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桂冠与情义的潮水中
昌耀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文革”中曾更名为“东方红”的青海省人民医院，成了他人生的终点。而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尴尬。
住院之后，身为著名诗人，并且还是青海省政协常委的昌耀，却没有够格的实际行政级别入住“干部病房”，而被安排在嘈杂的大病房。2000年1月20日，因同病房中一垂危病人吵闹不宁，实在无法忍受的昌耀坚决要求搬出。由于其他病房同样人满为患，便要大夫为他在走廊增设了一张病床。这应是他尴尬人生处境又一个小小的象征：他不但在社会生活中无家可归，即使住进医院后，却仍无容身之所。关于这一事实，上海的《新民晚报》随即做了报道。
但也就是从此开始，他漫长的孤独人生，却逐渐趋向高潮性的繁华——陷入生命绝境的昌耀，突然成了国内众多媒体和西宁公众关注的焦点。据昌耀去世后青海省文联的那份公告描述：“住走廊之事被不明真相者炒作，一时间西宁城沸沸扬扬。”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田源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出面，并明确表示，根据昌耀的成就和影响，他可以住进“干部病房”。其实昌耀本来就是“干部”，干部住进干部病房应该不是一个问题。而这里的“干部病房”，实质上是“高级干部病房”的通俗性称谓。于是，三天之后的1月23日下午，昌耀撤出走廊晋身为“高干”。
接着，还是这位田源部长，又多次前往医院探望昌耀，并与院方商谈治疗方案。与此同时，青海省文化、新闻、艺术界与昌耀相互敬重的一些官员和友人们，不断地来到昌耀的病床前。
随之，1月26日的《西宁晚报》又爆出这样一个信息：“《 昌耀的诗》备受读者欢迎，在市内几家大新华书店销售火爆。外面有许多人都在关注着他的病情，众多的读者都在祝福他早日康复。”
再随之，还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对下岗的青年职工夫妇，带着《昌耀的诗》和水果前来探望昌耀，临走时又掏出了400块钱，要留给昌耀治病——这是下岗职工的思维，也是最真诚的人民的方式。昌耀流泪了，但他坚决退还了钱，心头贮满了情。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青海的诸多媒体开始密切关注昌耀的病情和医疗进展，并进行跟踪式报道，继而对昌耀进行人物访谈。还有一家媒体，派出他们的摄影记者跟踪拍摄“昌耀的最后时刻”，并约请当年身居青海，此后调往外地的昌耀的故人们，书写有关昌耀的文章，以组织专版。此外，北京、上海、广东的一些媒体，也通过各自的信息渠道，开始加大报道昌耀的消息。
昌耀的“亲友团”闻讯次第赶来。
修篁在病床前全程负责，昌耀的女儿王路曼和次子王俏也昼夜轮流看护。孩子们他娘杨尕三也时而来到病床前。另外一个在时间上遥远的人物，则以影子的形式在昌耀面前出现，这就是1960年代昌耀的恋人，此后他应该称之为“二姨姐”的杨尖尖。昌耀于此再次感受到了一种民间方式的情义——尖尖在日月山下抓了十个野鸽子，指派儿子送到昌耀的病床前。按民间的说法，野鸽子能对人体起到大补作用。
然后，这十个野鸽子又被送到杨尕三的家中，由杨尕三动手炮制：每次一个野鸽子，四个冬虫草，再加上人参、党参混合燉煮，然后送到昌耀跟前。在一段时间内，昌耀的一日三餐，都由杨尕三做好后派子女送去 （ 2003年10月5日下午，尕三在向我回忆到这里时突然就哭了 ）。另据杨尕三介绍，日月乡她娘家的一干亲戚，闻讯后也要到医院探望，但此时的昌耀已心情非常烦躁，因此表示了谢绝。
昌耀与杨尕三离婚后，经过数年的冷漠期，又逐渐回复到一种“故人”的状态。有一次，昌耀专门去杨尕三打工的单位，谈有关房子的问题。他对杨尕三表示，假如你以后不再嫁人，这套房子就永远留给你和老三 （ 王俏也 ）。此后，文联在市区的北大街新建了家属楼，比原先的房子面积大，但需要为差额部分交一笔钱，昌耀又去征询杨尕三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调换。仍然是由于钱的问题，杨尕三决定放弃。昌耀随之表示，这样也好，现在的这个房子也足够住了。
1997年，昌耀与王阿娘结婚后又与杨尕三见了一面，杨尕三对昌耀开玩笑道：听说你这次给新娘子买了项链、戒指，但当年给我什么也没买，我亏了，你得补偿我。几天之后，昌耀就果真“补偿”了杨尕三500块钱。
到了1999年上半年，昌耀又过起了单身生活，这时的杨尕三患了胆结石，为了省钱，便决定去她娘家所在的湟源县住院。临走之前尕三去找昌耀：你搬回来住，我去湟源住院。昌耀说，你住完院还能再不回来吗？尕三赌气曰：不回来了，回来后家里也没个人，太寂寞，没意思。
据杨尕三讲，与昌耀离婚后，她一直有复婚的想法。当初自己年轻，心野、爱玩，现在这么一把年纪了，就想着该有个完整的家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因此，她此番找昌耀的这么一种表达，也就有了借此机会先把昌耀请回来再说的这么一层意思。但昌耀已断无此意。虽然如此，他却颇为友好地给杨尕三出主意：一个人待在家里也的确寂寞，你可以买两只鸟儿来务心慌。后来，杨尕三就真的买了一绿一黄两只鹦鹉，养在笼子中。但是，杨尕三用一种略显异样的神情告诉我，两三个月之后，其中的一只鹦鹉用嘴抬开笼子的门——飞了。接下来的三几个月之后，昌耀就住进了医院。
……
昌耀的长子王木萧也来了。对于这位曾跟自己动过手，然后形同陌路的长子，昌耀至此仍未捐弃前嫌。此时26岁的木萧不但已经结婚，而且不久就要做父亲了。木萧来到病床前伺候，昌耀冷漠拒绝。木萧拿出自己的手机，让父亲与湖南的姑母、姑父 （ 也就昌耀的小妹葛惠仙及丈夫 ） 通电话，昌耀仍然拒绝。木萧苦苦相劝，昌耀终于被说动了，但他要求木萧离开病房，之后才通了电话。
对自己与父亲间的恩怨和此时病房中的情景，王木萧在几年后所写的《父亲，我长大了》这篇文章中，做了这样的回忆：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叛逆期，我好像在那段时间里特别讨厌看到他，甚至诅咒他死掉，如今父亲不在了，留给我的是无法弥补的悔恨和思念。
“……我守候在他的床前，默默地注视着熟睡中的父亲……看到父亲的满头白发和瘦骨嶙峋的身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我的哭泣声中父亲醒了，我突然感觉到要为父亲做些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照顾过父亲一次，今天我要为父亲洗一次脚。我马上打来一盆温水，放在床下，轻声地说：‘爸爸，我给你洗洗脚吧！’父亲没有应声。我轻轻地托起父亲的双脚，父亲固执地缩了回去……我又一次捧起父亲的双脚，这次父亲没有拒绝……
“目光相视中，我看到父亲眼角隐藏的泪水……我庆幸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给他洗一次脚，并且还得到他的原谅”（《西海都市报》2006年4月13日“青海已故文化名人系列报道之昌耀卷” ）。
其实昌耀表情上的冷漠，并不能否定他内心血缘亲情的炽热。这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就在这最后一次住院之前，当他得知王木萧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大儿媳不久之后将要分娩，便开始为自己未来的长孙起名字。不知这期间他进行了多少奇怪而有趣的文字组合，最后留在一张纸片上的名字则有两个：汉风、唐仪。住院之后他又为此郑重地嘱咐杨尕三，生下的要是男孩，就叫王汉风；若是女孩，就叫王唐仪。
2000年4月25日，在昌耀去世一个月零两天之后，他的长孙女王唐仪出生。小人儿王唐仪没有见过她的爷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会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自己有过怎样一个珍贵的爷爷，并会因此而自豪。
还有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也来了——是与昌耀有过八个月婚姻的王阿娘。王阿娘是在女儿从报纸上看到昌耀病重住院的报道后，得知这个消息的，于是，就带着回族人的美食羊肉汤和大饼，前来看望昌耀。至次，病房中的修篁、肖黛和昌耀的友人、青海省美协主席左良，才知道昌耀还有过这么一段婚姻。
王阿娘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看到昌耀的病情已无治愈的希望，就征询昌耀的意见，是否愿意按伊斯兰的规矩办理后事，如果愿意，她将负责料理。因为昌耀虽然早已从她的家中搬出，但并未办理教规性质上的离异手续，因此，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对昌耀的后事负责。以此来看，王阿娘的确是一个善良而负责任的人。
而昌耀则明确表示，他死后将与母亲合葬。
这样，昌耀与王阿娘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交割完毕。
再往后的3月8日，远在杭州的S乘着飞机从天而降，也在昌耀的心中激起了“死水微澜”。关于这期间的情况，以及与昌耀交往的回顾，S在昌耀去世的第二天就写了一篇《花在叫》的数千字的文章，进行了描述，并刊发在同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此后，她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标题改做《一十一支红玫瑰》或《追忆昌耀老师》，刊发在另外的数家刊物和诗歌网站，传播的范围极为广泛。因此，这里不再复述。在此，仅记下S文章之外的两件事。
据青海方面的朋友讲述，S到青海之前已和昌耀有过电话交谈，因之，昌耀是在有所准备的期待中，等到了这位故人的来临。S的到来使昌耀激动，在相互表达了关切并进行了信息交流后，昌耀用眼睛向病床旁边的床头柜做了一个示意。S走过去打开柜门，里面是一个黑色公文包。再打开，是S多年来写给昌耀的信件。之后，昌耀说到：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就由S收存了起来。这大约算作“完璧归赵”吧。从这些信件交接的默契程度看，两人无疑已在此前的电话中说好了此事。这也应是S此次青海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S在此后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但却一笔带过：“我带回了曾经写给你的信。它们和信封一起保存得那么好。”
第二件事，是S走后，昌耀写了一首题名为《一十一支红玫瑰》的两行一节，共18行的诗歌。开头一行便是“一位滨海女子飞往北漠看望一位垂死的长者”。这无疑是指S，也当然是写给S的。但根据肖黛在这期间所记录的一些资料，其中却有这样一段文字：“S走后，修篁发现他 （ 昌耀 ） 在写诗，并躲着她写。几次询问后，他拿出写好的诗对修篁说：这首诗是绝笔，是向所有爱护他，关心他生死的朋友们的告别。也是写给韩作荣、小雪 （ 雪汉青 ）、 肖黛、班果、燎原、西川和很多很多人的。”
此诗完成于2000年3月15日，的确是昌耀的绝笔。是他此前不曾预料到的，特殊状态下衍生出来的一个绝笔。并追加进了他已经编辑完毕的《昌耀诗文总集》之中。
2000年1月20日，病床上的昌耀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高潮，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首届“中国诗人奖”颁奖》的消息，昌耀与另一位“将军诗人”朱增泉，获得了由中国诗歌学会组织颁发的“中国诗人奖——1998年至1999年年度诗人奖”。另外两位老诗人：臧克家与卞之琳获得了“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颁奖大会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则新华社的电讯稿约五百字，却用一大半的篇幅专门介绍了昌耀。消息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在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诗歌史，被自豪地称之为“诗的国度”，第一次诞生了以“中国诗人”为名的荣誉奖项——厦新杯首届“中国诗人奖”今天颁奖。
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的是老诗人臧克家、卞之琳。
一生蹉跎多舛却始终卓然独立的高原诗人昌耀，获得了“中国诗人奖——1998年至1999年度诗人奖”。作为一个曾长期被放逐的“囚徒”，他经历了太多的冷寂、孤独和苦难，但他自由不羁的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凝聚着强大的精神能量。他把自己的生命感受和哲学思考全部化为了《昌耀的诗》，感动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创作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现象。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尚未获得过任何诗坛大奖的昌耀，今天不能亲来领奖，两个多月前，他被发现身患癌症，目前正在青海治疗。
另一位获得本届年度诗人奖的是“将军诗人”朱增泉。代表获奖者发言的朱增泉，第一个举动就是把自己的5000元奖金转赠昌耀，他希望自己的一点心意和所有景仰、喜爱昌耀诗的读者们的热情一起，化为一种力量，让昌耀得以早日康复。
这件事在我看来真是绝了，一生中从来没有缺席过苦难和灾难的昌耀，却就偏偏缺席了这唯一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桂冠加冕的荣耀。
2000年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四。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身兼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的韩作荣，偕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导雪汉青女士，从北京赶到西宁，代表中国诗歌学会为病榻上的昌耀，补办了一个颁奖仪式。韩作荣在宣读了授奖词之后，依次向昌耀颁发了奖杯、奖金、获奖证书，以及朱增泉转赠的五千元奖金。这篇授奖词是中国诗歌学会委托韩作荣写的，其中有这样的词句：“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知空间。”
为了表达对这个仪式的郑重，这一天的昌耀特意刮了胡子、换了衣服。
然而，这位天真而庄重的诗人，终究没能表现得更为体面一些。
韩作荣此后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专门的记述：“面对荣誉和友情，情动于衷的昌耀哽咽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被理解和抚爱中断断续续地倾诉，鼻孔上仍插着输氧的软管，靠在一把椅子上，艰难而又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昌耀哽咽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就是此情此境中的昌耀，也是只有在此时的韩作荣面前，才能引发的悲欣交集而又一言难尽的反应。
在此时的昌耀眼前，韩作荣的身份是多重的。他首先代表着颁发这个奖的中国诗歌学会，进而代表着中国诗歌界众多的诗人个体，对自己的认可、情义和奖掖。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他的诗歌才有了一个公正、准确的价值评判体系；他的写作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凸现出意义。
而假若没有这样一些人和这一评判体系的存在，昌耀在诗坛上的处境将是难以设想的。在此我还想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前边我已谈到过，在80年代中期的青海文学界，昌耀的成就曾使一些人感到“难受”，故而在提起昌耀的诗歌时，不是故意不置可否，就是不时放出一些阴阳莫辨的话来。而就在距离此时不久后的2000年6月，兰州的一名文学青年，已迫不及待地赶写出了一篇《昌耀的悲剧》，对此情此景中的韩作荣，对此前研究昌耀的相关人士及昌耀本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荡。比如对韩作荣刚刚宣读过的，明明是向昌耀致敬的这个授奖词，此人却从中解读出了“恶意”，并这样嘲讽曰：“我真是难以想象，知书晓礼的韩作荣是怎样面对面，把热泪盈眶的老朋友昌耀说成是化石的？这哪里是致予活人的授奖辞？这分明是提前宣读的悼词！”——你以为这是在为昌耀鸣不平吗？错了！此人进而又这样挖苦昌耀：已“在自己被神化、圣化的社会形象和世俗生活的召唤、诱惑之间失去了决断的能力，他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地扮演着中国当代诗坛最后一尊偶像的角色”、“当昌耀先生完全置身于一群谄媚之徒中间时，他就永远不能脱身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头脑。”
在这篇充满阴郁愤懑的文章中，作者还使用了一种阴暗的表述策略：他先是把此前昌耀评论中诸多有影响的话语抽取出来，曲意演绎为一种祸心，然后以维护昌耀的姿态告诉众人，这是一群谄媚之徒在毁灭昌耀；接着，以对昌耀诗作及昌耀本人同样的曲意演绎，再引用诸如波伏娃、萨特、艾略特、契诃夫，以及约翰.马西、罗慕洛.加列戈斯……一长串这类人物的名言或事例，进而站在权威的垫脚石上昭告众人，昌耀的诗以及昌耀本人是如何的可笑。比如对于《慈航》中这样的诗句：“九十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如同一列游走的/堠堡”，此人这样嘲弄到：“面对一群牦牛数到‘九十九’时，不要说惯于跳跃性思维的诗人，就是庸人也会不胜其烦的，哪里还有什么诗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说过：‘诗歌不能允许技术细节所提出的那种解决办法’”。啊哈，这个看似深奥的人，其思维竟如此的“童真”：车尔尼老师早就说了不能这样，你却还要这样，你这不是自撞南墙吗？还好，此人在这篇文章中到底还是诚实了一回：“我对昌耀先生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或许干脆就是无知妄说。”
既然如此“无知”，为什么还要执意“妄说”呢？因为他觉得昌耀的一生太“幸运”了：“昌耀先生比许多人幸运，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仍然获得了关怀、帮助，甚至获得爱情；他大难不死，最后回到了城市……在八十年代初即成为一名让一般人羡慕的专业作家，他有许多职务和头衔，他按期领取政府发放的特殊津贴……”这也就是说，他从昌耀的“幸运”中，感觉到了对于自己的深刻伤害！——你已经沦陷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竟然还能获得爱情？竟然还“大难不死”，成为让人羡慕的专业作家……而对世界名人、包括不太有名的人都能如数家珍的我，却居然什么都不是！（ 莫非他渴望成为“让人羡慕的专业作家”而不能？ ）那么，这显然不是昌耀伤害了他，而是老天爷不怎么喜欢他。因此，这便不应该是“昌耀的悲剧”，而是他自己的悲剧了。的确，在此之后的同年11月，他在后退为第二作者，与人合写了一篇略为收敛，但仍曲意混淆事实的关于昌耀研究的小论文后，从此消失于江湖。
我之所以在此置入这个“插曲”，还想说明另外一个意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昌耀！今天如此，当年更是如此。因此，韩作荣等人之于昌耀的意义就更为重要。
…………
韩作荣的另外一重身份——就因为他是韩作荣。他是新时期以来，昌耀诗歌最早的，也是贯穿始终的编辑者、欣赏者、阐释者，是以自己的编辑职业和社会影响，不断地把昌耀及其诗歌托举出水面的人。进一步地说，他在昌耀1979年之后的诗歌生涯中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大致上回顾起来，有这样一些编辑在复出之后的昌耀的写作中，起过重要作用：1979年前后的《诗刊》编辑部主任至副主编邵燕祥，继任的编辑部主任至副主编刘湛秋，编辑晓钢、雷霆、韩作荣，1980年代中期往后《十月》的诗歌编辑骆一禾。在北京这类大刊物之外，则有早先任新疆《绿风》的主编、而后任四川《星星》主编的杨牧，《 西藏文学》的编辑马丽华等等 （ 昌耀的一些重要诗作，诸如《慈航》等，就首发在《西藏文学》上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上述的许多人大都淡出编辑界和诗坛，唯有韩作荣在这条线路上，呈现着线性的连贯和放大之势，他在1990年代从《诗刊》调入《人民文学》，继而出任副主编、主编，并逐渐将昌耀发表诗歌刊物的重心，挪移到了《人民文学》。可谓全程陪护。
韩作荣之于昌耀的写作，的确是重要的，因为昌耀半复出状态中发表在《诗刊》上的第一首诗作《致友人》，就是韩作荣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此诗写于1978年8月，当时的昌耀还在新哲农场流放。虽然此诗发表时已到了1979年10月，但在当时的处境下能收到《诗刊》社的诗稿留用通知，这对昌耀在诗歌方面的自信心，对他之于自己未来前景的想象，简直就是“春雷”。当年发表诗歌的难度，与现今可谓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谁若能在《诗刊》上发表一首哪怕是八行的诗作，也会在其所在的省区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话题。而这首《致友人》，它在韩作荣多少年后的记忆中是“一首短章”，在我的记忆中也如此。但最后重新查找出来一看，竟然有一百一十行之长。并且，它还是昌耀自1950年代开始写作生涯以来，其作品首次在《诗刊》这一国家级的刊物上登堂入室。
因之，《 致友人》在此时之入选《诗刊》，对于昌耀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紧接着产生的又一个结果，就是由此获得了信心的昌耀，敢于把他长达500多行的《大山的囚徒》再次投寄《诗刊》，随之被召至编辑部修改诗稿，并被安排旁听同期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一个刚刚结束了“囚徒”生涯的人，就这样一步跨入中国诗坛的核心地带。而《大山的囚徒》这首长诗在1980年第1期《诗刊》上的亮相，则一举确立了昌耀在新时期诗坛上的位置。
而在1990年代中期稍后，又是韩作荣，给昌耀在《人民文学》上提供了一种特殊待遇，往往以十多个页码，对昌耀积攒了一至两年的作品，实行一揽子刊发。这种建立在作品自身质量上的编辑豪举，搞得昌耀受宠若惊，继而对韩作荣写信表示，愿“士为知己者死”！
非但如此，若再推究起来，韩作荣还是昌耀的一位“财神”。1997年，《 人民文学》颁发给昌耀的八千元奖金，无疑与韩作荣直接相关；2000年的此时，“首届中国诗人奖”的五千元奖金，应该与作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的韩作荣，有着并不曲折的关系。这两笔加起来共一万三千元的人民币，对于其他人可能是一笔闲钱，对于昌耀则非同寻常。
知道昌耀一生共有多少存款吗？到1999年10月第一次住院时，共为四万三千元。所以，眼看着肺腺癌治愈无望，自己还要承担百分之二十的医疗费，昌耀索性牙关一咬出院走人，听天由命。紧接着，就是对这笔财产做出剖分——四万元送给子女；三千元，留给自己。
韩作荣到来时，昌耀的五千元奖金，朱增泉转赠的五千元奖金，还有东北一刊物的三千元奖金，这总共一万三千元的意外之财，实际上成了对于昌耀的雪中送炭。
对由自己带去的这一万元奖金，韩作荣特意叮嘱昌耀：“一定要用来治病，钱不够，朋友们再设法筹集。”并安慰昌耀：如果坚持治疗，未必不会有奇迹发生。而此时的昌耀面对小他十一岁的这位朋友，则表现出儿童式的天真：“死也没有关系，我不是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吗？”他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但眼中却泪花晶莹。
虽然昌耀已经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得知朱增泉将自己的奖金转赠给了他，但当韩作荣此次又转致了朱增泉的问候时，他还是激动难抑。此时的朱增泉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军衔中将。在非文职的现役将军中，书写新诗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朱增泉的新诗写作，则在9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留下了特殊的一笔，并以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散文而为文坛瞩目。而他本人，却与昌耀从未有过哪怕是一面之交。1998年11月，两人都参加了张家港诗会，但因朱增泉提前离会而失之交臂。一个陌不相识的将军，此时却表达了这么一番情义，情动于衷的昌耀在心潮起伏间，又联想到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那应是他的整个人生中，一段最为意气风发的岁月，但却被此后接连不断的磨难所封存。于是，在曾经的“囚徒”以及诗人的名分之外，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另外一重身份——老兵。遂在回赠朱增泉《昌耀的诗》一书的扉页上，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这样一封短信：“朱增泉将军：我谨将您转赠给我治病的奖金，看作是一位部队首长对一位原38军老兵的关注，而不仅看作诗人对我个人的友善之情。致以军礼！”此情此境中的昌耀是如此的苦涩而恓惶，但这“军礼”二字，却让人感觉到军中少年英气的蓦然一现。
应该说，朱增泉与昌耀这一特殊交往，也在朱增泉自己的心中系下了一个情结。2003年8月，他利用一个公务的机会到达西宁后，专门邀请肖黛陪同，一一寻访了昌耀当年在西宁的“故居”。并在此行之后书写了一篇题名为《寻找昌耀》的散文。
朱增泉在这篇散文中再次回顾了与昌耀的那一往事，并为在人民大会堂的那次颁奖大会上，“因又一次与昌耀失之交臂而增添了一份遗憾。”继而进一步强调：“这也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遗憾。对昌耀的颁奖来得太迟了。”
这是一句分量颇重的话，相信这样的感慨也是众多诗界同仁的感慨。
而在韩作荣一行到来的前三天，也就是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昌耀还领受了一份他几乎承受不了的大情大义。这份情义，来自中央美院前副院长、著名油画家和书法家朱乃正教授。而传递这份情义的中介人，则是朱乃正与昌耀共同的朋友左良。
——春节前不久的一个拂晓，左良在家中突然接到了朱乃正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昌耀于病中寄我新出的诗集，我随读随抄了一些篇章，想必对他能有些安慰。直接寄他恐有闪失，还是由你转交为妥，你找小录裱成册页送他留念。”
根据电话中的表述来看，就是朱乃正在阅读昌耀寄赠的《昌耀的诗》这本诗集时，心中有所触动，便一边阅读一边随手抄录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再把它转赠给昌耀，以作为对病中昌耀的安慰。这话说得非常平淡，仿佛就是举手之劳。但朱乃正当然知道自己的字就是书法，并恐怕直接寄给昌耀会有接收上的闪失，且昌耀也无力装裱，就把这一切事宜托付给了左良代劳。
左良先向昌耀通告了这一信息，待收到朱乃正寄来的作品后，未及装裱，就赶在大年初一作为礼品转呈昌耀。
但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礼品呢？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书画作品就身价陡涨，一些书法名家的匾额题字，一个字就是五千元，并且绝不讨价还价。而朱乃正，则属于中国顶级书画名家之列。那么，他“随读随抄”给昌耀的这些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他一共抄录了昌耀分行和不分行的诗作十四首，分布在宣纸上长达二十三幅，计有两千二百二十二字。先后钤盖了十方闲章和他本人的正式印章。并且，每件作品都选择了切合诗作内容气韵的书体来书写，十四首诗作的书体抄录风格各不相同。这是一套朱乃正在动笔之时，心中就有格局设计，并适合装裱成册页的书法艺术品。其首页用昌耀的诗句“昆仑摩崖，无韵之诗”作为总标题，末页又专门书写了一段跋文：
昌耀兄于病痛中寄我新版诗集，拜读再三，顿觉心神震撼，远离尘俗。常疑当下真诗人实属凤毛麟角，今始信斯人是也。盖诗心、诗思、诗情、诗音已熔铸一体，且若非西部骄子，实难达此境。如昆仑之巅，西海之深。有幸曾与昌耀兄同励 （ 似应为“历”——燎原注 ） 难于高原，而今虽遥隔千里而犹能情近于咫尺。世纪之交，百感集于静夜，抚诗集而长叹，无能酬答。谨借素笺录兄诗作奉报，或可小慰于榻前。二○○○年元月乃正于京华悟未悟斋。
据说朱乃正好酒，善饮，且有海量。不知他书写这些作品时是否曾借酒发力，但从这篇跋文，以及整个书法手卷时而笔走龙蛇，时而枯涩顿挫的笔意中，却能感受到一种如癫如醉的酒意：歌哭、啸傲、弹铗弄剑，任才使气。两千二百二十二个汉字，按十四首诗作的不同气韵，或以小字简牍般连绵致密；或以大于拳头的体形，飞鹘脱兔般联翩奔突。不知这是否朱乃正的笔墨生涯中，一次空前绝后的发抒，但绝对是一个艺术家一次罕见的“豪举暴施”。在朱乃正的此生此世，大约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得到他的这样一次馈赠；大约也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掀动他如此浩瀚的创作激情。
是的，朱乃正用这样的方式，送给了昌耀一片大情大义，但在我看来，他还是要用这种曲折的方式，送给穷困的昌耀一笔大钱！
病榻上的昌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逐一欣赏并轻声诵读过这些书法手卷后，强忍着眼泪转过头去，然后却是一句远天远地的话：“生活困难的时候，朱乃正还送过我五斤全国粮票。”再回过头来，几滴浊泪已从眼角滚出。然后，他断断续续却又明确地表示：这件作品太珍贵了，我不能据为己有。它应该属于社会，应该出版发行。而这件原作——也就是朱乃正送给他的这笔巨资，则可考虑捐赠给一个合适的博物馆永久收藏。
这件作品此后以《乃正书昌耀诗》的书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以册页装帧的版式出版。原作拟交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并已由肖黛联系；继而因其他环节上的原因，捐赠给了青海省博物馆。
昌耀的确是一个“仁者”。从性质上说，这件作品完全是一个友人的私人赠予，虽然这又是两位艺术家之间具有艺术史料意义的赠予，但将它以出版的形式公诸社会后，他本人则完全可以将作品的原件作为传家之宝，留给亲属永久收藏。然而，自打见了这件令他震撼的作品第一眼起，他的心中就已风清月白——不能据为己有。
现在，昌耀的生前身后之事都已交割完毕。我对此间有关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也已基本完毕。但还有一个人——也就是修篁，则需要做出重点记叙。因为她是为昌耀送上了终极关怀的人。她在这期间对于昌耀的作用，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1999年9月底，当昌耀对于自己突发的病情有了不祥的预感，而让孩子去找“修篁阿姨”时，其实也是一次贸然之举，因为此时的他已与修篁没有任何关系，修篁对他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义务。然而，已经陷入绝境的他却凭直觉意识到，修篁是他此时唯一可以依托的人，而修篁也果真就二话没说地赶来了。
12月下旬，第二次住院的昌耀眼看着肺腺癌久治不见好转，更考虑到住院费的问题，便向修篁表示，要求出院“回家”。修篁问：“回哪个家？”这的确是个问题。答曰：“我跟你走。”修篁遂用半真半假的口气刁难道：“那不行。你跟我走，咱俩又没结婚，这算什么？你还是回你自己的家吧。”
昌耀一听急了：“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推，你若送我回那里，我就跳楼！”——关于“跳楼”的表示，是昌耀当时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此时，昌耀的女儿王路曼就在跟前，见两人又斗起了嘴，就恳求修篁阿姨：“我爸已剃了头 （ 因化疗脱发而剃成了光头，意思是我爸都病成这样了 ），为了我爸，还是去你那儿吧。”
从许多迹象看，修篁和昌耀的确就是一对“冤家”，两人之间真真假假地经常斗嘴，即使昌耀已陷入这样的绝症之中，斗嘴的积习仍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但这却从相反的角度上表明，这似乎恰恰是一种“老夫老妻”的状态。的确，昌耀都已病成这样了，嘴硬心软的修篁还真能把昌耀拒之门外？
这期间，还有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修篁本人是九三学社的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她还是一个需要上班、干工作的人，况且，她与昌耀并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即便是请假也没有正当理由。所以，昌耀住院不久，修篁便提出，或者文联派人，或者昌耀的前妻杨尕三，与她轮流看护昌耀。杨尕三自然愿意，但昌耀却不愿意，想必是觉得她不如修篁里里外外料理起来顺手。而文联起先也的确派过两个人，但据修篁说，没过几天就撤了。理由是文联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无法派人。这样，修篁就算是让昌耀给死死地“赖”上了。好在修篁的领导开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这位副部长放任自流。
于是，这期间的修篁与昌耀，便继续地一边恩爱一边斗嘴怄气。
怄气的时候委实惊心动魄。也就是韩作荣和雪汉青到西宁看望昌耀时，昌耀特地为两人准备了纪念品，让肖黛陪同一起到修篁的家中去拿。到了家里开始闲聊之后，修篁随口提到了先一天晚上，她与昌耀在病房发生的一次口角：“我气得忘了他是一个病人，用手挡了他一下，不料他顿时倒地。我赶紧俯下身去扶他，他却说不用管我，我死了算了。说完，就朝着窗口爬去，一边爬一边说：我跳楼摔死算了。”修篁是用平淡的语态述说这件事的，但却听得另外三个人心惊肉跳，情不自禁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还有一次，两人又发生了口角，修篁一气之下要从此一去不回头。昌耀马上表示：“你要是走，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修篁随之妥协道：“你别跳，窗子底下都是虚土，你跳下去死不了，还要受罪。”谁也不会想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最后竟一语成谶。
而两人恩爱的时候，则几近于黏得化不开。修篁在家中做了清炖鲫鱼送到病床前，然后剔去鱼刺，用勺子送到昌耀的嘴边。昌耀嘴中吧唧吧唧地吃着鱼，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修篁的脸，一副要把修篁吸进眼中的贪婪。
而修篁这时也甜蜜得仿佛就要融化了，接下来就对昌耀说，我给你唱歌吧。于是，就轻轻哼唱起她经常唱给昌耀的那首《马背上的骑手》：
赶着白云走哟，追着太阳走。
牧马的蒙古人都是好骑手，都是好骑手。
马背上的颠簸，冷淡了温柔哟；
马背上的沧桑，来不及回首。
马背上的歌声，蕴含着淡淡忧愁；
马背上的人生，穿越着激流。
赶着白云走哟，追着太阳走。
牧马的蒙古人都是好骑手，都是好骑手。
马背上的真诚，赢得了朋友哟；
马背上的较量，从没有对手。
马背上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
马背上的蒙古人，老了也不屈服。
歌声辽远、悠长，豪迈中萦回着淡淡的忧伤。“马背上的蒙古人，老了也不屈服”，而此时下颏上胡须楂子蓬乱的老昌耀，在命运面前屈服了吗？
其实，这正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歌，在1960年代的祁连山腹地——那原本是蒙古人水草丰茂的牧场，一条河谷先后在下游草场上垦荒的昌耀和高山牧场上放牧的女知青修篁的心头，注入了游牧者的流脉。如今，当年的垦荒者已经迟暮，而放牧的女工却风韵犹存。如果把此情此景再上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草原的时空中，这恍然就是一位红颜知己，以歌声向病榻上的老英雄回首风雨往事，并祈求长生天保佑老英雄早日康复。
的确，就在昌耀第二次住院的1999年12月，修篁曾做出过一个对她来说并不轻松的决定：从小一直信奉佛教的她，突然决定改信基督教。用她的话说，此时的她已不相信人类能救得了昌耀，而只有上帝可以。于是，便改信基督教向上帝为昌耀祈祷。以此可见，修篁在昌耀身上用情之深。
……在修篁这样轻轻哼着的时候，也尽显出她天分中良好的文化艺术慧根，尽显出她性格中的柔情与可人。这是让昌耀为之销魂而又难得常见的美质。而对于昌耀这位大半生都在与命运苦苦搏杀征战，此刻滑下马背，躺在病榻上的骑士，他在修篁的眼中应该既是一个使之心痛怜爱的孩子，又是一个挥喝万千文字夺顶扬旗的英雄。而这样的一对英雄佳人，为什么要苦苦地蹉跎岁月，不能走到一起呢？这实在没有理由。原先的一切理由，在此情此境的两人心中，都不再成为理由。
于是，在这样的哼唱与谛听中，白色的病房恍然就成了骑士时代蒙古草原夜色中的营帐，四十根牛油蜡烛随着这样的歌声而烛影摇红，而使两人醉眼迷离……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两人终于做出了他们本该早就做出的决定。并郑重地立下这样的文书：
关于我的婚姻现状及与此有关名分的声明
我于1999年10月身患绝症以来已历数月，考虑我已届老年且治愈的可能也比较渺茫，当此之际，我有必要将我的婚姻现状向亲友及世人做一庄重声明，即：我的现任妻子是九三学社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吴××女士。我们同居多年，是事实上的夫妻。我目前仍居住在吴女士家中并受到她的精心照料。我们曾考虑正式领取结婚证书，只因顾忌到住房分配有关规定，恐涉及一方住宅有可能被所属工作单位收回，而我们已届老龄或临近老龄，双方都有子女，为子女利益计我们未能去政府部门进行结婚登记。即便如此，并不能否认我与吴××在事实上既成的婚姻现状，即：我是吴××有权有理确认的丈夫，亦是事实上的丈夫；吴××是我有权有理确认的妻子，亦是事实上的妻子。在我或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向亲友及世人声明，上述我俩的关系是慎重而严肃的选择，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应是肯定的事实，我们相互应享有作为妻子与丈夫的名分以及相关权利与义务，无论何人请均予以尊重。
声明人：王昌耀 （ 签字 ）
2000年1月10日
吴××附笔：
我丈夫王昌耀先生在这困难时刻向世人发表的声明完全反映了我们婚姻的现状。借此机会我亦向世人表明我的心迹，即：我们的婚姻完全是我们双方自愿的选择。
吴××（ 签字 ）
2000年1月10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文书中的“吴××”，由我略去了姓氏后面的名字，它是修篁本人的真名。
在昌耀去世六天后的2000年3月29日，修篁与昌耀的长子王木萧捧着昌耀的骨灰盒，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然后，按照昌耀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湖南省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村其慈母吴先誉的坟墓旁。
再后来的2001年4月，面对专程回到青海的我，神色憔悴的修篁有了几许欣然：“昌耀说他去世后你一定会来找我，这回真的就来了。”然后，将昌耀存放在她那里的资料复印了一份，分门别类地归整好之后转交给我。以供这部《昌耀评传》的写作。
至此，修篁算是将昌耀这位“冤家”的生前身后之事，彻底料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