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魂归故里
韩愈有首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伤心地提到了自己朝荣夕衰的事，对于米芾来说，此番也是如此。一年之前，他从泗州沿汴河赴京师的时候，正是雄心勃勃，趾高气扬，对前途充满了憧憬。没想到一年之后，在经历过了耀眼而短暂的辉煌之后，竟然落得个仓皇南归的下场，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官场的冷酷无情，官场的上下其手，官场的瞬息万变，官场的世态炎凉，一切的一切，他都领教过了。
米芾的心底有怨艾，书学博士和画学博士是他一生中最为满意最为理想的差事，他自认最能胜任此职。进出于禁中，侍候在皇帝身边的事固然有点窝囊，有点憋屈，然而风光，然而对路。只是这份风光来得太晚了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在一首给儿子的信中填了一首词，词中有“儿辈休惊，头上霜华满，功名晚”的词句，就是哀叹此事。
中国文人的双重性格，在米芾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强烈。他是个喜形于色，也可以怒形于色的人，虽然被人称为“老米狡狯”，毕竟那只是指他在政治立场上和制赝造假上，对于自己的行迹举止，他是难以控制的。他在干着其他职务的时候，抱怨没有专业对口，但在干上了专业的工作之后，又抱怨官职太小，难得有满意的事。一旦得了志，立刻喜出望外，失了势就立刻唱不如归去，要去隐居种田。
此刻的米芾就是这样，河还是那条河，船还是那条船，人也还是那个人，然而满腔的抱负没有了，冲动的热情没有了，有的只是“劳生奔走困粗官，揽镜鬓毛斑”的嗟叹。
情绪转换如此之快，就是因为那份礼部的差事。
米芾在宫廷里的这般风光，这般的出入宫廷，亲近圣上，威风八面，都被文武百官看在眼里。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的，有很多言官多年来一直注视着他的行止，也都拿捏着他的把柄，搜集着他的黑材料，知道他的出身，知道他的性格。那些黑材料一直被放在他们的档案袋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整人的。不是上次米芾在殿上一下子说错了，说皇上要唾壶，立刻就有言官上奏弹劾，要办他。他写字画画，大家没法道他，那是迎合皇上的喜好，皇上好这一口，别人干不了。别人的字没他写得好，皇上不喜欢别人的字，信任他。他们没有可比性，无法道他。
然而，皇上一下子要把他放到礼部去做官，这一下有了可比性，字写不过米芾，但要谈做官的经验，米芾远远不如那些人。
何况还是礼部。
礼部是干什么的？是专管礼仪的。是代表皇室来向祖宗们行祭祀的部门。这个部门的组织人事权力比不上吏部，军事权力比不上兵部，财政权力比不上户部，司法权力比不上刑部，制造权力比不上工部，然而它是对着祖宗办事的，它是一种象征和代表，看上去无比神圣。
然而米芾是什么出身？母亲是乳母，父亲是武官，出身冗浊，又非科举，不是名门，他怎么能进入这种高贵的部门，去代表皇上祭祀？何况，追踪了他几十年的监察御史对他的性格和为人了如指掌，知道他那些癫狂怪诞、放浪不经的记录，因此，他一被任命到礼部，立刻就有人上疏，说他“倾斜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癫。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也。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
听了这些话，米芾很愕然：我惹着谁啦？
你能上章，我也能上章，米芾愤然抗诉，说自从我出道以来，任过的官职也有十五任了，推荐我的也有四五十人，怎么能说我不能干好事情呢？我的癫惹着谁啦？并没有耽误工作啊？
他以为自己的这一番理论能够得到蔡京和徽宗的支持。然而奇怪的是，在这一场一边倒的争斗之中，却没有人出来帮助他讲话，皇帝沉默，宰相也沉默，朋友们都沉默，于是，米芾只能灰溜溜地收拾行李出京，回润州去了。
关于他在礼部的任职，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的职务未拜即去职了，也就是说没有去任职。另一种是说他只任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就去职了。
不管怎么样，最终的结果都是米芾走人了。而这种走人的原因就是出于言官的弹劾。
是官总要有个安排，米芾到润州之后不久，又得到了一个职务，派他到淮阳军去任军使。
历史就这样和米芾又开了一个玩笑：他在十年前的官职就是涟水军使了，以后又任过权知无为军使，在进入中央之后，居然职务还是个小小军使，十年止步不前，只是原地踏足，这口气叫他如何咽得下去？
他终于用自己的仕途为自己的癫狂埋了单。
这一年已是大观元年（1107）了，米芾这一年五十七岁，从他二十一岁出道，到现在已经有了三十六个年头，官阶一直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最高只做到礼部员外郎，但只有一个月就被罢职，真是好不凄惨！
离开京师，恓惶就道。船出通津门，驶过那座高大的虹桥时，米芾回头看着身后的那座繁华都市，在那乌酣酣的城墙内，包孕着他的少年，包孕着他的仕途，同时也包孕着他的痛苦和欢乐，随着船行的加速，汴梁渐渐变得模糊了，渐而从他的视界中远去，成为一个淡淡的影子，也成为他终生的痛，和终生的遗恨。
米芾没有想到，他此生就和汴梁永诀了。
淮阳军位于徐州以南，古代叫下邳，现在分治成睢宁和邳州两个县市。这里虽然一片平原，然而在春秋战国时却是战场，在秦汉时是要冲，东汉三国时也是重镇，若干的枭雄在此决战搏斗，无数的豪杰在此角力，只留下了一片古战场、无数的古刀枪。张良曾在此地的圯桥与黄石公相遇，留下了“圯桥进履”的传奇故事，然而到了宋代，战线已经北移，只剩下一片黄沙平原、衰柳昏鸦供人凭吊。
米芾来到淮阳军就任，然而，生命给予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来仔细打量一下这块土地了。无论是他想奋发有为，还是想敷衍塞责，都来不及了。
米芾在中年时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座右铭：“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等到现在鬓毛已衰时再回头看看，不觉无限喟叹。
一直郁结在胸口的闷气，总要爆发出来，到任不久，米芾就觉得难受，头上竟然长出一个疮来，又红又肿。他找良医煎了几服药来吃下去，并没见什么效果。接着就全身发烧又发冷，疼及全身，几乎已经不能握笔写字了。
他情知不好，赶紧给朝廷写信，请求解除掉自己的职务，致仕回乡去治病休养。朝廷不准。他便自己给自己安排了后事。
米芾早年学佛，参与禅悟，虽未剃度，然而已经皈依，是为佛家的四众之一，早已把生死之事视作轮回，因而并不恐惧。害病期间，他断绝一切荤腥，只是念佛茹素。
难道这就是命吗？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能够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在文化深厚的中国立定脚跟，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中国以前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辩证法和关于轮回的学说。中国的哲学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佛教则认为世界万物都可以互相转换，都是可以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东西。它认为一切我们眼见到的东西都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今世是过去的果，今世又是来世的因，而这种因果关系又联系着人的生命形式，你今天的受苦，就是你过去作恶的结果，如果要想来世不受苦，就要今世来积德行善，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态度。如果你承认，那它就存在，如果你灭念，那么它就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死亡就等于是生命的开始，是另一次人生的缘起。
佛教异于中国传统学说的另一方面，是它对于来世的精彩描述。中国以前不讲来世，中国人注重的只是今世。而佛教认为只有今世的积善，才能进入无比光明美好的来世，那就是“极乐世界”，或“众香国”。有了这个精彩来世的吸引，一个人就会把死也置之度外，会与人生做坦然的告别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切的痛苦和死亡都无所谓了。
既然已经预感死之将至，他便坦然以对之。一辈子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米芾，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也不同凡响，他告诉下属说，我一月后必死。他让人打了一口楠木棺材，放在官衙里，平时就以它为床榻，饮食和坐卧都在里面，还在棺材里阅文件、草书札，对死亡泰然自若，全不当一回事。然后把自己家中所藏的书画和珍玩，都集中起来焚之一炬（可能这事做得不彻底，因为他焚稿的事在一生中已经做了两次，前一次是在长沙，然而还留有大量的书画在人间）。在临终前七天，他感知不愈了，便更衣沐浴，爬进棺材里，焚香而坐。把亲友和僚属们都召来，与之话别，还念了一首自作的偈语：
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
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
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路。
偈语是佛家禅宗惯用的一种文体，是用隐晦的语言来做暗示，也就是俗说的禅语，一般都含有机锋。米芾早入佛门，自认为是众香国里人，是鹿门居士，此番临终，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也没有任何悲伤，这是佛家认为“死是生的开始”的观念，是那种不生不死、不寂不灭的“涅槃”境界，他坦然以对。这种做法，也类似得道高僧的“入瓮坐化”的做法。
米芾临终前向友仁关照：我一生中最喜欢润州南山中的鹤林寺，曾对当家和尚说，他日我死后必当为寺中之伽蓝，永护该寺。此寺前埋着乃祖父母的尸骨，你今后可常往祭之。
此话说完，米芾紧闭双眼，坦然坐化。
这一年是大观二年，公元一一〇八年，他活了五十八岁。
淮阳军的旁边是那条南北沟通的大运河，沿着它向南再向南，跨过长江，就可以到达米芾的家乡润州。米芾已经在这条河上不知来往了多少遍，然而这一次他却只能静静地躺在船舱里，由他的爱子友仁扶着棺柩，慢慢地驶过了。这一次，船头上高悬着的，不会是“宝晋斋”的匾额，而是白色的孝幡了。流水如泪，风凉如冰，碧柳低头，桨声欸乃，癫狂的大师已经化作一缕孤魂，幽幽地回到家乡。
家乡迎接他的依然是青碧的南山，是蒸腾如雾的烟云，是他那相看两不厌的晴岚翠色，是他在画中反复点染的“米家云山”。
根据他生前的请求，他的挚友蔡肇事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自从在金陵半山园里相识之后，他们已经相交了三十多年，彼此了解，米芾对他有过“蔡君字天启，于相知间语仆，若素心腹者”的评价。他的这篇墓志铭是目前可能找到的关于米芾最全的资料，史料性很强，这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以富有激情的文字，详而有实的考证，算是对米芾的盖棺论定：
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 左承仪郎敷文阁待制蔡肇
崇宁五年，甲子六月制诏：今四方承平，百揆时叙。小大之政毕举，增光继志，旷古绝无。独书画之学，未有高世绝人之风。殆劝励之不至也。其议投试简拔之法，著为律令。建官养徒，庶几异时，彬彬者有纪焉。于是六艺之学，以次开设矣。是时，元章名能书，适官太常。一旦奉诏，以黄庭坚小楷作《千文》以献。继进所藏法书名画，赐白金缗钱甚腆。方民间竞以前代笔迹来上，萃于秘府，号《宣和御览》几百帙。特诏丞相太师楚国公跋尾，公亦被旨预览，缙绅以为荣遇。已而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宫。未几，就除知无为军。逾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便殿赐对询，落逮晷。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扇各二，遂擢为礼部员外郎。复以言者罢，知淮阳军。弥年，疡生其首，即上书谢事，不许。以某年、月、日卒于郡廨，享年五十有七。遗令送终，皆有治命。赙其家以百缣，不以被受文书，官其子，皆特恩也。
公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徙襄阳。自其曾、高以上，多以武干官显。父光辅始亲儒嗜学。公生秀颖，六岁日读律诗百首，一再过目辄背诵。稍长，博记洽闻。于书务通大略，不喜从科举学。议论断以己意，其说踔厉，世儒不能屈也。刻意文词，不剽袭前人语。经奇蹈险，要必已出，以崖绝魁磊为工。作字遒劲，晚更沉着，杂有晋唐风流。尤善临摹，至能乱真。其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缣寸纸，人以为玩。四方碑榜，咨请踵至。所著诗赋诸文凡百卷，号《山林集》。《宣已子》《圣度录》《正韵杂说》又数十卷。平居超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则率职不苟，喜为教戒。吏民初以为烦，已而安之。时亦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家故饶财，既仕，悉以分族人。后贫不以为悔。遇古书名画，必极力购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于都城，败屋僦居，客至烹饮，出诸奇相与把玩，啸咏终日。所至喜览山川，择其胜处立字制名，后来莫之废也。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北固既火，作庵城东，号海岳，日哦其间，为吾州佳绝之观。平生与游多天下士，蜀道刘泾、长安薛绍彭，好奇尚古，相与为忘形交。风神萧散，是其一流人也。举止颉颃，不能与世俯仰，故仕数困顿踬，冠服用唐人规制，所至人聚观之。性好洁，置水其旁，数颓而不帨，未尝与人同器服。视其眉宇轩然，进趋淡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也。少与禅人慕喆游，喆以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语有论。
父仕致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母阎氏，赠丹阳县太君。既卒，始葬润州黄鹤山，以中散祔。初，宣仁圣烈皇后在藩，与丹阳县君有旧，故公少长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补秘书省校书郎，授浛洸尉。七迁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县，乞监中岳庙。授涟水军使。除发运司勾当公事，蔡河拨发。入太常为博士。三加勋，服五品。娶许氏，封宁国县君，有贤行。五男，长即友仁也。补将仕郎，辞艺能世其家，余早卒。八女子，适进士乔衮、文禧老、南康军教授段拂、承奉郎吴激，余未嫁。孙男、女各一人。以大观三年六月某日葬于丹徒长山下。余元丰初谒荆国王文公于金陵，公以诗篇贽见。文公于人材少所许可，摘取佳句书之便面。余由是始识公，故为之铭。曰：
米胄楚出自鬻分，仍世勇爵史载芬。
既极而迁禀不群，生怜野雉憎家鹍。
掉弃 决习典坟，君才弱冠艺且文。
豪气激越荡乾坤，剧谈四座寂不喧。
冠巾说制傍朝掀，浣衣濯带肌廖皲。
手扳拉颊送飞云，邈晋千载风流存。
种王已往楷法纷，后生不复窥完浑。
临池几年墨练裙，句法甫白相弟昆。
造雄设险惊刓昏，文成挥扫千兔髠。
蚊蚓着纸尾角骞，尺牍藏去珍瑶琨。
一官肮脏诸侯门，熟视试一引手援。
南宫坐曹席未温，世间巧语空织文。
濒淮出守朱两 ，三仕三已无戚欣。
视身蚊蚋思坐海，□□□岳馆朝曛。
暮年消中病文园，逾月止酒不茹荤。
却乘冷风反众薰，西山嶒峻星可扪。
其阴大江郁东奔，喷沙发石漂无垠。
气象历落宜置君，欲酌中濡采芳荪。
生刍舍奠宿草根，尚书局促驹伏辕。
追摘往实诏九原，吾文坐荒失锄芸。
为歌铭诗下招魂，巫咸上天谁复闻？
薄暮雷电归叫阍，驶雨忽作九河翻。
米芾的卒年，《宋史》中说是四十九岁，也有说是卒于大观二年（1108）的，那一年他是五十八岁。蔡肇的墓志中前说他享年五十七岁，那就应该是卒于大观元年（1107），但文后说他是在大观三年（1109）下葬的，那就前后不一，可能有误，哪有去世两年之后才下葬的？米芾有墨迹后的纪年是大观二年，说明他当年还在世。翁方纲考订米芾的卒年是大观元年，甚至程俱还说他是在大观四年（1110）才去世的，那就是六十岁了。诸说不一，成了一个谜。本书还是根据曹宝麟的考证，取他是卒于大观二年，终年五十八岁，于第二年大观三年下葬于丹徒之说。
米芾在死之前，就坐进棺材，上演了一出不同凡响的戏剧，这次在对待他的墓葬问题上也是同样如此。他在埋葬他父母时，就采取了“不封不树，不立墓茔”的做法。这次他自己去世，关照友仁也照样办理。因此，他的具体葬地究竟在哪里，一向就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当地史籍中说的黄鹤山下，一种是蔡肇墓志中所说的长山脚下，还有一种是程俱所说的五洲山之原。确切的地点已无法确定，从而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米芾归葬于润州，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但他的墓究竟在润州的何处，却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黄鹤山就是鹤林寺所在的山，无论是《京口耆旧传》中还是《嘉定镇江志》中都提到，米芾的墓是在黄鹤山下。现在此处就有一座米芾墓，供来往的游客凭吊，墓前有牌坊，由启功先生书额。长期以来，这里一直被当成米芾的墓地所在而被人崇敬，因为米芾的父母葬地也在这里。有人提出这座墓是在明代才建成，是因为明代时他的后代、同样也是书法家的米万钟来此时建立的衣冠冢，五百年间就一直延续着米芾墓位于黄鹤山北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蔡肇的墓志和明代书法家张雨写的传中的说法，说米芾死后葬在长山。以后乾隆年间编的《镇江府志》也持此说。长山位于镇江南山之南，是一条东西绵延达十多里的带状群山，它属于丹徒县（现改为丹徒区）辖。此山远离市廛，相对荒僻，不同于历史积淀丰厚的黄鹤山，很少见于史册。由于米芾的墓是不封不树，平地无坟，在这连绵的群山之中无处可寻，只能根据蔡说和张说来肯定这里是米芾的葬地。为了发展旅游，现在丹徒区拨巨资，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合作，在此营建了一处巨大的“米芾国际书法公园”，依山层层而上，建造了座座馆舍，在长长的碑廊上复刻了米芾的重要碑刻，以使山水相依，自然与人文相托。此外还建立了一处米芾广场，树立了米芾的雕像，立了米芾书法《敝居帖》的壁画。由于米芾书迹和碑帖在历史上多有佚失，也多有误传，丹徒区又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联手合作，出版了目前国内外最齐全的《米芾书法全集》，共有三十三卷册，卷帙浩繁，印刷精致。
第三种说法就是米芾死后的葬地是在五洲山下。五洲山位于南山之西，长山之北，是一座峭拔耸立的高山，有五座险峻的峰峦，它的北面俯瞰长江，南面邻接长山，当中有些低缓的平原和小丘。米芾生前也喜爱此地，曾画过《五洲山图》，清代的画家也多次来此写生入画。如果从宏观来看，此山与长山南北相连，米芾会不会就葬于此处？
对于米芾的墓，近年又有了第四种说法，据二〇一一年的《南方日报》载，在广东清远县的秦皇山上发现了一处米芾的墓茔，墓体完好，墓前还立有一块碑，上面大书“大宋太祖考内阁大学士讳芾字元章米府君大人妣诰封一品夫人米母念六娘郑氏夫人合葬墓”，根据碑末所记，该墓在是清代宣统三年（1911）由米氏的后代修建的。这就像是突然从斜刺里杀出的一彪人马，一下子乱了阵营。
有专家前往探访，认为这座墓可能是始于元末或明初，以后在清末宣统年间成为此貌的。他们在民国版的《清远县志》里找到了有关记载，说在元代的时候，米芾的十世孙从襄阳南迁到清远县境内的湴塘村居住，同时还带来了米氏的族谱。据这本手抄本的《米氏族谱》上记载：“太祖讳芾字元章……太祖婆郑氏念六娘，生子友仁，合葬在獭凹背（村名）。”米氏家族以后又迁到湴塘村居住，如果此说当真，那么这一支米氏后裔在广东已经定居了六百多年。那座米芾夫妇的合葬墓，就是他们建的。
如果仅仅根据墓碑上的文字来判断，上面有着许多的讹误，如米芾一生根本没有做过大学士，他一辈子也没有做到一品官，所以他的夫人也无从被封为一品诰命。米芾的夫人姓许，她才是友仁的生母，根本不姓郑。米芾也没有纳妾生子的记录，这一合葬墓的真实性就有点玄乎。
米芾在二十一岁时到广东做的第一任官是在浛洸，后来并入英州，即现在的英德，在行政上是清远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如果前墓当真，那么正有理由来解释迁葬的原因。
米芾去世仅十八年，米友仁就经历了靖康之乱，他仓皇南逃，到政局平定后在杭州朝廷做官，等他回到润州看视时，城池已被南下的金兵劫掠一空，幸好他家的海岳庵独存于一片废墟之中。这时的米芾墓因为是不封不树的平地，并不显眼，也未遭到破坏。米友仁后来任兵部侍郎，是国防部副部长。他的孙子又是抗金的将领，蒙元灭南宋后，他的后人怕报复，便率族人逃到陕西凤翔府的岐山县塔儿湾避难，隐居于高塬涸壑之间，难以发现。等到改朝换代之后，元代始有米氏后人在襄阳建祠，奉祀先祖米芾，也在聚族群居的米庄立了一座衣冠冢。到了元代的至正年间，原来避难于凤翔的米家九世裔孙携族人返归襄阳，合族团聚。
清远的米墓是否就是这时米氏的另一支后人南迁来广东时所建的？他们来时可能带来了祖宗的衣冠或部分骨殖，便立之为冢。
一国之内有四处米芾墓这件事并不稀奇，说明人们对这位旷古狂士的思念之情。我相信国内还可能有其他地方有几处米芾墓，人们对前贤的景仰之情是无法扼制的。如果米芾不是深为后人爱戴，后人不会为他附会那么多的墓。判断米芾墓的真假那是考古学家的事，人们一般只介意人文意义上的名人墓，他们对真假并不介意。
镇江这座城市，在宋代非常繁荣，有很多名人都在此留下了足迹。长山下就有曾布的墓，此地也被命名为相公湾，但却从没有人前去凭吊过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宋代宰相。五洲山北，高资镇的高家边村，据说就是太尉高俅的家乡。林希、章惇和周穜都在镇江住过多年，然而没有人去寻觅过他们的故居是在哪里，人们关心的只是苏轼和沈括，叨念的只是刁约和苏颂，寻找的只是柳永和佛印，缅怀的只是辛弃疾和陆游，善恶和忠奸在人们的心底画下了一条线，他们知道该去祭祀和怀念谁，即使多出几处米芾墓，我想也是合理的。中国何处没有东坡游迹？何处没有右军墨池？何处没有羲之故里？各地都在抢名人，抢忠臣，抢前贤，然而却在拒绝大奸大恶，都是同一个道理。
大观二年（1108）以后的北宋书坛，没有了苏轼，没有了黄庭坚，现在又没有了米芾，只剩下蔡氏兄弟来支撑着残局，未免过于寂寞，终宋之世，没有出现过能与苏、黄、米并肩的大家巨擘。
然而北宋的画坛却是另一番面貌，徽宗兴建起的那个御用画学，毕竟培养出了好几位杰出的人才。画师张择端，用他那不朽之笔，画出了千古名卷《清明上河图》，为那个正当繁盛却也正在走向没落的王朝做了精细的写照。画院里的天才小生员王希孟，在经过徽宗的指点之后，拿出了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而徽宗自己也身先垂范，在万忙之中居然埋头于丹青，拿出了无数的杰作。
北宋的朝廷却没有因为少了米芾而显得冷清，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八品小官未免过于微不足道，朝中一切应有的都在继续进行。越过了大观年之后，徽宗的轻佻更加变本加厉，耗尽了祖宗积累的资财，终于建成了艮岳园林，集天台、雁荡和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和云梦之旷宕，宛如人间之仙境，宫内还建有侈丽高广的延福宫。多才多艺的徽宗在这里面可以施尽自己的技艺，既可作曲填词，又可吟诗作画，还可以粉墨登场，表演杂剧，甚至装扮成叫花子行乞，穷极奢侈地做了一个风流天子。
这一时期大宋王朝的繁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假象。
作为米芾家乡的润州，在他去世之后的几年里还平安无事，然而等到浙江方腊的起义之火一烧，童贯被封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十五万精兵南下镇压，润州就成了他驻兵的大本营和指挥部，这座城市的宁静就立刻被破坏了。北方的宋江在淮南起义，攻占了米芾最后一任的所在地淮阳军，挥兵将矛头指向南方的楚州，兵锋已距润州很近了。童贯要南北设防，北固山又位于长江之滨，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恍如世外桃源的甘露寺的宁静也被打破，米芾的旧居东海岳庵也当然地受到了扰乱，街道上马蹄杂沓，江面上战舰云集，天空中烽烟四起，城市中兵丁充斥，一座风景城邦顿时变成了四战之地。
靖康元年（1126），刚刚灭了辽国的金兵挟其余勇南下，久享太平、不习征战的宋兵一战即溃，望风南逃，金兵趁势围住东京。徽宗急忙禅位给儿子钦宗，不顾社稷的安危，自己借口去亳州太清宫烧香，携皇后皇子和部分佞臣一路南逃，渡过长江，来到润州。他之所以选择了润州，是因为镇江军是他昔日的封邑，年轻时曾在此度过不少岁月，算是他的根据地了。他在不久前改全国寺庙为道院时，第一道敕令就是下给润州金山寺的，把这座千年古寺改名为玉清神霄宫，连佛塔的塔刹尖顶也被揭去，改建成了道阁。他非常宠幸茅山道士刘混康，对他言听计从，茅山也是属于润州管辖的。徽宗来到润州后大肆营缮宫室，建造庭园，想在国家危难之时建立另一个南方的朝廷，使镇江的行宫成为行都，与钦宗分庭抗礼，一时以至“自江以南，诏令不行”。直到钦宗再三催促，他才迟迟回到汴梁。
面对如此劲锐的北方胡骑，久已懈怠的宋兵当然无法抵挡，靖康二年（1127），汴梁城破，享乐一世的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被金兵所掳，押送到北方的五国城，北宋的江山就此断灭。他耗尽一生精力收集的那些稀世珍宝，以及法帖古画，全部在这场战火中被毁，不是被焚之一炬，就是被掳到金国的宫中，失散的数量惊人。当徽宗得知金兵把宫中所蓄的财宝全部搬空之后，并不动容，然而当他听说那些珍贵字画和图书也被毁尽之后，不觉仰天长叹，伤心落泪。直到这时，他还怀心于文艺，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然而已是失国的昏君。徽宗在位时间才二十七年，就把他祖宗积累下来的财产全部败光，把大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江山拱手送给了异族金人。
然而，润州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在金兵北归之后，徽宗的第九子赵构逃出金营，在南京（商丘）称帝即位，是为高宗，率勤王的兵马与金兵周旋。为了追杀立足未稳的高宗政权，金兵长驱突入，由金兀术率铁骑一路穷追，大举南侵，数度攻入扬州，镇江也随之沦陷。刚即位的高宗慌如丧家之犬，向南一路狂奔逃命，金兵一直追击他到温州的海上，因遇上风暴和水土不服而退兵北还。建炎三年（1129），兀术率退兵到达镇江，准备渡江北还。岂料他在这里遇到了事先埋伏在焦山附近江面上的宋将韩世忠的狙击，韩倚仗自己善于水战的优势，以弱敌强，击败金兵，兀术率兵误入金山以西的死水港黄天荡，被韩困住。在经过一场恶战之后，金兵才狼狈败回，从此不敢渡江。
此战之后，高宗定都杭州，宋金隔淮河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而镇江这座原先美丽的风景城市也从此改变性质，而成了抗金的前线，军事的重镇。
看来米芾似乎侥幸，他躲过了北宋末年这十几年的动荡。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频繁的往复战争之中，他的故乡当然地受到了荼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虽死而未安，无论是他的故居，还是他费尽心血收集来的那批稀世名作，在血雨腥风中不是被焚为灰烬，就是散佚一空了。
国尚不国，胡以家为？
对于在靖康之难中仓皇而逃的难民来说，那些晋唐故纸又有什么用！那些奇石名砚又有什么用！它们当不了吃，当不了喝，也当不了代步的舟船车马，甚至连果腹的粗粝粮食都顶不上，澄心堂纸只能用来拭去皮肉上的血，蜀素绢只能用来包裹被砍破的创口，米友仁在乱军中找到的那份被胡乱割裂拼凑的《净名斋记》就是一例。静卧在山野地下的米芾已经听不到他们呼喊求救的凄惨声音，只能等待战事稍定之后他那劫后余生的爱子前来扫墓。
曾有一位文史专家对于米芾的几处墓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米芾死后归葬地根据蔡肇之说，是在长山。但这一地点距离他黄鹤山下父母的墓茔太远，每逢清明之际，往返于两处扫祭并不方便，于是友仁在局势稍定之后便把米芾在长山的墓迁葬到了黄鹤山下，与他祖父母的墓邻近，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家庭的墓园。他也提出了后世支持此说的几份史料，来证明这一说法。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推论。
在中国三千年的书法史上，米芾是能够开一代之风的大师，他生而有幸，是在文艺政策相对宽松的宋朝，是在大师群集的宋朝，是在提倡个性独造的宋朝，他虽大半世处于下层的寒门，做着低级的小官微吏，然而却尽他的毕生之力为了书法事业留下了无数的瑰宝，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遇到了知音。他是可以和王羲之、颜真卿、褚遂良、张旭等人比肩的书法大师。他的铁杆粉丝、明朝的大书家董其昌曾经这样评论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癫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我想，这句话就代表着后人对于米芾最公正的评价，因为董其昌与米芾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并非是肉麻的谀词。
有了这些评价，米公应该含笑长眠于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