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麦地：刀子割下的良心

作为新时期诗坛一个跟踪性的阅读者，我对海子诗歌最初的深刻印象，大约与这样三次事情有关。其一是在由四川青年诗人万夏主编的民间诗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一期上， 所见到的他的《 亚洲铜 》。

第二， 就是在由唐晓渡和王家新选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中， 他的《打钟 》《妻子和鱼 》《思念前生 》《坛子》这四首诗作。

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这两次记忆，首先都是与选发其诗作的刊物和诗集有关，由于选编者的眼光及其在先锋诗界“重新洗牌”的性质，一个诗人能够入选其中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被认可。这样看来，海子当时在先锋诗界所受的待遇还算不错，而诗歌起步上早于海子的骆一禾，此时尚一直在这个圈子之外。然而，海子这两次诗作的本身，并未给我留下特殊印象。至少对我来说，它们并不具有那种从一大堆作品中跳出来，使我眼睛为之一亮的光芒。

对海子诗歌第三次的接触，则是一次震撼。

那是1988年秋季，在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太阳城诗会”回到青海不久，我从新近出刊的《诗刊》第9期上， 读到了海子的《麦地 》及 “外一首”《五月的麦地 》。 在我当时的印象中， 似乎从未见到海子的诗歌在诸如四川的《星星 》、 北京的《诗刊 》《人民文学 》， 以及《 上海文学》等，这类当时为诗界瞩目的官方刊物上出现。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读到了海子的《麦地 》：

吃麦子长大的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

碗内的月亮

和麦子

一直没有声响

是的，这样的诗歌让我感觉到了震惊。一霎间，他似乎放弃了文化，放弃了智慧，放弃了修辞，而以发自神经末梢的本能说出，传递了一种动人心魂却又是难以言传的情绪。仿佛月色初现的傍晚，端着大碗埋头吃饭的乡村孩子，在发憨、发傻的狼吞虎咽中，对使之活命的麦子突然欲失声痛哭的谢恩。

也就是因参加那个诗会在拉萨期间，我曾与作为旅行者的海子，有过一面之交的泛泛交谈。而在回到青海读了这两首诗之后，我竟因此生出了失之交臂的遗憾。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从未见到过这种毫无诗歌技巧意识的，最简单、最直接却又是一针见血的说出。我曾在此后的《孪生的麦地之子——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一文中说过，麦子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之根。然而，正是因为它太基本、太普通，反而为我们习焉不察，便从来不曾成为进入我们诗歌的材料。事实上，中国新时期的诗歌，一直致力于对这种生命之根、之本的追寻。比如对于太阳、水、土地，比如文化史诗类诗歌的本身。然而，正像太阳是人类共同的太阳，水与土地也是人类共同的生存之本一样，如果我们对其内涵没有血缘性的特殊感受，它在我们的诗歌中便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虚词。

而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我们这个用胃，甚至脸皮、人格为代价，刻骨铭心地感受过饥饿的民族，在一代代相传的记忆基因中，吃——粮食——粮食中最好的粮食麦子，则曾经是我们所有的心思。我不能用黄金比喻麦子的珍贵，因为黄金对于我们来说是抽象的，也不是必需的。而只有麦子，对于我们才是性命攸关。中华民族诸多的成语与古训：饿殍遍地、民以食为天、饥不择食、食色性也，书中自有千钟粟、饕餮……实质上都是饥馑的荒年，由粮食和麦子派生的语词。所以，我们这个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民族，才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也是最能体现生存关切的见面问候——“吃了没有？”对于吃的关切，已经成了储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胃部和神经末梢的集体无意识。也因此，一位当代小说家，才为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是莫名其妙，但却是我们感觉中顶级性表达的标题——“狗日的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对于吃的特殊的热爱和崇尚，正是对世世代代所受饥饿的复仇。所以，在我的家乡陕西关中的方言中，才有了一个对于吃的恶狠狠的表达——咥 （ dié ）！此词高古，最初出于《周易 》，释义为“咬”，现今极少有人能识。但我们的关中人民文化积淀丰厚，更对饥饿与粮食有过血海深仇，才将普通的“吃”，转化为眼睛渗血的“咬”——咬牙切齿地吃，穷凶极恶地吃！

所以，当麦子在海子的诗歌中相继出现，并成为一个词根的时候，它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和诗人来说，既是黑暗泥炭层集体记忆的激活，也是精神肺结核的一次酣畅放血。当时的诗坛上，正流行着从法国现代主义画家高更那里转换过来的、对于生命本源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而对于中国的诗人们，大家于此突然明白：我们从麦子中来，我们是吃麦子长大的。

但面对《海子诗全编》我们就会发现， 麦地诗歌在海子的创作中， 并不是集中的、 以板块的形式出现， 而是时断时续地隐现于数年的时区中。 从1985年1月的《麦子熟了》开始， 继而有：《麦地》（ 1985年6月 ）、《五月的麦地》（ 1987年5月 ）、《麦地 或遥远 》《麦地与诗人》（ 包括《询问 》《答复》两首， 1987年 ）——仔细清点后我还惊讶地发现，海子的“麦地”诗歌其实并不多。

那么，我们何以会对海子的“麦地”诗，产生数量庞大的错觉呢？我想，这还与那些麦地的外围题材，比如粮食、村庄，乃至草原、秋等各成系列的短诗有关。而事实上，这些短诗在海子的心理出发点上并不相同。金黄的麦地，具有光芒感的麦芒和颗粒状的麦子，无不与太阳这一物象相对应，以逼人的炽热、火辣、灼烫，继而进入其此后庞大的“太阳七部书”中，构成一部磅礴痛楚的太阳音诗交响。而村庄、草原、秋联结的，则是雨水、月亮、母亲、女孩子等阴性意象，是其所有感伤情绪的物象对应。并与他的“河流三部曲”构成一个有关生命源头以及家园的系列。

与没有看见“王”之前用“皇帝”替代一样，海子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看见“麦地”的，麦地或麦子之前的一个替代性语词则是“粮食”。“埋着猎人的山冈/是猎人生前唯一的粮食”——在这首题名为《 粮食》的诗中，海子的主旨虽然是要以“西边山上/九只母狼/东边山上/一轮月亮”这种“境”的描述，表现一种空蒙的“谣”的烂漫，但他开头的这两句诗行，已经将粮食置于猎人为此而夺去了自己生命的程度来指认。这无疑使这个“粮食”，具有了“麦子”那种与性命相关的属性。

在论及海子的麦地诗歌时，还有必要提及《日光 》《歌：阳光打在地上》这两首麦地外围题材的诗歌。综合阅读海子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一触及“麦地”和“太阳”的意象，海子就会立时收拾起其精神浮云和嬉戏姿态，进入收漫天乌云为一握闪电的那种感觉。

梨花

在土墙上滑动

牛铎声声

大婶拉过两位小堂弟

站在我面前

像两截黑炭

日光其实很强

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这是在脱脂机上榨出的诗歌，它在一大堆原材料中榨出诗歌的主体，然后再施加刀斧，砍去那些过渡性的语词粘连后，使之断为三截，使其像三段柞木截面，以触目的茬痕构成内在呼应。第一段仅用了“梨花”、“土墙”、“牛铎”三个常规物象一共十二个字，便传递出春夏之交，南方乡村初显的闷热和中午歇晌时分的静寂。之后，便是两截突兀结实的“黑炭”栽在面前。最后，海子并未承接两个小堂弟的话题继续延伸，而是笔锋陡地一转，将日光喻作一条鞭子凌空抽下。这条鞭子，内在地承接了以上的意象。两截黑炭般的小堂弟那种顽皮、精壮的野生活力，盖源自日光的抽打。日光，既是抟弄、鞭笞生命，使之泥里摔、土里滚的鞭子，又因此而成为中国乡村那些名叫铁蛋、拴狗、栽牢、社娃……的野孩子们，皮实、健壮生长的血源。

再联系到《歌： 阳光打在地上》中“阳光打在地上/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在疼/疼又怎样/阳光打在地上”，我们便会进一步地意识到，这看似单调重复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经历过铁蛋们那种童年的生命，在诗歌中对于日光和生命的言说。他在“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在疼”中说的另一层意思是，“也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就不疼”。但是，疼又怎样，不疼又怎样，阳光都照样要“打”下来——打在地上，也打在我们身上。我们无可选择地必须承受。海子在这里只是强调了阳光的“打”，而并不表示什么态度。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的承受者，他对这种“打”的痛楚是可以浑然不觉的；而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这种“浑然不觉”的状态却是敏感的，并正是要通过这种浑然不觉的无所谓，表达那种乡间野生生命的简单和皮实。

与《亚洲铜》以及诸如《思念前生》等学院派写作上严密的喻象系统贯穿，哲学意味的隐喻，语言内在纠缠的扑朔迷离性状相比，《 日光》则呈现着刀砍斧劈的果断。它在直接有力地说出中，甚至还带一种“毒辣”。诸如大婶像拉两个犟牛犊般地“拉过”两位小堂弟，两位小堂弟之于“两截黑炭”的直指。

这是海子在短诗书写中的一个准则，他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对荷尔德林的诗歌做过这样的指认：“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甚至有些枯燥，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整齐、坚硬、结实、干脆、排着、码着。”这是海子写于1988年底，即他离世前不久的一段文字。这样的指认与其说是针对荷尔德林，毋宁说是海子的诗艺独悟。骆一禾对海子的这种语词特征极为敏感，他在海子去世不久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1984年就写过‘阳光打在地上/阳光/打在地上’。”其未言之意，当是把这个“打”，同“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之类一样，视作中国诗歌中一种经典性的表达。

而骆一禾自己，此后也有过诸如“血，砍在地上”这样的句子。他在自己后期的诗作中，突然一改先前那种纯血的明净与炽热，而突入了血涌颅顶的心灵暴力绞杀，“在天空中金头叼斗鹰肉”，“闪电伸出的两支箭头/相反地飞去，在天空中叼斗/火色盖满我的喉咙，一道光线//勒住过去的砂红马头，我看见/血泊清凉的锋面/一捆闪电射开鹰肉”，“光芒闪耀/鹰肉在天空叼斗” （《眺望， 深入平原》）。

不是所谓的修辞促成了这一效果，而是在客体与主体之间，因光的唤起与对射状态中，对光的直接呈示。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油灯下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只有水烟锅

咕噜咕噜

谁的心思也是

半尺厚的黄土

熟了麦子呀！

《 麦子熟了 》书写的是兰州一带的事情，而兰州一带及甘肃、及整个西北的诗人们，却没有写出过这样的诗，也没有寻思过这样去写诗。当海子把兰州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推现出来，当初给我的感觉，就如同他把为我们熟视无睹的麦子在诗歌中强调出来一样，顿时给人一种陌生和惊奇。在阅读海子的某些诗歌时，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那种神秘的通灵感。比如在这个对他来说绝不熟悉的兰州，他却能敏锐地抓住老哥俩嘴头咕噜咕噜吸着的“水烟锅” （ 兰州是中国少有的水烟出产地）这一极端地方化、民间化的特征。的确，诗人与诗人是绝不相同的，所谓杰出的诗人，往往都能够抓住一些常人视若无睹，却又是典型性的细微事象，使之在作品中发光，进而成为大家的惊奇。而平庸的诗人之所以平庸，便在于他对这种细微事象感受力的迟钝，因而永远只能拾人牙慧，成为这些语词物象的二道贩子。

《 熟了麦子 》写于1985年1月20日，这是海子第一次将麦子作为抒写对象呈现在诗歌中。在这首诗中，除了“水烟锅”之外，其他的许多细节同样让人惊奇，诸如“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在我的经验性感觉中，这一描述，似乎还带有60年代初的饥馑荒年，这粮食来路暧昧的那种紧张——三叔夜晚背来的这粮食是从哪里、通过什么手段弄来的？是因为有什么过不了的坎，三叔才冒着风险在夜晚送来了这救命的粮食？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老哥俩当不至于抽着水烟而心事重重地一宵无言。“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这成熟季节的麦子对于这老哥俩，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统购统销粮食政策中的农民，很难说不是“隔叶黄鹂空好音”——麦子熟了“又能怎样！”老哥俩的心思砸在地上溅起的，难道不是空落落的茫然的尘土？要命的麦子总是在中国农民的心思中，这样若即若离，因而又使他们永远地为之心事重重。

海子是在1985年从文化史诗和学院派的文本性写作中进入“麦地”的。这一年对他来说是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以多种精神情态出现于诗中。他在《但是水， 水》中泅泳，在《浑曲》中开心嬉戏，在《坛子》中一脸玄妙……而这一年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他由一个带有大学生痕迹的诗人，赤脚站在夏天暴烈太阳下的脱毒去水——他说，“我请求/下一场雨/清洗我的骨头”。毒辣的太阳在这一年炙烤他、鞭笞他，也唤醒了他骨头中那种野生生命的精悍与灵性，使他以本真的心灵，去映照那些粗朴、结实、发光的事物。他在这一年还写下了这样一些诗句，“夏天/如果这条街没有鞋匠//我就打着赤脚/站到太阳下看太阳”；“泥土高溅/扑打面颊/活在珍贵的人间”。

《 熟了麦子》五个月之后的1985年6月，海子又写出了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麦地 》。 如果说《熟了麦子》还着重于民间性的客体抒写，那么，在这首诗中，海子已站在了麦地中央。虽然它的整体基调，是建立在麦收时节的兴奋和乡村少年式的活蹦乱跳的欢快之中的——譬如“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河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但在这首诗的最后，当他写下了“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时，你所感到的，则是从心源蓦然震发的呐喊，并带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痛楚。

两年之后的1987年，当他再次写到麦地——《 五月的麦地》时，这种痛楚不但延伸了过来，而且被放大。他已经意识到了麦地之于他所构成的一个诗歌世界。麦地养活着整个人类，养活着在麦子中生存歌唱的诗人们，他们无忧无虑甚至是轻松、浪漫地“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但诗人们并未省察到浸渗在他们生命中的麦子的情义，这因而使海子这个曾经的农家少年感到了某种悲伤。他和他们虽然都是诗人，都在写着可向对方相互背诵的诗歌，但这诗歌又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他继而写道：“我有时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不是作为诗人们的那些众兄弟，而是如今劳作在麦地中他少年时代的那些众兄弟。想到他们，就“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这样的情绪，使人恍然间联想到艾青那首《我爱这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海子正是因此而明白了自己以农村为根的心灵本质，并在这种本质上把自己与他人划分开来。所以，他最终这样写道，“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这样的表述无疑是有深意的。所谓的“中国诗歌”，自然是他从麦地和中国乡土中延伸出的这类诗歌。在他同时还强调了自己的“孤独一人”，并且背诵得进入了没有眼睛和嘴唇这种与土地同化的忘形状态时，他还要表述的，是他孤独一人地建造着本质性的“中国诗歌”。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干事情的性质和意义此时已非常清楚。立志建造“中国诗歌”的抱负，浓化了他内心那种“王”的创造感。但相对于同代诗人的整体格局，这种独自一人的建造，又让他感到了某种悲凉和孤独。这就是我们在海子的诸多诗歌中，常常感受到那种“王者的孤独与感伤”的原因。我想这还是充满了诗歌博弈激情的海子，何以拒绝参加热闹的1986年两报诗歌大展的原因。

1987底写出的《麦地与诗人 》， 分别由《询问》和《答复》两首诗构成，亦即一问一答。从这种构成上来说，前者应是麦地的询问，后者该是诗人的答复。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当海子把麦地设置为一个终极性的事物再次书写时，他实际上已由此反观到自己的“渺小”。所以，在刚刚写下了“在青麦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这样一个开头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直接说出了结论，“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

这是海子内心的另外一重世界。他在自己生命的许多时段，总是严苛地压榨自己。在我们不断地看到他对自己的满意时，还会看到他对自己同样多的不满意。这种满意与不满意，正是对自我目标设置的趋近之后，又看到了更遥远的目标而追之不及的沮丧。随着他独立冲刺中与同代诗人写作距离的越拉越大，在失去了可比性的竞技的刺激时，他又凭空为自己悬置了一个暴烈的物象——鞭子。1985年那个提供万物生长之血的日光的鞭子，在1987年则成了专门抽打、压榨、驱遣他自己心力的鞭子。“一只空杯子 装满了我撕碎的诗行”，“一只空杯子内的父亲啊/内心的鞭子将我们绑在一起抽打” （《八月之杯》）——海子于此表现了一个诗人的极端性，也就是说，在此时的他看来，自己此前所做出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此刻23岁的生命如同一只一无所有的空杯子，里面虽然装满了他所书写的诗篇，但却是被他无情撕碎，不能在他的价值标准中岿然不动的诗篇。这的确是一种极端的自我苛责，如果不是出于极端的生命高标悬置，他又何以谈得上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呢？当他紧接着在其后的《答复》中写下了“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时，所谓的“答复”已不成为“答复”，而是一种恳求——我拼命地去做了，我知道我没有做好，但是，我拼命地去做了！我不指望你的褒奖，但起码，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呀！

什么是“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呢？海子少年时代就在潜意识中对他贫穷的家庭和父母尽孝；而他的诗歌写作，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对于滋育他生命的土地和太阳的报答与尽孝。事实上，海子的这种痛苦，并不是来自生存的苦难，而是来自个体生命所不能抵达的超生命的要求。他以人类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和诗人，诸如荷马之于《荷马史诗 》， 歌德之于《浮士德》为参照， 最终甚而以《圣经 》、 埃及金字塔、中国的敦煌这种非个体能力之所为，而是一个群体在他们的大时代集体建造的文化象征体，作为自己的诗歌目标，以这个目标来建造他的“中国诗歌”。所以，他才有了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这样的心理。“无力偿还”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清醒的结论，但他却要知其不可为而拼命为之。所以，在他残酷地压榨自己，把自己挤压为渺小的一点，以便更彻底地洞察终极视野的大事物时，又同时把自己的写作推向一个爆炸前的临界状态——骆一禾正是在海子的这种状态，也在自己心神相应的生命中感应到了这一点，才在他的《黑豹》一诗中写下了“我们无故的平安 没有根据”这一雷霆追命、时不我待的诗句。而海子最终的自杀、骆一禾随之的追魂殒命——尽管还有其他多种因素，而这一点，则是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