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祐党碑
崇宁年间，中国书法界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此事虽然涉及书法，然而却又无关书法，它是借着书法来行使政治报复的一起恶劣事件。
这就是在朝廷中设立了《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一事虽是由徽宗下旨颁布建立的，但它的策划人和施行者却是蔡京。
蔡京是一头顽强的不死鸟，一条长寿的九命猫。当朝的梁焘指出：在新党诸臣之中，以蔡京“最号凶健阴险”。凶狠和阴险都可以理解，唯独这个“健”字却颇令人玩味，也就是意味着他特别能战斗，特别顽强，特别有耐力。他能够忍气吞声、蛰伏于一地待机而出。纵观新党诸臣，吕惠卿、吕升卿、蔡确、章惇甚或是曾布们虽曾居于高位，但在朝廷最高端执政的时间都没有他长，也没有他长寿。蔡京曾四次任相，最后活到八十岁，连弟弟带上子孙，一共有五人在朝中为达官，可谓炎势之极。他有着特殊的斗争经验，也有着丰富的斗争智谋，更有着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的手腕，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屡战屡胜，这一次，他退休不久，又复出了。
对于蔡京来说，他的重新复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北宋的政坛上，他可以说是屡败屡战、战之能胜的标兵典型。但这一次复出的结果却是把他推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这要感谢一个人：童贯。
作为一名新党政治家，章惇臭名昭著，但他纵然有一千条罪恶，有一件事还是做对了的，那就是他说“赵佶轻佻”。说明他的政治目光敏锐，看人很准。
赵佶登基之后，特别是在向太后驾崩了之后，就立刻转变态度，并逐渐露出了轻佻的本色，他利用浩荡的皇权来为自己享乐，派出了宦官童贯到江南一带去搜罗民间的珍奇书画。杭州一带本是南越王的故国，而江南一带则又是南唐的故国，这两个小国偏居一隅，经济发达，文化丰厚，在政权轮替的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最小，是和平解放的，因此流落在民间的珍品字画不在少数。赵佶当端王的时候，就居于江南，他知道这一底细，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杭州苏州，派出亲信去搜罗。
徽宗出于皇族，当然知道要收心腹，必以宦官为要，因为宦官是自家人，他设明金局于杭州，派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去主持这项工作。童贯虽是宦官，颔下却长有十数根胡须，颇为可疑。据《宋史》说，他“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对于这样一个巧与奉承的奴才，主家当然欢喜，当然要委以重任。把他派到杭州去为自己搜括财物那还是小事，徽宗后来竟然把统帅大军、四出征讨和出使辽国的事也交付给了他，童贯居然不负君望，干得很好，以至在朝中炎势可炙，开了北宋宦官干政的先例，所以后人指出，宦官之害，以徽宗一朝最盛。干了这么多坏事的童贯极受徽宗的宠幸，也被列入“六贼”之中。
既是奴才，就要有两面性，他对于主子来说是奴才，但对于下人就俨然是主人了，童贯在宫内是阉人，到了杭州就是钦差大臣，百事能够做主。蔡京最善于察言观色，巧与周旋，他看到童贯有可以通天的地位，便把自己的宝押在了他的身上。蔡京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的时候，经常进出宫禁之中，能够与童贯打交道，这次他来到杭州，更是一个好机会，便巴结上去。童贯在杭州一个多月，蔡京放弃自己的一切事情，整天陪伴着他出游，不舍昼夜，知道徽宗最好的是书画，他便为之搜罗了很多名书画，自己又精心绘制了很多屏风和扇面，托童贯带给徽宗。徽宗本来已经仰慕蔡京的书名，此番蔡京主动送上门来，他非常喜欢。加之童贯极力推荐，说了蔡京很多好话，童贯也动用了他在宫内的关系，竟然使宫中的妃妾和宦官们都向徽宗夸赞蔡京的好处。徽宗便动了心，想让蔡京复职回京。
这时朝中也在发生着变化。宰相韩彦忠虽是旧党，但在个人的影响和能力上却并非是新党曾布的对手，两人在倾轧相斗之中，都想得到蔡京的援手来支持自己，打压对方，加之徽宗也动了心，于是蔡京在崇宁元年（1102）先知定州，后徙大名，最后被召回朝。
蔡京以逐臣的身份回朝，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苏轼北回时相近，不同的是苏轼是民众夹道欢迎，而蔡京是受到重臣的欢迎。右相曾布派自己的儿子出郭十里迎接，韩彦忠听说了，派出自己的弟弟出都门二十里远迎，对立的双方都要拉拢他，这让蔡京风光至极。徽宗亲自赐座于延和殿问策，蔡京又进“绍述”之说，还劝徽宗“陛下当享太平之奉”。
蔡京本是中山狼，他起于逐臣，一旦得志便猖狂，天下人皆拭目观其所为。他刚站稳脚跟后便和曾布联合迫使韩彦忠罢相，然后再翻脸设计攻击曾布，也使曾布罢了相，他一石二鸟，计得意呈，荣登相位，从此大权独揽，恣意所为，贪赃枉法，开始了他为相二十四年的罪恶统治。
至此朝中的旧党已被驱逐至尽，或者被贬窜死徙殆尽，再也没有翻身的时候。这时的蔡京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已和王安石时的新法毫无关系，而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新政了。蔡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想到了还要在舆论上和精神上打垮旧党，于是就上章列出一份“元祐党人”的黑名单，这份名单把元符年间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按照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和邪下分成六等，以“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来厘定，被列为正上的仅有六人，正中的只十三人，被列入邪等的有五百三十四人，这些人等之中并非完全是旧党，还有一些因与蔡京政见不同的人，就被归为邪等，打入另册。
蔡京可能觉得五百多人的名单未免太多，打击面未免过大了一点，于是在经过一轮筛选之后，最后拟定了一百二十人的名单，包括早已去世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大防、苏轼和苏辙等人，甚至还包括有原是新党的章惇和曾布，一概都被归入了这份名为“元祐籍党人”的异己名单之中。为了除恶务尽，也为了警示人心，蔡京等人想到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建议徽宗把这一份黑名单书写成碑，立在端礼门的朝堂之外，这样可以让文武百官们在上下朝的时候都能看到，今后不敢有所乱为。他要在精神上对这些影响巨大的旧党人物进行摧毁，这也是一场宣传战。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元祐党籍碑事件”。
为了让这座碑更具有震慑作用，他建议由徽宗来亲自书写，然后勒石。这样，这块罪恶的黑名单就成了一块御碑，别人想反也不敢了。
随着蔡京们对异己的迫害加剧，这份名单也不停地有所增删，并有了两个版本。崇宁三年（1104），蔡京等人对前一份名单进行整理后，又进行增删，最后确定了一份三百零九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中不仅司马光、苏轼等依然在列，连他昔日的同党战友王珪和蒋之奇等也赫然在列，不仅包括了元祐党人，还包括了元符党人，以及在元符年间上疏的臣子都列入，按照曾任官职的大小排列。此碑先是由徽宗来书写，刻石后嵌入文德殿的东壁内。蔡京觉得如此还不够解恨，又奏请徽宗由自己亲自书写一碑，并且诏令天下，把自己书写的这通《元祐党籍碑》的拓片传示各路，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官衙门前都要复制此碑，引以为戒。
根据如此记录，《元祐党籍碑》就应该有三个版本：第一通是最早颁布的一百二十人名单的碑，由徽宗御笔亲书，立在端礼门外。第二通是经过改编的三百零九人的碑，由徽宗御笔亲书，立在文德殿的壁内。第三通碑的内容与第二通碑相同，仍是三百零九人的碑，但是由蔡京来书写的，这通碑在全国各地都有复刻本，应该是发行量极大的一通碑。蔡京此碑开了罪恶的先河，他把碑这一原来是神圣的形式变成了正人君子的耻辱柱，用堂堂文字来书写他反诬别人的黑名单，这令所有的书法家都蒙羞，完全改变了意义。
按理说，蔡京立《元祐党籍碑》这事与本书的关系不大，米芾也并未参与。但考虑到碑是古代的一种重要的书写形式，蔡京也被列为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这通碑以往都是被作为政治教材来讲的，都注意到了它的社会意义，绝少考虑到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作用，因此不吝篇幅把此事载入。
《元祐党籍碑》是皇上所颁布，宰相所书，又经由朝廷下诏，令各郡州照版复刻而立，这应是没有问题的事了。然而各郡州在刻碑时，还是遇到了反对，有很多人，甚至是小民百姓都表示了异议。当时九江的一位刻石的工匠名李仲宁，他刻的碑很有名气，连黄庭坚都为他的家里题写过“缘玉坊”的匾额。这一年，官府让他在九江衙门前复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说：“我的家里以前很贫穷，只是因为后来为苏内翰和黄学士刻了很多碑，才至饱暖，日子过得好了。今天要把他们列为奸臣的名单，我不忍心下手，不能应命。”太守听了他的话后，居然也慨然同意说：“你这话说得对，一般的士大夫都比不上你。”当即赐给他酒，让他回家去，不用刻此碑了。
刻碑的诏令传到长安时，有一个叫安民的石匠，来官府回复道：“小的不知朝廷所刻的石碑是什么意思？但听得里面有司马温公的名字，这是海内外皆称其正直忠贤的人哪，如何成了奸邪？小的不忍刻石，请辞了吧。”听得此说，官府却是不从，发怒要鞭打他。安民只得哭泣着说，“如果一定要小的来刻，那就刻吧，官司严厉，我不敢推辞。只是千万不能刻上‘安民’二字在石上，我也不要工钱，只怕得罪于后世啊！”听了这名小小石匠的话，官府也感到惭愧。
此事不仅小民百姓有异议，即使官府之中也有人反对。徽宗一向尊崇宠幸的道士林灵素，在宫中见到了这块碑，也感到惊讶，连忙稽首作揖。徽宗见了感到奇怪而问他为何，他说：“碑上的姓名，都是天上的星宿啊，臣不敢不稽首。”他甚至写了诗说：“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他上疏道：“蔡京鬼之道，童贯国之贼。”按理说出家人应该和朝廷的政治斗争远离，但他作此言显然是规劝徽宗，也表达了一种民意的公评。
开封市博物馆里，存有这块臭名昭著的碑的拓片。根据拓片下的文字介绍，得知这是南宋时重刻的，原碑藏于广西的融水县，因为地处偏僻才保存了下来。全碑为蔡京手书，碑额上横书“元祐党籍碑”五个大楷，下面横书着：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
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会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
接下去的就是文臣司马光苏轼等、余官秦观等、武臣张巽等、间任宰臣执政官刘挚等人的名单，洋洋洒洒共三百零九人。
此碑的文词是颠倒黑白、胡乱诬蔑，然而蔡京的书法却是端庄宽厚，颇有可看处。尤其碑额写得从容大气，字的笔画转折流利顺畅，圆熟老到，基本是真书，有几笔末端还出现了飞白，显现出一点行书意，颇有沈传师和蔡襄之风格。
我还在桂林的龙隐洞里见到了另一块《元祐党籍碑》，是刻在洞口的摩崖上的，正对着米芾晚年在真州任上所写的《米芾程节唱和诗碑》。但奇怪的是，碑额上却只刻着“元祐党籍”四个字，字体也不是蔡京的正楷，而是隶书了，碑中的内容却是一样未改，显然这是后人复刻的。国内仅存的两块《元祐党籍碑》都位于广西境内，可能都是因为地处偏僻，远离政治中心而未能被发现。
清代的艺术理论家刘熙载曾说过：“写字者，写志也，非是志士能人，岂可讵言其妙？”如果承认他的观点，那么书法就当是一桩相当庄严的事，也是一件非常道德的事。然而蔡京书写的此碑却是颠覆了这一定律，他用书法来书写这一“元祐黑名单”，无异于二战时纳粹的消灭犹太人的黑名单。蔡京是著名书法家，是他的作为玷污了书法的神圣性，他书写的无异是一群君子们的耻辱柱，他的书法践踏了仁道，也糟蹋了人权，在黑暗的中世纪里，众多的书法家们会面临着这一通黑碑发出自己的哭声，如同面对着耶路撒冷的哭墙。
然而，这通旷古罕有的奇碑在竖立了两年之后，不是毁于人怨，竟然是毁于天怒。
崇宁五年（1106）正月，天空出现了彗星，彗尾从西方横掠过整个天穹。这是极为罕见的不祥现象，徽宗惊慌地认为这是天人感应，让诸臣来解释，可以直言他的过失。于是就有谏臣指出应毁掉《元祐党籍碑》，以平息天谴。徽宗恐惧，当下准旨，派人连夜拆除碑，并令外地的党碑也一齐拆毁，并解除所有的党禁。又下令进行甄别平反、拨乱反正的工作。
但即使是这样面对着天怒人怨，蔡京也毫不知悔改，他无可奈何地说：“石可毁，名不可灭也！”而徽宗在两年之后也有了反悔，又不同意为元祐党人平反了。
这样一通碑，在北宋的政坛上，而不是在书坛上引起的波动，是世所罕见的。
正当朝廷中进行着这般如炎如汤般的动荡之时，米芾，这位小官却一直待在真州的衙门里，过着他似乎不为所闻的日子，陶醉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
崇宁元年（1102），他也经历了悲欣交集的过程，这短短的半年里，好友蔡京的到来，前辈苏轼的诀别，都使他欢喜使他愁。朋友们走后，他又陷入了落寞和冷清之中，唯有以游历和书画来自娱。
获得了谢安的《八月五日帖》，令他狂喜不已。他在此帖之后题了一通长长的跋：
右晋太傅、南郡公谢安字安石书，六十五字，四角“开元”小玺，御府书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历代得以保之，必有神护。元祐中，见晋十三帖于太师李玮第，云购于侍中王贻永家中。太宗皇帝借其藏书模《阁帖》，但取郗愔两行，余王戎、陆云、晋武帝、王衍及此谢帖、谢万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板。余特爱此帖，欲博以奇玩，议十年不成。元符中，归翰长蔡公。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日，以余笃好见归。余年辛卯，今太岁辛巳，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日丙中时获之，此非天耶？米芾记。
此帖的来历、考证和米芾的喜爱程度，都已在此跋中写得清清楚楚了。他对此帖觊觎已久，十年不得，此番能以“豪夺”的方式欲投水而得到，岂能不喜？经过他的推介，一代名臣政治家谢安的书名就此上了中国的书榜。
光在帖后写跋还不够，米芾又给自己的密友王彦舟报喜，并附上了一首长长的诗篇《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以行歌体的形式来向朋友炫宝，来为自己的宝藏唱颂歌。此诗题目中的“太师”，是指李玮，他官拜太师，当年米芾曾诣太师府观晋十四帖。此诗的内容和前一帖后跋的内容基本相近，都是讲述他得到此帖的经过。无论是诗还是书法都一般，并不太出色。但诗中却有几处具有史料价值，如：“我识翰长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知我酷好辍已好，惠然发箧手见归。”几句点出了他和蔡京自小就形成的友谊。如“谢安谈笑康江左，物外人标没两大。子敬合书只后批，天才物望都无那”及“临风浩思王仲宝，江南宰相只谢安”几句则是点出了他对谢安的评价。
米芾自从在李太师家见到这些从未入书史的晋帖之后，对晋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却并不迷信，认为王羲之就是晋代的顶级书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在观谢安和晋武帝帖后，认为他们的书法浑然天成，谢安清迈，堪为子敬作帖尾之批（意思是谢书的水平远比王书高）。他在得此帖之后，曾经反复临摹书写了几十遍，认为自己从此“顿失故步”，就是说连自己原来的书体都丢失了，并提出了“羲之俗书趁姿媚”的说法，结合以前他骂“二王恶札”的旧例，从而坚定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权威，而是自寻标的，特立独行。
米芾在一封书札中提到他反复临写晋武帝的书帖，觉得：
吁！岂临学所能？欲令人弃笔研也！古人得此等书临学，安得不臻妙境？独守唐人笔札，意格尪弱，岂有胜理！其气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质，张长史、怀素岂能臻其藩篱？昔眉阳公（指苏轼）跋赵叔平家帖得之矣。欲尽举一奁书易一二帖，恐未许也。
这样一通长长的感叹，在素来高傲狂放的米芾笔下，是罕见的，表达了他面对着晋书时的一种高山仰止之情，能令他惭愧的书家和帖，似乎并不多，他岂是肯屈服之人？
但令他欣喜的事还有，那就是蔡京的还朝复官。
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三月刚刚复官之时，米芾还在真州的任上，他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内就给推荐蔡京还朝的一位朋友邓洵武写去了信，让他代向蔡表示祝贺，也寄予厚望，可谓快捷：
芾顿首再拜，新恩吏部侍郎台坐。春和，恭惟神明相佑，台候起居万福。芾即日蒙恩。大贤还朝，以开太平，喜乃在己。芾薄留泗滨，烝然来思，岂无念哉？谨奉状上贺，不宣。门人米芾顿首再拜。新恩吏部侍郎台坐。三月三日上。
邓当时任吏部侍郎，曾向徽宗推荐，让徽宗召回蔡京重用。米芾听到此喜讯，认为果然实现了自己当年说蔡京“后当为相”的预言，也认为自己从此可以有靠，便在信中出此阿谀之辞，卑躬屈膝地向小自己七岁的邓口称“门人”，在同一封信中前后两次尊称他的官衔，并再三顿首，语气之间全然没有了以往朋友交往时的随便自在，献媚之状溢于言表。他当是真心的欣喜。
托人带信转达还不够，米芾觉得不放心，必须自己亲自写信。接着，蔡京任相的旨意下来，他找到了好机会，亲自写信去表示祝贺：
芾顿首再拜，左丞钧席，恭审进位，庆同在己，探候上贺次。晴快，恭惟机政之暇，钧体动止万福。谨具状陈情，不备。芾顿首再拜。左丞钧席。
又是再三的拜再三的顿首再三的庆贺，恭敬、谨慎、鞠躬、万福、同喜，用尽了一切好词语，只为了示媚。当然，以米芾和蔡京的交谊来看，朋友还朝升迁了，倒是应该遥致祝贺的，只不过“人一阔，脸就变”，蔡京的脸还没有变，米芾的语气已经变了，他是真心的祝贺，当然这里面夹有自己的私货，夹有对自己日后仕途的企盼和希冀。
米芾的这两个“再拜”，并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真正的行动。他封好此信之后，把它摆在桌上，整衣敛袍，竟然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拱手跪下，拜了一拜！
他在这一封信上的寄托，太重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件家事打断了他在真州的仕途：他又丁忧了。
米芾的父亲娶有两房妻室，他的生母早已去世，这次去世的是他的非生母，然而却是正室，按朝廷规定要归乡丁忧，不过只要三个月就行了。米芾就此辞职离真州回家，又带薪休假了。
家中诸事繁多，西山书院已经断断续续地建造了十年，此时基本完工，除了东海岳庵和西山书院之外，老米还在南山拥有一处山林堂，在瓜洲百川浦有一处别墅，此外还在东京买了一处房产，由此看来，老米竟然拥有多处房产，并不是他哭穷时所称的赤贫，不是“土豪”就是“房叔”了，难怪当年苏轼要称他为“狡兔三窟”。
就在这一阶段，他连续书写了多通名帖，其中就有著名的《研山铭》。
米芾一生爱奇石，也爱砚。奇石只具审美功能，而砚则又具实用的功能，如能两下结合当最为合适，那就是研山。研山不比普通的奇石，可以选择其中平荡之处凿为研池，贮水磨墨，于实用之处还可观赏石之奇特。米芾一生之中收集研山数量多少已无法统计，但有两方最为名贵，他可能藏有两座南唐的研山，一座被他用来向苏洎换了北固山下的宅基地，盖了西海岳庵。另一座他一直收着，视为至宝，他爱之过甚，还为它撰写了一帖《研山铭》，特意选用南唐宫中所产的澄心堂古纸，用自己特别擅长的大字书写出，书法遒劲奔放，沉着痛快，极尽赞美之词来称颂这座不平凡的石头，全帖三十九个字：
研山铭
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
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
极变化，阖道门。
宝晋山前轩书。
他还在帖后附了一幅画，用他平时并不多用的篆书来题款：“宝晋斋研山图，不假雕饰，浑然天成。”而在图上砚山的各个部位，则用不常用的隶书来标注着“华盖峰、月严、方坛、翠峦、玉笋下洞口、下洞三折通上洞、予尝神游于其间、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小许在池内、经旬不竭”等字样，这样一种书画兼有的方式，打破了以往书帖的旧有程式，也使后人得知了这块不平常之砚的真正形象，它确是群峰耸立，而且远近高低各不同，富有丘壑，颇堪玩味。《研山铭》这一帧书画兼备的名作，也是中国书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赏石图鉴，一直流传有绪，直到前两年才从海外回流回国，在拍卖行里创造了近两千万的不俗业绩，并被送回故宫博物院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帖末落款上已题署为“宝晋山前轩书”。在《敝居帖》中则提到这个宝晋斋就位于他的西山书院里。也就是说，这时他的宝晋斋已不是在真州时或是挂在船上，或是随着他的行止而挂在居所的那个流动书斋了。
但根据此帖画后的题记，这座他收之甚密的研山又易主了：
右此石是南唐宝石，久为吾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旧有诗云（略），今每诵此诗，必怀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崇宁元年八月望，米芾书。
又书又画的信札还有一通，那就是《珊瑚帖》。不过，他在此札中不是把书法和绘画分开来的，而是书画结合，以画来补充书之不足，增加所书之物的形象感。这通信札的收信人不知是谁，但根据信中内容和书体风格来分析，当是写于建中靖国之后。内容是：
收张僧繇《天王》，上有薛稷题，阎二物，乐老处元直取得。又收景温《问礼图》，亦六朝画。珊瑚一枝，金坐。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
这是一封向朋友炫富的信札，说他白日又新有斩获，收到一幅张僧繇所画的《天王图》，画上居然还有唐代两名家薛稷和阎立本添画的两物。此外还收了一幅六朝名画，这些书画，又丰富了宝晋斋的庋藏。信札中提及的珊瑚，没说是不是六朝旧物，但他突发奇想，就在书法的行间提笔把它画了出来，果然是有三个枝头的笔架形珊瑚。这一书画结合的写法，体现了他能书会画的才能，被人赞为奇异。由于此帖只是私人信札，随意写之，信笔拓来，因此全帖的书体自由放纵，并不刻意经营位置布局，“珊瑚”二字突然变粗变大，左侧就接着画了一枝珊瑚，虽然非常简单，但因为操书多年，笔间的功夫犹如篆籀，粗细有别。在珊瑚的左侧，还有一首七绝赞诗，字体又突然变小变细，纵观通篇书札，大小由之，粗细相间，极尽腾挪变化，有“雨夹雪”的结构之美，也体现了书家在此信札中充溢着一种饱满得意的情绪，当是一幅精彩之作。
这样一种在书法之中夹画的写法，对于米芾来说并非孤例，他日后曾给蔡京一信，诉说自己流落，又来哭穷，说自己携全家百指（十人）行到陈留县时，无钱雇大船，只得一小舟。为了形容此舟，他便在字行间又画上一条小船。蔡京见了此信也笑了，视为怪札而收藏之。
不过，苏轼夺走的那方紫金研竟然又有了一个传奇般的结局，去年苏轼取走时曾经关照他的儿子，他太喜欢此研，他死后要带入棺材的。米芾茫然若失，魂不附体地日夜思念。不想苏轼去世之后，消息传来，他的儿子并没有遵照他的意旨把那块研带入棺材，又把它还给了原来的主人米芾！米芾没想到有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捧研狂喜，当即写了一通《紫金研帖》：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写此札时，虽然也具故物失而复得之情，当为狂喜之极，然而通过书体表现出来的情感却不如《珊瑚帖》那般充分饱满，那般狂放奔肆。
同时代写得相当精妙的还有一通《自叙帖》。这是一篇等于是自己一生中学书经验总结的帖，兼叙自己的学书经过，带有理论性，非常珍贵：
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个个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又，书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浑然天成，如莼丝是也。
又，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此虽心得，亦可学人。学之理，在先写壁，作字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不大取也。
一个有志于书法的人，如果能够把这篇文字细细研读至透，就可以知道大师是怎样炼成的。米芾此帖中所说，并非空洞的书法理论，也非隔靴搔痒的说教，而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做出的一生总结。老米这年已经五十出头了，也到了总结自己一生书法经验的时候了。他的笔头一向很勤，既勤于练书，也勤于记录，当然更勤于思考，做出自己特立独行的结论来。这一段总结，当是中国书坛千年万世的座右铭。
从书风来看，此帖以大字书成，字的行间比较疏朗，这样写出来，显得从容大气，潇洒自如。老米的大字要比小字精彩，在于纸的尺幅拉开了，他的个性也就抒发出来了，因而能够纵横捭阖，粗细得当，刷掠跳踉，潇洒变化。此帖就是如此，在结体上多出不经意之间，用笔的左右旋转，互相照应，通篇有着一种激情，有着一种音乐性，且枯涩兼备，有的字几成牵丝飞白，然而形虽不具而神采毕现，写得太漂亮了，可以感觉到老米一面在放笔大书，一面在纵酒狂呼。可惜的是此帖不见纸质本，而只存拓片了。它足以和米芾的其他三篇大字帖《研山铭》《虹县诗》和《多景楼诗》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