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纪末涛声中驶向深海

纵观昌耀整个的艺术生涯我们就会发现，从朝鲜战场上的诗歌起步，到五六十年代有关黄河的抒情，到1979年复出后的流放四部曲，到1980年代中期“新的风景线”的赞美……他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立场上的诗人，直至1993年写出《大街看守》，大规模地进入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书写，他才从国家主义诗人的立场上遁出，将自己“混迹”于街头流浪汉们的行列。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经使他处于激情、紧张中的日子开始变得松弛。在商品主义彩色气球蔽空招摇的大氛围中 （ 他在1999年所写的《20世纪行将结束》一诗中，更把它称作“华夏族群自杀式的堕落” ），已经很难有什么对他的国家主义情结形成精神上的召唤。

他拒绝遁世，遁世却成为他不可选择的选择。虽然他正是在这样的遁世中，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更深刻的进入，并由此呈现出一位大诗人才具有的精神化境，但对他而言，这样的写作绝无痛饮光明的惊喜与激动，相反，那还是一种痛苦得漠然之后，他自己的常态生命书写。

在这样的背景中，他在情感婚恋问题上一波三折的忙忙碌碌，也就有了通过形而下的世俗之道，获得自我救赎的形而上的色彩。然而这样的忙忙碌碌最终都成了碌碌无为，这似乎使他进一步体会到了日子的索然寡味。

1997年9月，他在给友人雪汉青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生活得并不如意。我以为自己只在履行人生在世作为一个不如意者的种种义务，尽可能有一个好的交代，其中包括对我的家属……

“我终日都难摆脱焦虑。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练习写大楷，只在偶尔心有所动的时候写点千字左右的小文章 （ 然而，写了也就写了，并不急于整理，一年来已写了三十来篇 ）……”

是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昌耀又为自己琢磨出了一个解脱之道——练习书写大楷。这也就意味着，在精神上每每陷于走投无路之时，他只能通过艺术以实现自救。

我在前边介绍过昌耀的伯父和五叔极见功力的钢笔字，而昌耀的钢笔字也同样可堪称道，有一种脱化于法帖源渊的规范和老道感。他通常惯用行楷，其字体形态属于鲁迅书法那一路，呈现着敦厚、拙朴、内敛的颗粒状。快速书写时笔画流畅而不轻飘，在绝无苟且点画的简约自然中，保持着饱满的笔意。这似乎与他儿童时代私塾课业中练习大字的童子功有关，当然也来自他个人的天资禀性。

其实在1980年代初期，昌耀就曾练过一段时间的大楷——在旧报纸上临摹颜真卿。写满一张，放在写字桌的右下方，累积到一两尺高时再打捆移走。有一次，他还拿出最下面的和最上面的字向我分析比较，认为练习书法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功夫，觉得自己的字已在不易觉察中有了长进。然后颇感慨地告诉我，练习书法最好还是用宣纸，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感受笔墨在纸上的洇渗效果，训练笔墨控制能力，只可惜用宣纸练字太奢侈，一般人用不起。

还记得1980年的一个中午，我去家中找他时，他刚从外边回来，手里卷着一卷书法，并且罕见地小脸喝得通红，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说是上午文艺界为即将离开青海的朱乃正送行，朱乃正现场写字分赠友人，特意给他写了两幅。随之将书法展开，为我品评了一番之后说到，把字能写到这个地步也就算是行了。然后将书法卷起放进书橱里，有一种很珍惜的样子。

如果说他1980年代初的这段书法练习，带有一种提高自己的用意，那么，他1990年代的修习书法，更多的则是为了排遣。

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昌耀在青海省文联系统，似乎给自己搞了另外的身份从属归类。从他留下来的大量照片看，身为诗人、从属作家协会的他，却与美协、书协和摄影家协会的人过从甚密，打得火热。这些照片中，或者是他与当时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王云等人神采飞扬的交谈；或者是他穿着印有“青海摄影”字样的紫红马夹，与摄影家协会的采风团成员，在会议室听取情况介绍，并煞有介事地低头作着记录；或是在青海石油局敦煌生活基地的宾馆前与众人合影；再或者，是他以敦煌的鸣沙山为背景，为一少女模特拍摄的肖像。除了照相机这个道具，昌耀的书法似乎也练出了火候——起码是他觉得已到了敢于在公共场合当场题字的那种程度。所以还有几幅照片，就是他以正楷大字，在一个茶话会的场合中，神态专注地当众题字。案头旁边，放有朱红印泥和印章，且有工作人员在一旁伺候端详，一副专业书法家的模样。这样的情景让我心生感慨：昌耀的诗歌和在其他艺术门类中的光彩，竟然都是由苦闷的日子和无聊的日子逼迫压榨出来的。

昌耀就是在这样的艺术移情中，换取对于无聊的遗忘。但两三年后当他躺在病床上，突然觉得尚有诸多设想中的写作——比如一个中篇小说规模的自传已无力完成时，却对身旁的友人自责不迭，叹惜自己不该在书法练习中浪费了太多时光。

但无论日子是多么的无聊，1997年对于昌耀来说都是一个大年份。我在前边已经说过，这一年的6月，他先是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年度作品奖；8月份，又带着新婚的王阿娘前往北京，搞了一次郑重其事的旅行结婚。而9月中旬，他又在西宁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暌违了6年之久的S女士。

此时仍在杭州一报社任职的S，是跟随一旅行社组织的“丝路之旅”旅行团，沿青海、甘肃、新疆的“丝路”线路来旅行的。从昌耀保留下来的信件看，在1992年6月他与S的情感往来中断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调整，两人又断断续续地有了书信往来。1996年，S还应昌耀的要求，寄上了自己的“近照”——在马来西亚旅行时的两帧留影。可以想见，此时的S已过上了可以时而选择旅行社出门远游的日子。

S来了，见面的地点选在了其住宿的宾馆大厅。想来S早在启程之前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昌耀，虽然这已远非当年那种满怀期待的会面，但昌耀还是为这位特殊的友人做了得体的礼品准备：一本诗集、两瓶体现青海特产的虫草酒，另外一件礼品颇为特殊——是昌耀请一位金石家特意为S女士刻制的印章，边款上的记事文字为“SY女士青海之旅志念 昌耀赠 石涛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S无疑从中体会到了一种分量，这因而使她陡然间“心中涌起一份受之有愧的感伤”——S在数年后有关昌耀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往事肯定并未如烟散去，但此时的昌耀却风轻云淡，在平静真挚中显示着一种真君子的仁义和仁爱。

也是在1997年前后的几年间，当昌耀的写作从那种精神冲突的重力绞杀状态趋向松弛散淡时，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天地，却意外地宽敞起来。命运对他难得地显示出了喜剧性的面目——他的作品发表不但不再成为问题，甚至还显得供不应求。国内的一些重要刊物，尤其是《人民文学》，时而会以10多个左右的页码，对他一个年度内的作品实施一次性的“垄断”刊发，该刊对一位当世诗人如此的礼遇，在其编辑史上应该说是极为罕见。

放眼此时的中国诗坛，我们看到的是迥异于1980年代的另外一幅场景。这个时候，以北岛为代表的众多朦胧诗人，不是成批地远走异国他乡，就是在诗坛上偃旗息鼓，而转向随笔、小说类的写作。再稍微往下的第三代，则在商品主义时代的风潮中转型或分流，一部分人成为自己文化公司的老板，或别人公司的文化经纪人；另一部分则在进入“中年写作”中，以诸如此类的理论，开始为自己在文学史上寻求定位。更年轻的一代已经登场，他们在呈示着艺术上的冲击力的同时，已不学而能地致力于名分的炒作。而昌耀的同辈诗人或再稍上一代的诗人，绝大部分已失去了艺术上的活力。失去了艺术活力的老诗人们，反而对中国新诗的方向、路线之类的问题，多了一重监护者的使命感，时而痛心疾首地对诗坛现状，对年轻一代的写作发出抨击。

这样的抨击，在1998年于江苏张家港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昌耀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还在大会上作了题名为《急于想说的话》的书面发言，但他发言的主旨，则是为当下诗歌的辩护，并赞成“以不争论为好”。

然而，新的争论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诗会上老诗人们刚刚展开了对先锋诗人们的抨击，紧接着的1999年，中国的先锋诗人们，又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的一个诗歌会议上，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名分，开始了先锋诗人内部的争论和攻击。

此时的中国诗坛，是一个注定了要发生论争的年代。虽然这是两个看似偶然的论争或者事件，但从中国诗人的生长氛围和秉性看，这两场论争的发生又有着必然性。此时20世纪行将结束，在面对世纪末的盘点时，谁将进入文学史，以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形式，多长的文字表述进入文学史？这种潜在的焦虑，成了这两场论争的曲折动因。

出国的走了。分流的流了。风头正劲的和已经写不动的，开始了名分的哄抢。那些嗷嗷叫的更年轻的一代，还没有在经得起推敲的意义上长大成人。这个时候，在193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一代诗人中，昌耀与牛汉等寥寥可数的几位诗人，就成了硕果仅存的一代。如果说，作为良知和硬汉象征的牛汉，早已受到了诗坛的普遍推崇和敬重，那么，此前仍处在模糊状态中的昌耀，此时也已水落石出。

对于中国的批评界和学术界，昌耀一直是一个艰涩的命题，他诗歌中苍茫的人文地理和历史背景；他避开公共诗歌资源和艺术方式，卡通巨兽般在“艺术史前区”的诗歌再造，曾经长期地造成了他自己“不可阐释”的尴尬。而此时，他的尴尬则成了学术界的尴尬——面对当代诗歌史上一个无论如何都再也绕不过去的诗人，却无法做出有效阐释的尴尬。这情形若用小品台词来表述，就叫做“太伤自尊咧”。

在这种情形下，诗歌界诸多诗人对于昌耀及其诗歌的敬重，则变成了对于学术界和“文坛大人物”们的不满与愤怒。1995年，身居新疆的著名诗人周涛在当年第4期的《绿风》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诗十三问》的文章，挑衅性地向诗坛抛出了13个问题或者叫做质问。其中的第12个问题是：“如果说诗歌界或诗歌评论家不懂诗，是不是能算刻薄之词？”这仿佛是一个铺垫，紧接着的第13个问题便是：“诗人昌耀以其四十年的成就活在当世，‘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请问识人者谁？那些有影响力的文坛大人物都在干什么？”

对周涛的这篇文章，1997年第2期的《星星》诗刊又作了转载，并对“十三问”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为时近一年的讨论。周涛文中就昌耀不平之鸣的声音随之进一步扩大。

然而，周涛并没有到此为止，1997年6月，他又写出了题名为《再谈新诗问题》的文章，先是刊发在8月19日的《新疆经济报》上，继而又在同年第12期的《星星》诗刊上发出。这篇文章，似乎就是要把昌耀的问题专门展开来理论一番。

周涛在这篇文章中写到：“昌耀是大诗人，无论从品格、阅历、学识，还是才华、成就诸方面看，都是与艾青、臧克家这样的大师并世齐论的诗人。”

“昌耀的诗之所以好，恰在于他的熔现代诗精神与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于一炉的独特创造，还在于他的诗不是外国现代诗流派的汉语副本，而是从自己的生命、土地当中呼吸了时代风云长出来的，他不仅吸收了古典诗歌营养，还吸取了民歌民谣。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因为昌耀的诗与新诗发展的主潮形态不一致，所以才屡遭误解和偏见的排斥……放着那么多号称‘诗歌理论家’的人都在干什么？写一点应景的，巡礼式的玩意儿就能称理论家吗？

“新诗的地位首先是大诗人的地位。如无艾青、臧克家等诗人的存在，新诗的地位可以想见；现在我们有了昌耀，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死了以后像穆旦一样被‘挖掘’出来呢？”

周涛这位曾经以书写西域大地上的《野马群》而著名的诗人，此刻仿佛一位骑士，朝着“有眼无珠”的理论家和大人物们的头顶，就这样抽去一记“炸鞭”。

昌耀先是在《新疆经济报》上看到了周涛的这篇文章，并就此而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此文几乎可以看作是为我‘鸣不平’。”此后又写了《一个早晨——遥致一位为我屡抱不平的朋友》。在这篇作品中，他顺着周涛一文的话题，把自己置放在青藏高原的地理场景和时代变迁的坐标上，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一番社会学角度上的检视与回顾，最终把自己视作“不合时宜”的象征，但却愿对这样的命运泰然处之。

身为军人和著名诗人的周涛，以这种愤怒的使枪弄棍而为昌耀打抱不平；另外一些知名和无名的青年诗人们，则以另外的方式向昌耀致敬。此时国内的一些文学诗歌刊物上，就不时有以昌耀为题或专门写给昌耀的诗歌冷不丁地冒出。比如1995年的《人民文学》上，就曾刊发了甘肃青年诗人叶舟题名为《致昌耀》一诗。

作为诗人的昌耀，此时却成了诗人们笔下的题材，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刊物上，这无疑体现了诗人们与刊物编辑对于昌耀的共识。

1990年代初诗坛舆论中的昌耀，就像海滩上一半浸入海水，一半搁浅在沙滩上的木船，而此时，随着以上呼声的潮水上涌，这条船终于驶向了深海。

1997年，北京的《诗探索》——这份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联办的中国唯一一份专业诗歌理论刊物，在第一期上专门辟出了一个“昌耀研究”专栏。专栏中的文章一共有三篇，一篇是甘肃青年诗人叶舟有关昌耀印象记式的文章《昌耀先生》，另一篇是昌耀本人提供的个人生平和创作概况式的资料性文章《一份“业务自传”》。而置于专栏头题的，则是我的一篇近九千字的昌耀专论《高原精神的还原》。

19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上没有再书写过有关昌耀的文章，该说的话我已在1980年代说完，更为有力的话我似乎还说不出来。所以，一直期待着来自学术界的新锐批评家们，以新的理论视角给出让我耳目一新的阐释。但当这样的期待一再落空时，我才恍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他们力不从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诗探索》的刘福春来信约我写这篇评论时，我心头突然有了一种隐隐的兴奋。

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昌耀以他的诗歌为我们显示着一位大诗人的气象。而大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在同时代的创作中，奉献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艺术品质，并进而以持续的个体建造，使之凸现为一座山峦。

……庞德曾经说过，艾略特是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了自己，而就一种非主流形态的边缘性写作而言，这句话似乎更适合于昌耀。而昌耀培养了自己的力量，则是来自这种大地性的底力。他奉献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正是生命于苦难感、命运感中显现的大地性的诗篇。大地不同于土地，它不但具有血脉、根系的特征，更具有矿石和元素的特征，是大地的地质史和地域的民族史、文化史、创世神话、英雄史歌在广袤的时空跨度中所有信息密粒的聚合。

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这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诗篇，它在对于一座高原大时空的能量放射中，还原了那座高原。因着独属于它的命运行迹和生命细节而显示着他的唯一性。

这篇文章可谓“气概非凡”，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引述它的时候，仍然让我激动。当时的昌耀也激动了吗？我不知道。但他去世前嘱我为拟议中出版的《昌耀诗文总集》书写序言，也许与这篇文章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