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追随：高原腹地的三幅风景

地理再次作为一种宏大的精神场景，凸现在海子的创作中。

随着精神心灵对北方腹地的深入和在长安空间中的盘桓，海子在“玄武”这个密码上关于土地与水之总体关系的探究，已于他的三部长诗中实现了接近穷尽性的表达。此时，他的心中已逐渐明晰了另外一重地理场景，并不断地向它趋近。这一场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兰州后岔开两条路线，或经西宁、青海湖、格尔木；或穿河西走廊，经敦煌又向西南弯向格尔木，然后，在渐行渐高的大地地幔，踏上青藏高原腹地。

海子以他1986年的一系列短诗，向我们表明了他此间一次浩瀚的远旅。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中诸多散乱的地点：青海湖、祁连山、敦煌、额济纳、黄金草原、被蒙古人称之为“青城”的呼和浩特、西藏等等拣选出来，然后加以排列组合，便大致上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旅行线路：首先是乘火车从北京直达青海的西宁，继而乘汽车：西宁→青海湖→格尔木→西藏拉萨 —— 这是他的进入路线。折返线则似乎更为浩瀚，并且有着浓重的漂泊性质。其线路大致为：拉萨→格尔木→当金山口→敦煌→嘉峪关→内蒙阿拉善高原西北角的额济纳→包头→呼和浩特→北京。这次远旅的时间，大致上是在1986年的七八月间，亦即这一年的暑假期间。

而我们从这一线路上不难看出，海子此番远旅的三个主要文化地理目标：青藏高原、敦煌、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草原。

海子此前和此后的诗歌中有大量迹象表明，他对于这三个目标一直魂牵梦萦。那么，这三个地方又有什么呢？

从最直接的原因上说，这三个地方在1986年之前，已产生了昌耀之于青藏高原、杨炼之于敦煌文化枢纽、张承志之于蒙古草原，这样三种诗歌和文学艺术类型。

在外界看来，这大约是三个互不关联的诗人和小说作家，而在海子的眼里，他们则是当代被汉文化之外的游牧文化，亦即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那种具有大地品质的写作，联结起来的三位人物。

身居青海的诗人昌耀，在结束了青藏高原上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流放生涯，于1979年开始，先后写出了《大山的囚徒 》《山旅 》《慈航 》《雪。 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带有自传性质的、 生命苦难与高原魂气合一的长诗。写出了《河床 》《圣迹 》《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 铜色河 》《旷原之野 》《巨灵 》《牛王》等将此在的现实生存、民间场景置于历史大时空的，为高原精神和形体造型的诗篇。写下了《驻马赤岭之敖包 》《风景： 湖 》《鹿的角枝 》《月下 》《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等精粹的西部自然抒情短章。关于青藏高原或者说包括了敦煌和天山板块的中国西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像昌耀那样，以苦难的生命经历和深刻的文化感应写下如此逼近大地本相的作品。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昌耀作品价值和内蕴的体认，除了牛汉、邵燕祥、张承志、周涛等部分富于西部文化感应力的诗人作家外，他的知音或他诗歌的激赏者，又恰恰来自七九级前后的一大批青年学院诗人，以及部分青年先锋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诗歌的读者圈子，与此后海子诗歌的读者圈子，既有相异的部分，但在很大成分上则是重合的。对于骆一禾这位艺术鉴赏目光超群的青年诗人来说，除了大学期间激赏北岛的诗歌，并以之为选题书写了长篇毕业论文外，他此后在当代诗界最看重的诗人，便是昌耀和海子。1988年，骆一禾与张玞在《西藏文学》上关于昌耀诗歌的《太阳说：来，朝前走》这一长篇评论中写道：“……我们必须说出长久以来关注昌耀诗歌世界而形成的结论：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如果说，大诗人是时代因素并体现了它的精神主题和氛围，那么，我们当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

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的这一“大诗人”，与他1989年关于海子诗歌的“大诗”指认，以及海子自己对“大诗”的写作渴望，在概念和实质上都有着明确的交叉关系。

而写作方向相同，有着同样艺术鉴赏力的海子，对于昌耀诗歌的深层感受当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他的写作在许多地方呈现着对昌耀诗歌的折射，以及多方面的暗合。

但是，海子更为关注的，则是产生了昌耀诗歌的那个地理文化空间，而不是昌耀本人。1992年以前一直在青海生活工作的我，曾先后陪同诸多从内地到青海的诗人，诸如四川的黎正光、廖亦武，上海的宋琳，浙江的伊甸、沈健以及北京的唐晓渡等等拜访过昌耀。据我所知，另外一些未到青海的诗人，诸如骆一禾等，也与昌耀有过较密切的书信交往，而唯独两度经西宁前往西藏的海子，却与昌耀没有任何往来。这在我看来，一方面是海子缘于与陌生人，尤其是与陌生的名人交往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则是与自己内心看重的，且在类同方向上写作的重要诗人，保持必要距离的自尊。

我在前边已多次提到了杨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潜在地导引了海子的诗歌走向，对海子影响最大的当代诗人。在朦胧诗已经逐渐走向式微的后期，杨炼竟奇迹般地打通了从西安的半坡遗址开始，经河西走廊而至汇集了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印度、阿拉伯、乃至古希腊文化的文化枢纽敦煌，然后折入西南方向的青藏高原这一道路，建立了自己以《礼魂》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和游牧文化中的史诗高地。《礼魂》之后，杨炼又写出了大型系列组诗《西藏 》，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史诗帝国疆域。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组诗《西藏》每个章节之首，杨炼都援引了《奥义书》中的一段文字。表明了他对一个新的文化艺术资源的发现和进入。

《 奥义书》是印度最古老的经典文献《吠陀》的最后部分，也是古印度宗教哲学著作的集成，它探讨宇宙本源和个人精神灵魂问题的神秘主义世界观，成为印度哲学和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部古老著作的深奥，而在于杨炼始终生气勃勃的诗歌抱负和锐利宏大的文化视野。如同他奇迹般地由文化枢纽敦煌贯通了一条中国原生文化的史诗之路，他之能够在当时中国先锋诗人的西方现代主义热衷，把目光转向古老的印度而寻找哲学和精神的启示，实在让人感到其思维穿透力的不可思议。

此后，杨炼又完全以《易经》的卦象演绎为框架， 创作了更大规模的由《自在者说 》《与死亡对称 》《幽居 》《降临节》四首系列组诗组成的《太阳与人 》。《太阳与人》标志着杨炼从文化地理的源头追寻，到文化经典的源头追寻。而他在此以更为宏大之势进入的先秦文化，正是海子长期痴迷流连的文化空间。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海子与杨炼极为相似的，都是以地理和文化背景为写作资源的诗人，并且，他们所依恃的空间几乎完全重合。当海子追寻杨炼《礼魂》的线路，在长安这一地理文化板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掘进，并进而追踪至敦煌和青藏高原后，这时，杨炼的组诗《 西藏》则进一步对海子显示了特殊的意义。《奥义书》在《西藏》中的突现，很难不给海子以广阔的空间联想和方向路径的昭示。这时候，当杨炼的思维触角伸触到《奥义书》这一印度文化的核心，并从它神秘的东方哲学文化品质，反观到了中国先秦文化中的《易经》可供无限解析的丰富内涵，进而把注意力再次弯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时，此时已经结束了浩瀚先秦文化盘桓的海子，则适逢其时地由此看见并进入印度。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契机，是一直追踪着杨炼史诗路径的海子，开始与杨炼分道扬镳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在杨炼的雪地车从半坡开始，一路西北而行，从青藏高原的冰雪翻越喜马拉雅山而至印度，继而又向中国先秦文化回弯的这个地方，海子远随其后一直作跑道滑行的双引擎飞行器，在逐渐的距离缩短中，至此蓦然腾起，不再回头地一直向西。开始了途经古巴比伦、阿拉伯、耶路撒冷、古希腊、最后直至古埃及的飞行。如果我们把埃及的金字塔视作一部隐形的天梯，海子的飞行器则到此拉起闸杆垂直上升，直至遁入太阳。

张承志则代表了由内蒙古亘贯的北方草原。他是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中为数极少的本色性诗人，也是由北中国的崇山大河和天风浩荡的游牧文化，更改了当代文学趣味的作家。他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上长达四年的知青生涯、北京大学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科院民族历史学方向上的硕士等一系列经历，以及他本人的回族血缘，使他的创作在蒙古草原义子 （ 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黑骏马 》《金牧场》）、 北中国诸大山脉河流间民族人文地理历史的踏勘 （ 如《北方的河 》《大坂》）、 甘宁青黄土高原上回民世界的心灵史造型 （ 如《黄泥小屋 》《西省暗杀者 》《心灵史》） 这三大板块中持续延伸，并相继凸起为块垒峥嵘的文学高地。从血脉、血缘、大地魂气的主线上，将一片地域上人群的此在与彼在的历史大光阴相贯通，由之而扩展出一个个热穆痛楚，由种属生命链贯通的文学空间。

对于一个怀有地理文化敏感和语言敏感的诗人来说，只要他面对地图上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那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理命名，诸如木曲、当曲、牙哥曲、那仁郭勒河、奈齐郭勒河等等，便会产生无穷的好奇、猜测与联想。

而于公元13世纪崛起的蒙古草原帝国，在整个北亚、中亚及青藏高原的黑夜，则以铁骑的洪流冲决了一个又一个疆域的界碑之后，又以自己的语言重新为草原大地命名。所以，在这一广大地域，所占比例最大、分布面积最广的，便是蒙古语言的地理命名。

而这其中，就有一个语源含混但语义清晰的地理称谓——海子。

关于这个称谓，《内蒙古风物志》有这样的解释：在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散落着许多内陆湖泊，是沙漠中水草丰美的地方，当地牧民称为“海子”。

那么——海子，便是沙漠中水草丰美的水泽。

很难说这是一个纯粹的蒙古语的命名，因为它完全可以用汉语望文生义的方式来解读——大海形态上的比普通湖泊还要小的“海”。因此，它又很可能是近代的蒙古牧人对汉语“海”这个字的借用，最后又固定为自己的一个专门词汇。这样说，是因为它虽然是汉语的音与义，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没有这样一个固定语词。而作为一种明确的地理形态称谓，它却广泛地分布在历史上蒙古人活动过的地方。从内蒙古西部的乌梁素海、乌兰呼海、乌兰套海 （ 这些沙漠中诸多的“海”，实质上都是“海子”一词的简称 ），到新疆的大西海子水库、小海子水库；甘肃西北角的花海；青海境内的花海子、乱海子；四川藏区的海子山；贵州西北角的小海子……此外，在北京平谷县以西约30里，北距长城10里之遥的地方，还有一个海子和海子水库。

另外，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以东的地方并没有这种地理称谓来推猜，它当是内蒙古西部的牧人，或者从更早的蒙古骑士时代就开始使用的一个词汇。并随着蒙古铁骑的西征和部族迁徙，而将这个命名固定在戈壁沙漠的牧场水泊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地名现象，在一片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地理命名中，唯有“海子”这个称谓，从内蒙古西部草原，中经甘肃、新疆、青海继而弯向云、贵、川高原的广大地域，连接出一条长长的折线。犹如当年一支蒙古先遣兵骑，孤军深入留下的路标，更好像是这支兵骑头顶勺柄弯折的北斗七星，散落在高原边地的荒漠草甸……

1984年，刚刚20岁的诗人查海生，是否已经从地图和有关的历史地理书籍中，感受到了这个地理称谓孑遗的荒凉？从那一迢递的大折线中，感受到了蒙古骑士荒原腹地孤旅游弋的先锋的凌厉——犹如自己即将在中国当代诗歌无人区的独立突进？或者，他还从这一地理称谓的分布线路中，感受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召唤？而它星辰一样在大地上水泊明镜般的荒凉之美、清旷之美，想该是已经夺去了少年查海生眺望的心魂。

以前的夜里我们静静地坐着

我们双膝如木

我们支起了耳朵

我们听得见平原上的水和诗歌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原、夜晚和诗歌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

只有我一个双膝如木

只有我一个支起了耳朵

只有我一个听得见平原上的水

诗歌中的水

……

是谁这么说过 海子

要走了 要到处看看

我们曾在这儿坐过

这是海子1986年8月在《海子小夜曲》中写下的诗句。他记写了以前那些个在农耕的平原上倾听“诗歌中的水” （ 这应该正是指他的《河流 》《传说 》《但是水， 水》） 的夜晚。而在那样的夜晚，他是否听到了农耕平原之外更遥远的召唤——“要走了 要到处看看”？ 此时， 当《 河流 》《传说 》《但是水， 水》这三首长诗已托附了他对农耕平原和水的心神，完成了他对血缘相系的农村与土地的艺术造型，亦即翻过他诗歌重要的一页之后，是否再次听到了由昌耀、杨炼、张承志在游牧文化中所激起的“大诗”的召唤？那恰恰正是由“海子”这个地理称谓，贯通起来的一片文化历史空间。

事实上，这种感应从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1983年，从北大毕业时的海子在自己第一部油印诗集《小站》的封面，署上自己的本名“查海生”。而从1984年写出《亚洲铜》起，中国诗坛便开始出现了“海子”这样一位诗人的名字。

关于这个笔名，苇岸曾在他的《怀念海子》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海子原名查海生，我以为他的笔名是取‘大海的儿子’之意，海子否认了。当时我孤陋到尚不知蒙藏高地的湖泊，是被诗意地称为‘海子’的。”尽管这里对“海子”一词的词源、语义解释得并不准确，但也不能算作苇岸的孤陋寡闻，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语词。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作为一个南方的农家子弟，海子之能在大学毕业不久的1984年就注意到了这个语词，则使我们不难想见，他此前已经开始的、在遥远草原上的心灵跋涉和地理探源。这样，他诗歌最初的土地与水系列，便自然地归结在一个宏大史诗计划的第一区段。也就是说，起码从1984年开始，他就看清了在青藏高原上，构建自己大诗的道路。由此在“河流三部曲”之后，开始了自己诗歌的又一区段。

然而，在考察了海子漂泊草原的形而上因素时，还有一些微妙的更具体的因素必须参考。而在“河流三部由”形而上的风景之外，他双轨并行的短诗——那些个人情感的记写和艺术心灵浸渗的结晶体，则似一颗颗钻石，在它们不同的棱面，折射着更为纯粹的心灵艺术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