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浛洸首任
熙宁四年（1071），米芾终于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位——广东浛洸县尉。
待业青年有了工作，当然兴高采烈。何况这份工作又是来自当今皇上的亲妈，是她老人家亲自眷顾了这项任命，使他没有经过科举就顺利拿到了要经过艰难的科举才能够拿到的官职。
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两位老太太之间的关系所致。
阎老太太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小濮王，小濮王后来做了皇帝，高老太太念及这个旧恩，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报答，让她的儿子不经考试就做了官，这就是“藩邸旧恩”。
神宗登基之初，就雄心勃勃地酝酿着改革，朝廷正在用人之际，正在想方设法地招罗人才。科举就是最好也是最正当的一条道路，米芾从小就学，苦读勤奋，就是想走这一条如“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般的路。不过，米芾虽然聪颖，但毕竟不能像苏氏二兄弟那样，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既然家里有老太太这样一部“直通电话”，可以走皇室的捷径，何不就去试试？
现代人往往把古时帝王的赏赐想象得过于容易，以为在专制的条件下，只要帝王允许，就能轻易给予一切。这种情况当然是有随意性，但是也并非全然如此，而是要受许多的制约。这里既包括直颜犯谏的忠臣，也包括祖宗留下来的若干制度。高太后得权之后，对自己的家属一直很严，她的叔父高遵裕是朝廷重臣，后因灵州一役而失官，有人前来说情，要为他复官，高后严厉制止。英宗要为她的弟弟高士林升迁，她也不允。神宗要为高家建豪宅，高后一直不答应，最后是朝廷赐了一块地，由高氏家族自己出钱来建，没有花国家的钱。神宗要派她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外任为观察使，她一再推辞，经说之再再，才答应只做一任即卸。
高老太太要给米芾封官，她不能够直接提拔，也不能够干预科举，能够动用的权力就是“推恩补荫”。
所谓“推恩补荫”，就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又叫任子，因念及上辈的功劳，便任命下一辈的子孙。宋代规定，补荫之制，皇室只能是母系方面的直系亲属，本姓或异姓都可，但要是本服女性之夫才行。如有大功，可以出任县令、录事；如是小功，可以出任通判、司马、主簿或县尉。米佐或阎氏虽然与高太后有恩，却既不姓赵，也不姓高，不是亲属，不能享受皇室补荫的恩荣。朝廷的这项规定很严，如果有人假称是官员的孙子或者是侄子来求补荫的，都要受到处分。高太后也没有因为与他们有旧，就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亲属来特意加以照顾。她没有为此而“开后门”。
按理说，高太后贵为皇帝之母，可以恃权而为所欲为，但是，一则她自律甚严，不肯让自己的亲属倚仗自己的权势而升官，何况自己的乳母。二则在神宗一朝，帝后之争在暗地里非常厉害，连《宋史》上都写着：“神宗既裁损臣僚奏荫，以宫掖外戚恩尤滥，故稍抑之。”也就是说，神宗已经非常注意推恩补荫、不考而官的弊病了。他认为尤其是内宫的亲戚们以此方法来做官的特别多，因此就采取了抑制的手法，来防止官滥官多的现象。作为皇帝的母亲，高太后必得有所顾忌，她没有必要为一位乳母的儿子做官去大动干戈，去和自己的皇儿翻脸。
但是，米佐的祖上对皇室有功，自己也是一位朝廷命官，做过左武卫将军、中散大夫，官阶五品。补荫制度中规定，武臣中的诸卫将军之子可以补荫。清代的赵翼说：“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如果根据这个制度，可以让他的儿子来补荫做官。
推恩荫补的机会有多次，大概是皇帝的诞辰或者吉日等等都可。不过这个补荫必须要通过“铨试”才行。通过“铨试”三任六考的，便可以“任子入仕”，以“任子入仕”的官员地位要低于科举出身的，所任的也都是州县等下层官职。在以前，任子的年龄要二十五岁，但从神宗的熙宁四年（1071）起，王安石试行新法，要广罗人才，便把任子的年龄提早到了“任子年及二十，听赴铨试”。米芾当年正好赶上了这一条好政策的施行。
曾有今人说，高太后念及米家的旧恩，有意提拔米芾，便自己钦定，把任子的年龄改到二十岁，以便适应。但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必有一个复杂的程序，根本不可能会这样随意，专门为米芾一人而使一个重大的制度提前执行。如果能够这样，那就直授以高官好了，为何还要把他远遣到数千里外的浛洸去做官呢？
那就要看看这个浛洸是个什么样的县？尉是个什么样的官？
浛洸在广东省的北部，今天属英德市。英德是个县级市，隶属于清远市管辖，离广州只有一个半小时的高铁车程，离湖北的武汉只要四个小时车程。但是今天这般近的路程，在古时却是需要花数月的时间来走。
浛洸在宋代以前称为含洭，这是因为境内西边有一条洭水而得名。洭水源出于境内的尧山，虽然水流湍急，但因河道左环右绕，似乎还位于群山万壑的包围之中，没有流淌出去，还被包围着，因而得名为“含洭”。含洭于西汉初期建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洭”一字得之于水，与“匡”字可以通假，因为它含有“匡扶”和“匡正”的善义，所以颇得口彩，被用之名县。但是，就是这个古字，到了宋朝，却是犯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讳，便不能用，“含洭”就依赵匡义避讳改成赵光义的例，而改成了“含光”，同时把“洭”字上的三点水移到“含”字和“光”字的边上，使它成了“浛洸”县。而“洭水”也被改成了“光水”。然而，这样的一改，到了宋太宗时却又犯了讳，因为他的名字已叫赵光义。不过，这位以御弟身份即位的皇帝却还算是开明，他即位后下诏说，为了不使自己的名字给天下造成避讳的为难，他自己主动改名为赵炅，凡天下未改的旧名，则一律不需要避讳了。浛洸县之名因他的主动改名而得以保留，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在当地的方志上，“浛洸”“含洭”“浛光”和“含洸”这四个地名是交替使用的，可以互相通假。
洭水的地名，早在《水经注》上已经出现，郦道元写道：“洭水又东南，左合陶水……陶水西径县北，右注洭水。洭水又径含洭县西。”《元和郡县志》中还有“含洭故城，本汉含洭县也，在今县东四里”。这一县名直到了北宋的开宝五年（972）才改属英州。与浛洸县相邻的，有一个浈阳县，到了北宋的乾兴元年（1022），因为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而改为真阳县，与浛洸县一起同属英州。到了南宋时，升英州为英德府，辖真阳、浛洸二县，从此英德之名大振，而浛洸之名日微，到了现在，浛洸只是英德市下属的一个乡镇了。
宋依唐制，把天下的县分成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虽然都是县，但此县与彼县之间的规模、经济和人口的差别相当大，浛洸只是宋时的一个上县，属于第五等的边恶远州县。它的经济地位本应属下县，但因为县内有贤德等三处银场，产银矿，故而使得它的GDP上升，等级有了提高。
浛洸远在南岭之南，位于粤北山区。这里与首都东京有着三千二百多里的直线距离，山林丛密，属于百越故地，化外之民。连绵的南岭山脉隔断了它和中原地区的交往，早在唐时，就被韩愈称为“百越纹身地”，瘴疠滋生的不毛之域。著名的粤北三关就位于英德之南郊的连江口，亘阻着从中原通往南粤的道路，使岭南成为行人畏途的独立王国。自古以来据岭而守、划疆而治的人不在少数，这里在五代时曾为南汉所有，为兴王府。北宋初期，宋高祖容不得在自己的华榻旁有他人酣睡，派大将潘美伐南汉，进军韶州。次年攻占英州和雄州，逼进广州，从而把这一炎热之土归纳为大宋辖下。
宋时一向以川、陕、闽、广等地为阻远险恶之地，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朝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也为了笼络下属官员，规定了凡在这些边远恶州任县官等下级职务的，可以一任远，下一任近，用这样瓜代有期的方法来体恤臣僚，鼓励他们远赴边疆，为朝廷效力。为了严肃法纪，又重申一经任命远地，便不能辞，否则会被坐流海岛。而区分远近的标志就是，不许带家者为远，其余为近。
有宋一朝，在赴边远恶州就任的事情上，朝议不决，反复更改，其原因多是因为任官嫌苦，谁也不愿去就任。在这些被嫌弃的州县之中，岭南之地是首要之冲，这里已经成为贬官谪臣们的流放之地，有很多人从此一去不复返，即使是在与米芾同时代，也有蔡确、尤瑛、唐介、苏轼、章惇和蔡京等人被贬于英州，无罪的朝廷命官被派到那里去，即使是当官，也是无异于流放的。
得了这样一个任命，米芾很难说心里高兴。南宋绍兴时，陈刚中得罪了秦桧，被贬到赣州的安远县。这个县位于南岭之北，地恶瘴深，当地民谚说：“龙南、安远，一去不转。”是说一去必死，后来陈刚中果然死在安远。南岭已在安远之南，浛洸则更在南岭之南。
宋时官阶共分为七等，县尉是最低的第七等。县里一般设县令、县丞、主簿和县尉数职，但小县里不置县丞，也不置主簿，而是以县尉来兼。因此这种末等小县其实就只有县令和县尉来主持工作，规模实在太小。下等小县的县尉为从九品，这是古代官职里最低的等级，只等于现在的副股级干部，它的职能是维持县里的治安和司法，干一些防偷防盗、缉拿不法分子的工作，等于是现在的公安局长。文官任武职，这已是宋朝的一贯做法了。当时朝廷官员的工资都是一半现钱，一半折支。所谓折支，就是发物品，如发米面、发薪柴等实物来相抵。但是，考虑到支边干部们的情绪和困难，朝廷明文规定，他们的工资全部发现金，如果不带家属赴任的，会再增钱和物，以示优待。《宋史》上说，一名不满三千户县的县尉薪俸每月是六千文钱，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一名县尉的月俸钱实领是五千九百五十文钱，还不到六千。县令则是十千。如果是吏和幕僚，则没有工资发，他们的生活费用是要靠他们去索贿来取得的。
动了那么大的心思，惊动了皇太后那样的上层人物，还算是牵上了“藩邸旧恩”，才得到这样一个芝麻官，还要到远在三千多里之外的一个蛮荒之地去，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份好差事。这份“藩邸旧恩”委实有点过薄，如果当初让米芾来考试，兴许能够考上个举人进士的也没准呢。毕竟自己不是皇亲国戚，米芾的心底，或许有着若干的怨艾。
《宋史》中有一段讲到高太后与补荫的事。说她在哲宗时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与诸辅臣说，朝廷已经下令要裁减因补荫而做官的人数了，我的亲戚要做表率，希望能够减去。臣下拍马屁说：您临朝听政，就是皇上的恩泽，不能受这个数目的限制，不能再减了。高太皇太后说，要裁减推恩，就要从上到下，应该平均对待。于是正式下诏说，目前官场冗赘，我们皇族要以自身之行而率先天下，今后凡遇到补荫的事，我的亲戚要减四分之一，皇太后和皇太妃的亲属都是如此。她的这道懿旨一下，立刻就杜绝了许多滥冗的私情。米芾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朝廷的任命，他又不能不去赴任，再远再苦也要去，他不敢辞。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他只能向前。
按规定，赴边远恶州就任是不能带家属的，只能只身赴任。这是朝廷怕那些州县的经济能力差，没有钱来支付他们的沿途开销。有人不干，竟然带了自己的老婆去，冒充是女佣或妾，被查出来了，结果被革职查办。米芾不敢这样做。我们没有资料知道这时他有没有结婚？但至少在浛洸一任他是独身。
带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怀着一个青年的抱负，二十一岁的米芾从东京出发，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任职。
从东京到浛洸，可以从东京南下安徽、江西，溯赣江而上，过赣州，翻越大庾岭，到始兴之后进入广东韶关。还有一条线是从东京到洛阳，到湖北、湖南，再溯湘江而上，到郴州后过骑田岭到韶关，再沿北江到浛洸。三千里路漫漫，或是骑马，或是乘船。驿站连驿站，递铺接递铺，看不尽的秋山披红叶，走不尽的人迹板桥霜，数不尽的长亭更短亭。沿途满目青山夕照，风景非殊，山光水色，颇可行吟，也可入画。陪伴着他寂寞行旅的，只可能是诗和书，还有他酷爱的书法。朝廷规定，凡远徙川陕、岭南和福建为官的，可以在路程之外另给两个月的假期，这是考虑到赴边远恶州的官员们的情绪和实际困难而施行的一项人道主义措施。虽然路途遥远而险阻，但这一时间也足够了。
没有找到米芾一路所作的诗文，也没有找到他这一时期所书的帖子。或者会有，而且肯定会有，因为这样一位知识青年首次独身远行，又是自己一生中的首次任职，不可能没有抒怀的诗文和书帖。但是，他在三十岁离开南方时，曾经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一焚于炬，或许是出于“悔其少作”的考虑？但我们从此就缺失了他在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南岭并不高，然而林木葱茏，草树繁盛，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之隔，蛮夷之疆。米芾只身赴任，当然只是一种形容，他不可能匹马单缰地走着，会有一些随从仆佣，但也不会多，因为他的官阶不高，不可能多带人。充盈在他胸中的，当是一种惆怅而复杂的心情：此番南去，他是支边的青年，是新上任的朝廷官员，不是移民、不是迁徙、不是流放、不是逃难、不是被贬的迁客，也不是犯错误的谪官，更不是被解押着的罪犯，他没有那样沉重的思想包袱，也没有赎罪的心理。他想到的，当是从此前往南部疆场去报效朝廷，把自己的热血青春和南部的红土地结合在一起，做出一番事业。这种心理，和九百年后那些被分配到边疆的知识青年大致仿佛，都是青春热血的结果。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左右着他。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在发生着变化。他赴任的时候，已经是神宗登基的第五年了。神宗已经稍稍摆脱了垂帘听政的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若干制约，开始接受王安石的建议，试行新政了。这时的王安石，已经越级上了他的改革《万言书》，直言朝中的若干弊端，力主变法。神宗接受了他的变法主张，命他为相，开始颁布《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新法。而朝中以韩琦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起而反对，并被贬罢了职，新旧两派的争议正在激烈之时。米芾到了浛洸县上任之后，所施行的，当然是由当朝宰相王安石所颁布的新政，他是政权最下层的施行者，不能有所懈怠。
尽管浛洸只是一个蕞尔小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上级的政策，必须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米芾的职务是县尉，俸禄与主簿相同。按理说，这个职事应该是由武人来担任，在此之前也确实有派武人来任职的。只是因为苏轼建言，要罢武臣、用文人，这才下令以文人来充尉官。米芾以文人之身而任武职，看来是适应了形势，实则上是承继了祖业。
米芾虽出生于武将世家，但他自己却是一位弱弱文人。按沈括所写的一则笔记来看，县尉是要骑马巡逻全境的。要让这位文人每天骑马巡逻、捉奸捕盗，似乎有点勉强。但既拿了这份俸禄，就必须要为朝廷干事，否则就没有日后的升迁。米芾明白这一点，干得不错。在米芾任职期间，浛洸当时没有县令，也没有主簿，只有米芾一名县尉在主事。宋制，特别小的县是可以不置县令、县丞，甚至主簿，而以县尉来代行其职的。也就是说，当时只是由一名二十一岁的青年米芾来主持全县的工作，可谓职任重大。据地方志说，他在浛洸任职两年期间，“政事简举，德教风行”，浛洸人甚至为他建祠礼奉，以示崇敬。为米芾建祠恐怕是等他声名鹊起之后的事了，在他任职期间是不可能的。
按宋代的划分，浛洸只是个户口数在三千户以下的小县，这种县里的事情并不会太多，米芾只需要骑马转一圈大概就可以处理完。但是，浛洸位于岭南，刚刚归属于大宋不到百年，又处于山高林深的地方，旷野幽远，天高皇帝远，难免会有一些不法的歹徒啸聚山林，做些打家劫舍、剪径断路的事。朝廷颁布的新政刚刚施行，也会有许多对老百姓不适应的地方，会有民暴发生。岭南一带多“獦獠”，这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贱称，他们当然也会与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产生一些民族矛盾。此外还会有一些追捕盗贼的事，刚刚走马上任的米县尉必会有得忙的。
但是，公事再忙，也会有闲余的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会寻机作乐，其作乐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寄情于山水。为宦之余，优游于山水之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雅举，也是一种从自然中得到颖悟的机会。米芾从小就喜欢书法，着意绘画，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好在浛洸一带的山水形胜，为米芾提供了极佳的寄情场所。浛洸所在的英州，位于北江、浈水和连江诸水的环绕之中，境内全是幽深高峻的大山，山中林木葱郁，飞瀑流泉，真正是山清水秀，宛若桃源仙境。更可贵的是，从浛洸到清远一线，竟然全是石灰石岩溶地貌，美丽如桂林的座座秀峰沿江排列，长达百里。坐船沿江而行，天光云影，静影沉璧。倘若是天有微雨，风吹云开，峰影重叠，浓淡相宜，恍若图画。尤其以黄花镇一带，峰林连绵，绿畴田园散布其间，茅舍湖泊点缀，移步换景，变幻莫测，与桂林山水无异。黄花旧属浛洸县辖，与浛洸县城只相隔三十里路，无论是坐船或是乘车都可去优游，米芾是不会放弃这一如画的景点的。
浛洸县的境内有著名的尧山。刘宋时的地方史志《始兴记》中记载：“浛洭县有尧山。尧巡狩于此，立行台也。”“陶水源有尧山，尧岭横亘，远望如云。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大堂基十余处，虽已夷漫而犹可识，谓曰尧故亭。父老相传，尧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宫。”浛洸几处地名的得名都源于这个传说：山因尧而得名为尧山。尧又名陶唐，因此源于山中的水便名为陶水，顺流而下的河水便是洭水。古时“洭”“匡”互假，“匡”即“一匡天下”，或“匡扶”“匡正”的意思。
自唐代以来，从北方的长安往广州的古道必须要经过尧山，山中的天门沟一带曾设有驿站，名为“尧山客栈”，是为过往的官员和驿卒们歇息和换马而设的，这条古道被称为中南古道，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米芾在任时，也曾游历过尧山，并留下了一首诗作：
尧 山
信美尧山高，穹窿远朝市。
暑木结苍阴，飞泉落青翠。
这首五绝不能算是上乘，却是米芾最早存世的诗作之一，在此之前只有他十二岁时所作的《法华台》一诗。它不见于米芾的诸本文集之中，也不见于《山林集》《宝晋英光集》和《宝晋山林集拾遗》等书中，当是一篇佚诗。
与此同时而作的，还有一首：
烟雨楼
歧路分韶广，城楼压郡东。
伎歌星汉上，客醉水云中。
烟雨楼现已无存于浛洸县，也不见于诸本当地的史志之中，想必是当年米芾在时县城里的一处名楼，据诗中所言，该楼是浛洸县东的一座城楼，可能近于洭水滨。在楼上，往北可以遥望韶关，往南则是广州。米芾任职于此时，当不甘寂寞，曾携伎夜宴，醉酒于楼上。说自己是“客醉”，则北望怀乡之情已溢于言辞之中了。
望夫冈
望夫冈上望，滩浅石粼粼。
相思不相见，空作望中人。
和前两首诗不同，这首诗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是有人民性的一篇。望夫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它得之于一则传说。说是浛洸县望埠镇境内有一座山冈，冈下有个村庄，里面住着一对恩爱夫妻，他们苦于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丈夫便外出逃荒避税，约定十年后的中秋节回家团聚。丈夫远行之后，妻子便坐在村口的那座山冈上，每天翘首望夫归来。岂知一天突然风雨交加，山洪暴发，凶猛的巨浪一下子就把坐在河边的妻子卷走了。天晴之后，人们发现了她原先坐的地方已经生成了一个石人，就把这块人形的石头称作望夫石，那座山冈也叫作望夫冈了，而那座山峰所在的镇也被叫成望夫镇，以后又被讹成了望埠镇。
这原本是一则平凡的民间传说，在中国各地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但米芾却很为它所感动，动笔写了这首诗，诗中把景与人都纳入，并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到现在为止的米芾，所作的诗并不多，而且只限于五绝，诗的技巧并不太成熟，但却表现出了他的文人情怀。
面对着这样一种美景，米芾不可能不技痒，他不可能不题字。他自述说从十岁起的书法便自成一格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书法应该大有进步。但是，现在无论是浛洸县还是英德市，都无法找到一处米芾的书法墨迹。这于理不通。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地处偏僻而流佚了？
据《英德志》中说，英德县境内旧有米芾所书的“宝藏”和“墨池”两块碑。前碑藏于浛洸的司前署，后碑藏于英德县衙署内的近圣书斋里，以后又被人镶嵌于会英书院中堂的侧壁中，以供后学瞻仰。然而，这两通书法碑并不是米芾任职浛洸时所题，而是后人从别处移来安置的。清代康熙年间有位杨柱臣，来到英德任县令，他是襄阳人，与米芾是同乡，因仰慕他的盛名，便把他的两幅旧题摹下来，刻在英德的县衙之中，并为“墨池”一碑写了跋，以记其事：“米公余乡贤哲。苏东坡称其奔逸纳尘之品，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绝俗之文。初补校书郎，授浛洸尉，人德祠之。余叨令英州，偶过旧址，见公真迹犹存，如衣冠剑履，肃然起敬，何小子之幸承其后，因摹镌之，以公其墨妙云。康熙丙午襄阳杨柱臣书。”但实际上，襄阳米公祠中之所藏的两通碑“宝藏”和“墨池”，皆是从安徽无为州移来刻成的，是米芾晚年所书。杨柱巨《跋》中的“人德祠之”则说明当地人后来为米芾建有祠堂以纪念，直到康熙年间还存在，足见他的影响留传后世八百年。
其实，米芾在浛洸的所作，并不仅仅如此，南宋时的方信孺是铁杆的“米粉”，他曾特意来到浛洸寻访米芾的旧迹，发现了他的《北山养疾篇》佚文，以及若干石刻，足见米芾在浛洸所作并非这几篇，甚至还有墨迹和石刻留存。
后世研究米芾的人，多不重视他在浛洸这一段的经历，只是一带而过，简略述之。大多认为时间既短，地又偏远，年纪尚轻，无足书道。但是他们忘却了，一个人的才智，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虽然不会十分成熟，但却是最为敏感、最为热血的时期，如果让他经历磨砺，授以重任，给以远行，或许他日后的人生会更加丰富。神宗即位之时，只有二十岁，可他管理的却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与之相比，一个小县的事实在算不了什么。
米芾在任期间训过多少兵？捕过多少盗？办过多少案？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米芾在他的首任中曾为这座小城留下了诗篇，这该是值得在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留存的事，远比他的政绩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