.断头篇 》《 太阳.诗剧》等单行本。不难想见，这绝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如果发表途径顺畅的话，他是绝不会在经济上十分窘迫的情况下这样去做的。骆一禾曾以疼痛而怜爱的心情记叙了海子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在生活上他基本是不谙世事的，除去书店之外，他生活的常识很少，他是个傻弟弟，干过傻事一桩。他居然能够知道昌平全县哪一家誊印社便宜，他和西川合印的《麦地之瓮》就是他找的誊印社，这真是只有一门心思。”

而当时，海子就一直这样干着自己的“傻”事情，他笨重地写作，笨重地以自费打印诗集为自己的诗作寻找出路，唯独没琢磨过发表途径上的关系学。

海子是从1985年初开始书写有关麦地的诗歌的，然而，除了我在前边提到的《诗刊》上的那两首外，再也不曾见到他的其他麦地诗在刊物上露面。我的大脑中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当年的有关记忆。那是海子1989年去世不久，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核心文学期刊，开始相继推出海子生前的大量短诗。除麦地外，还有村庄、草原这样一些题材类型。

因之，海子此后的响亮诗名，实际上便是由他的这些短诗成就的。这也是一种值得琢磨的诗歌现象，一般来说，先锋诗人的诗歌声名，大都是在诗界内部产生影响的。在这个问题上，大约只有朦胧诗人中的北岛、舒婷和顾城是仅有的例外。他们当时的诗歌，曾被包括在校大学生的一代文化青年广为传抄，并在小说作家、画家中形成影响。而在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人中，其诗歌能有如此社会效应的，则似乎唯有海子一人。在海子去世的十年后的1999初，南京的《金陵晚报》曾刊发过一组对当代青年就业问题的访谈文章，其中一位24岁名叫胡萍的女大学毕业生，在《我的工作是找工作》这样一个自嘲的标题下谈到：“我特别喜欢海子的一句诗：‘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诗人’的天才，在90年代前的门槛以卧轨的方式粉碎了他的全部理想……毕业已经快一年了，我仍然待业在家。未来对于我来说，就像等待戈多一样遥遥无期。”海子的诗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的影响，我想就在于他以灵魂性的敏感和化繁为简的直接言说，触及了现代人最普遍，也是最本质的精神处境。从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是的，海子是在1985年进入他的“麦地”的。那一年，他的心情则显得特别愉快。他不但写下了多种类型上的诗歌，还心情晴朗地写到了他所居住的昌平小城——《 城里 》：“这城里/有我的一份工资/有我的一份水/这城里/我爱着一个人”，“我最爱煮熟的麦子/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的1986年，他的心情却陷入难以自拔的阴郁。这一年，他又一次写到了他的小城，并且几乎不能自抑地将内心的叹息，再现于诗歌的标题——《 在昌平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