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身患绝症与《 昌耀诗文总集》

1999年12月5日，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9点半的时候，我在威海的家中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昌耀从青海打来的，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说来奇怪，自1992年底调离青海直到此时，我竟从来没有和昌耀通过电话，并且也没有书信往来。而在这期间，我不但经常和诗歌界的朋友谈起昌耀，且还专门写过他的两篇评论。另外，我平时更是从诗歌文学刊物和媒体上，一直关注着他的信息。但怎么就从来不曾联系过呢？此刻想来，也许正是因着心理上的这种熟悉透顶，才便如此的“相忘于江湖”。但我知道，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给我打的。因为他很少有电话消费的闲情逸致，更不必说这对他还意味着一种奢侈。

因之，这天接到这个电话后，还差点闹了个误会。电话铃响过后，我拿起了话筒，但里面却没有声音。片刻后我禁不住地问道：谁啊？接着听到那头声息微弱地问道：“燎……燎原吗？”“是燎原，你是谁啊？”“我……我是王昌耀。”

这样的电话方式，我以为是外地熟悉我和昌耀关系的朋友，在跟我开玩笑。但突然就觉得不对，因为对方说的是“王昌耀”。一般的人即便知道昌耀姓王，也不会在开玩笑时考虑到这个细节。我心头忽地一紧：“哎哟，真是昌耀吗？你的声音怎么就根本听不出来了？”

渐渐地，他的声音恢复了连贯性，但仍非常微弱。他告诉我，他正在住院，是由儿子俏也陪着回到他的住所给我打这个电话的。进而告诉我，他已到了肺腺癌晚期，由于化疗，头发大片脱落——“我已经不成形了。”肺腺癌是一种什么病呢？我此后从一位医生处得知，它是肺癌中最恶的一种，此时的病毒肿瘤，已在人体内“遍地开花”。但这时，我的大脑中却突然涌现出媒体上有关昌耀赴俄罗斯访问，又在1998年底参加张家港全国诗歌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信息，觉得这几年来，他似乎已进入了一个苦尽甘来、坐享人生成果的阶段，却没想到……于是，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一股无名的恼怒，遂大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了？在我的感觉中，你好像才把自己的一生理顺，怎么又会这样！

接着，昌耀哽咽了。尽管他曾在文章中说过，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但这是1979年我与他认识交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动静。哽咽着，他接着我刚才的话题说道：“我也想不通，好像上帝让我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专门来受罪的。”然后转换了一下话题：我已经不行了，就想着跟外地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做个告别。但一想起我们的交往，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哭。

这时我正在书写《海子评传》一书。此前，我对自己能否写好这么一本书并无把握，但随着此时的写作已到了结尾，我也对自己从事这种写作的能力有了一个大概的感觉，便在电话中脱口而出：昌耀，我给你写一本书。一本你的评传。

昌耀沉默了一下。然后向我介绍到了修篁，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磨难，最后向我说到，我的所有资料都保存在她那里，这些资料都可以由她转交你使用。说完，又告诉了我修篁的电话，以及他所住医院住院部的电话：0971—6143314，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住院部二楼32床。但我感觉到，这很快就是一个再也打不到他耳边的电话。

这一天真是鬼使神差，跟昌耀的通话刚刚畅通后，我就感觉到事情不妙，遂拿过纸笔一边通话一边做了上述记录，这次通话共15分钟，到9点45分结束。

昌耀患了绝症，而这已是他第二次住院。根据我此后的了解以及综合有关信息，事情的具体脉络是这样的：

1999年9月26日，昌耀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头痛，并伴有咯血。而此时，他的身边却没有那种足以依靠并且是生死相托的亲人，遂让儿子俏也去找修篁阿姨。这是从1996年底两人分手后，昌耀与修篁的第一次联系。与昌耀分手后，修篁与那个药材商经过数个月的短暂婚姻，接着便果断离异，重又过起了独身生活。此时，昌耀在陷入绝境又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再次想到了修篁。修篁闻讯后二话没说就赶了过来，一看事情不容懈怠，就先把昌耀从办公室接到自己的家中，随之又告知了省文联。10月12日，昌耀住进了青海省人民医院——西宁人习惯沿袭“文革”时的名称，把它叫做“东方红”（ 医院 ）。

仔细想来，昌耀与修篁真是在情感和缘分上“斩不断，理还乱”的一对冤家。昌耀在咯血时分与修篁的这种依存与扶持，以及昌耀自身的人生影像，让我禁不住就想到了他写于1962年的那首《踏着蚀洞斑驳的苔原》：“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听他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而昌耀不就像那匹伶仃的瘦马，一对恋人重聚在咯血之时？

昌耀住院后，随着“腺性肺癌”的确诊，省文联办公室的同事建议他转往专业性的医院——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的肿瘤医院治疗，以增加治愈希望。

10月28日，昌耀转院。但此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并无明显疗效，就在这个时候，昌耀却突然要求出院。何以如此呢？出自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原因：因为医疗费的百分之二十需要个人自负，而昌耀则希望省钱。

12月22日，昌耀离开医院前办理了家庭病床，住进修篁的家中。

据修篁后来向我描述，那是一段让昌耀死去活来的日子——昌耀精神上的痛苦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痛苦。修篁说：每天晚上，他都要好几次地问我几点了，觉得自己已实在熬不下去了，好像都等不到天明。

2000年1月16日晚9点半，我把给昌耀的电话，打到了修篁的家中。这时，那本《海子评传》的书稿及其他事宜已全部交割完毕，现在，我想就拟议中的《昌耀评传》，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并得到一些相关的人物线索。昌耀对此似乎已经有所准备。他首先提到了他的那篇“自叙”——这是除他之外没有人再能清晰了解的一段经历。进而解释到：我原先以为我的时间还很长，所以准备写长，写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的叔叔、伯父。现在只写了几千字，不过已简单写出。然后，向我提供了他北京的大弟王昌煜、湖南的幺妹葛惠仙的电话，以及与他军旅生涯相关的保定38军干休所的线索。那里，有一本《38军文工队战友名录》。

接下来，昌耀向我提到了第二件事——他自己的大事，这就是《昌耀诗文总集》出版的相关事宜。他说此书已由他整理编辑完毕，并交给了全程操办此事的编辑班果，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我恐怕看不到这本书了。”

因之，关于这本书，他交代给了我两项工作，其一，是以该书编审的身份，替他校对把关，并作相应的技术处理，但“内文审定按我的来”。也就是说，他已编就的篇目内文，不要再添进他未收入的作品。他特别强调：“我不放心的是校对，他们有时只按自己的猜测乱改。你替我改，希望你替我改好。”

他交代我的第二项工作则是：“你有时间的话，给这本书写个序言。”

最后，应该算是闲聊吧，他对我说：“我的骨灰希望回到湖南母亲的坟地。”

从1992年算起，我在昌耀的眼前消失了8年，没想到在他生命临终之际，我却以这种影子的形式出现在他的临终托付中。写一本《昌耀评传》，按他的意愿做好《昌耀诗文总集》的出版，这是我能做的两件事。应该说，他对未来的《昌耀评传》怀有期待；更看重《昌耀诗文总集》出版的尽善尽美。现在，这两件事情在理论上已经落实，接下来的其他事情，是我力所不及，也是他在意识中无须委托我的。这两件事交割完毕，他心中应该石头落地。然而，事情却由此出现了一个尖峰时刻式的惊险。

修篁后来告诉我：昌耀办理了家庭病床护理后，“本打算在我这里就这样等待着死去，但那天晚上和你通过电话后，他显得非常激动，差点死了。第二天又立即住院”。

修篁的这个说法，在昌耀去世后青海省文联的一份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00年元月16日，（ 昌耀 ） 病情突然恶化，在省文联办公室负责同志地耐心劝说下，昌耀同意回医院，但不再去肿瘤医院，遂再次去了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并立即办了住院手续。”元月16日，正是我与昌耀晚上通话的那一天。

叙述进行到这里时，我想先停留片刻。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昌耀在病重期间除了治疗，忍受病痛折磨，继而就是等待死亡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在意识到自己身患绝症后，昌耀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加速了他那篇《自叙》的写作，并终于赶在他还有动笔的气力之前，做了一个区段性的完整了断。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昌耀却使尽了力气。在他的遗存资料中，光是这篇文章，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件是他用铅笔抄写的已经成型的文稿，然后又在上面反复圈画修改。其二是修篁用钢笔抄写的一份，昌耀又在上面做了校订性的修改。其三是修改完成后的一个电脑打印稿。

第二件事情的工作量更大，这就是编辑整理《昌耀诗文总集》。

昌耀在1998年12月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昌耀的诗》，时间不到一年，他又何以会有再出版一部诗集的奢侈念头呢？

关于这部《总集》的出版，该书的责任编辑班果起了关键作用。班果：1967年出生，藏族，诗人。1988年在北大作家班学习，90年代初从青海的果洛草原调入青海人民出版社，此时在文艺编辑室任负责人。他不但深知昌耀诗歌的价值，更是当年青年诗人们聚会时，经常谈论昌耀诗歌的一位。

所以，尽管已经有了一本《昌耀的诗》，但在班果看来，该书的容量还嫌不够，便于1999年7月代表编辑室和昌耀商谈，再出一本“内容较全面的本子”。但此事却因出版社突然遭遇的一个意外变故，还未操作便已搁置。然而，这却勾起了昌耀新的念头。就这样，当昌耀得知自己已患了绝症时，便深感有必要出一部内容“更全面的本子”，以总结自己的一生。于是，再次与班果谈及此事，并在探讨中把原先“内容较全面的本子”，明确为一部“诗文总集”。

形成这一协议后，已经到了1999年10月下旬，于是，昌耀又拼全力投入了这一工作。

这部《总集》共分两个部分，其一是作品主体，其二是附录。

昌耀此前共出版过五部诗集：《 昌耀抒情诗集》《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命运之书》《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昌耀的诗》。现在，把这五部诗集合并后再删除其中的重叠部分，这部书似乎也就成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当年由于篇幅所限，许多诗作前五部诗集都未收入。现在昌耀要全部找出这些诗作，再从其中重新遴选，选定后还要进行修改，修改完再用钢笔重新抄写清誊一遍——即便是这个手工活，托付给谁他似乎都不放心，因此只能自己动手。其二，作品主体部分除了诗歌之外，又增加了理论、随笔、散文、为前五部诗集 （ 以及为其他流产的诗集 ） 所写的前言或后记等等，这一“文章”类型 （ 故而称之为“诗文”总集 ）。由于此前的五部诗集都未收入这类作品，这就需要他在自己的剪贴资料中重新寻找、集合，继而再遴选、订正。然后再重新剪贴复印。

这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昌耀的每一件诗文下面都注明了写作时间，在刊物上发表时，编辑一般都会尊重作者的习惯予以保留，但在报纸上发表时，则又常常会被删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找来底稿核对准确后重新注明。这无疑是一件极其麻烦的细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底稿他都会保存。在这个工作上，虽然昌耀做得几乎就要无懈可击了，然而却终究未能避免百密一疏：其《总集》764页有一篇题名为《请将诗艺看作一种素质》的文章，其后的时间为：1992年2月。但在我的印象中，这应是他1998年11月在张家港诗会上那个书面发言的节选。我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后，先查对了保留在我这里的《总集》一书的校对初稿，才发现他未在这篇文章后面注明写作时间。而上述的这个“1992年2月”，则是从此文发表的《青海日报》上复印下来时版面右上角的报纸出版时间。并且还是一个紧接着又被出版社的编辑搞错了的时间——由于文末没有写作时间，出版社在编辑环节上就把这个发表时间移植为写作时间，但却再一次弄出了差错：报纸上的发表时间本为“1999年2月17日”，移植下来后则成了“1992年2月”。而在我终于翻找出昌耀的底稿原件时 （ 幸好恰恰就有这一原件 ），才发现此文的写作时间为1998年11月9日，与他11月12日参加张家港诗会的时间完全吻合。

《 昌耀诗文总集》是2000年7月出版的，而包括了这一底稿原件的部分资料，我是在2001年4月才得到的，所以当初无法核对。但原先校对书稿时，对于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差错，我却并没有发现并提出疑问，则无论如何都使我感到难堪，觉得有负于昌耀的托付和信任。

以上所说的，是昌耀编辑《总集》“作品主体”这一部分工作的细碎和费神。而《总集》的“附录部分”，也就是他与众多外地友人或出版社、评论界人士的通信，选编起来工作量更大。对于许多诗人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根本不能形成的“作品”板块——写给众多友人的信件已经寄给了收信人，多少年之后你还能记得都写给了谁，并能要回来吗？然而，昌耀的确是一个文字自珍意识极强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极强的资料档案意识的人。因之，一些他自认为写给别人的重要信件，在1980年代他大都是重新抄写一份“备份”（ 或保留底稿 ）；到了1990年代，则用复印机复印“备份”。

《 总集》附录中共选入了他写给16位人士的44封信件，但实际的人数和信件远远不止这些，因此，他还要翻出所有的信件存稿，在反复阅读之后再进行取舍上的权衡斟酌。

以上的这一切，就是编辑这部《总集》的工作量。并且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要赶在去世之前来完成的。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之后，我从此时的昌耀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大英雄式的镇定：在生命救赎无望的情况下，昌耀选择了一种残酷的方式，他以生命加速度的自燃，在加速走向死亡的同时，置换出《昌耀诗文总集》的诞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昌耀在与命运的至死角力中，赢得了最终的这一回合。而代价则是以命相抵。

到2000年1月17日，昌耀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之前，《 昌耀诗文总集》的编辑整理工作，由昌耀全部交割完毕。而此书的责任编辑班果，则在接下来的线路上快马加鞭。

2000年4月11日，在昌耀去世后不到20天，我收到了班果寄来的《总集》书稿的复印件。

关于这部《昌耀诗文总集》，我从编审兼校订的角度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其一，从中撤去了一首标题叫做《马的沉默》的诗作。此诗原为长诗《山旅》中的一节，共28行。《 山旅》曾收入昌耀的第一部诗集《昌耀抒情诗集》之中，1994年昌耀出版《命运之书》时，因力图收入更多的新作，又对《山旅》难以割舍，便切取了其中的这一节，加上《马的沉默》这一标题，并将原先的28行折并成13行收入诗集中。而在编辑《总集》时，昌耀则忽略了这个问题，将《山旅》和《马的沉默》一并收入其中。故此撤去了衍生出来的这一首。

其二，“修订”了《浮云何曾苍老》这首诗作末尾的写作时间。此诗的副标题为“悼诗人陈幼京、骆一禾英年早逝”，诗作末尾的时间为“1989.4.11”。这个时间肯定有误，因为骆一禾是在这个时间之后的1989年5月31日去世的。但这首诗的确切写作时间又无从查考，所以，参考排在此诗前边《记诗人骆一禾》一文文末“1989.7.12匆草”这一时间概念，推测该诗为该文之后意犹未尽的余绪，写作时间比较接近，故与班果商议后改为“1989夏”。

其三，统一了附录部分给S的21封信件中，对SY的称呼。这其中一部分信件的抬头是SY，另一部分使用的是SY的本名。这些信件S原本不愿公开，后遵从昌耀的意愿而允诺。昌耀之所以要收入这些信件，首先因为它们是昌耀一段重要个人情感的真实记录，更重要的，则体现了昌耀对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音乐、艺术等问题的重要看法，乃至在漫谈的形式中，他艺术思想的“闪电”。对于这些信件的公开出版，S虽然遵从了昌耀的意愿，但她在给班果的一封信中又专门谈到了“比如称呼的问题”。有鉴于此，便对S的本名做了匿名化的处理，而以“SY”统一起来。

接下来，便与我编审兼校订的工作无关，但却与这部《总集》有关，这就是快马加鞭地为《总集》书写序言。想来世事真是太富戏剧性，1980年代初，昌耀还不曾出版诗集时，当时年轻的我就曾异想天开，想为昌耀将来出版的诗集书写序言；近二十年后，我早已没了这个想法时，昌耀却在临终成全了我当年的“宏愿”，但此时，我的心中却五味杂陈。这篇序言共一万八千多字，却写了三十多天，标题叫做《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奴隶”与“圣者”，这是两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形象，但在昌耀苦难的诗歌生涯和他最终的精神境界中，却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