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 野草》的投影

昌耀是在1992年7月离家出走之后，成为“大街看守”的，但他自己的“无家”状态，则应始之于1989年底，他与妻子杨尕三的分居开始。因之，从1990年初，他便开始了无家状态中“在古原骑车旅行”这样的漂泊。这也是他向着“大街看守”角色转换的过渡期。

也就是从这样的1990年开始，昌耀的写作中比较密集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类似于散文诗的不分行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体在昌耀的写作比例中不断放大，以至最终呈现出近乎垄断的态势。

对此，我专门作了一个数据统计，从1990年初到2000年3月昌耀去世的10年间，《 昌耀诗文总集》中共有166件作品。除去其中的诗论、诗集出版后记、访谈、散文等8件作品外，所余共158件，而这种不分行的诗歌作品，总数为79件，所占比例恰好为二分之一。

这在昌耀的同辈诗人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对于自己的这种写作，昌耀曾专门作过阐释，他明确地表示，他不认为诗一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指认了自己这种风格转变的深层原因：“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以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具情韵与诗的张力。随着岁月的递增，对世事的洞明、了悟，激情每会呈沉潜趋势，写作也会变得理由不足——固然内质涵容并不一定变得更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不分行’的文字会是诗人更为方便、乐意的选择。”

由此看来，他其实更为珍视那种分行的诗歌。而他之所以不分行，则由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缘于对世事的洞明了悟，即使不分行的诗作，也会使之获具相同的诗意内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激情“沉潜”而心力有所不逮。因此，这种不分行的写作也就成了不可选择的选择——正如同他不可选择地成为“大街看守”。

因此，这里也就潜伏着这样一种逻辑结果：听命天意！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写作风格上的巨大转折，则是他从人生和艺术上同步进入归真返璞的重大标志——由文人性写作之雅，而入大街众生题材之俗；由在艺术构成元素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紧张、刻意，到大化流行的松弛，而进入随心所欲、大道独步之境。这正如评论家程光炜注意到的这样一种现象：“好的诗，其实往往都不是当诗来写的，而是当非诗来写的，也就是说，好的诗所要表达的意思一般都超出了诗的文体形式，超出了诗歌的局限。”

但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他在上述的阐释中，始终没有提到“散文诗”这一文体名称。

那么，什么是散文诗呢？《 辞海》中的定义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是诗的一种。篇幅短小，有诗的意境，但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根据这个定义，把昌耀的这类作品称之为散文诗，应该是一个最准确，也最方便的说法。但很明显，昌耀拒绝这种归类。并且，昌耀在多次谈到鲁迅的这部《野草》时，除了仅有的一次缘于表述的方便而称其为“散文诗”外，也并不愿意把它归类为散文诗。如果与现今流行的散文诗作一比较，那么，《 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章，的确都与“散文诗”无关。

散文诗在当代已是一种公众熟悉的文体，1980年代，不但出现了中国散文诗学会这类全国性的群团组织，并且在1986年还创刊了一份《散文诗报》。我不清楚昌耀为何拒绝把自己的这些作品归类为散文诗，而就我自己对当代散文诗浮光掠影的阅读感觉而言，它是一种方便的文体，一种易于畅怀达意并因诗化的文字而具“华彩”感的文体，犹如时尚的轻音乐。其标志性的范式就是：散文的叙事+诗歌的抒情+哲理的味精；再或者是：叙事的抒情化、抒情的哲理化、哲理的形象化。而鲁迅的《野草》的确与之大相径庭，在这部包括了作为前言的《题辞》共24件作品汇集的集子中，绝少诗化的叙事和哲理抒情。其中大部分的篇章，都呈现着诡谲的寓言故事形态，或者是离奇的梦境故事复述。仿佛庄子《秋水》现实与幻象的杂糅，仿佛先秦诸子拙朴的寓言故事。在梦境故事或特殊现实故事的超现实讲述中，弥散着不可名状的意味。

这与发展到了1980年代的散文诗，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而昌耀的这类作品，竟令人惊奇地复合了《野草》的特征；或者说，那是时隔60多年之后，鲁迅《野草》的当代再现。

这里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昌耀诸多的这类作品，都是一种半梦半幻故事的复述，诸如《工厂：梦眼与现实》《梦非梦》《悒郁的生命排练》《醒来》《兽与徒》，乃至1983年的《排练厅》、1986年《内心激情：光与影子的剪辑》等等。为此，昌耀还专门借用尼采的话表达了这样的感慨，“梦中，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艺术才能”（《悒郁的生命排练》）。而在鲁迅的《野草》中，竟然存在着一个由7件作品相互衔接的“梦幻系列”，且每一件作品的第一行都句式相同：“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死火》），“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狗的驳诘》），“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失掉的好地狱》），“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墓碣文》），“我梦见自己在做梦”（《颓败线的颤动》），“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立论》），“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死后》）。

再比如，《 野草》的《复仇.其二》中，讲述了一个古以色列时代的故事：一个“自以为是神之子，以色列王”的人，被以色列的兵丁钉杀在十字架上的残酷过程。由此映现出人性的愚昧、残忍和大恶。而昌耀在1985年所写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中，则讲述了一个古巴比伦时代的故事：一个巴比伦少年，为他们的国王在空中花园之上还要加造“九层别馆”这一奢靡之举，而忧心如焚，因为他已在这座通天悬苑的石墙基座中，看到了一道蛇形裂纹。在近乎以啼哭劝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巴比伦的臣民和百姓，少年纵身而起，将自己当作一颗铆钉，铆进了石墙中的蛇形裂纹，从而挽救了悬苑于即将坍塌。昌耀对这个故事的慨叹是，若干个世纪过去之后，少年“对王国的耿耿忠心反倒给虚无主义的现代人留下了可为奚落的口实”。

这两个故事的题旨虽然不同，但故事的东方古国题材和讲述方式，却是如此接近。

是的，昌耀是在接触到了鲁迅的这本《野草》后，创作思路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但让人奇怪的是，在1990年之前，他竟然没有读到过这本书。

1994年11月，他在应一家报纸之约而写的《读书，以安身立命》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特别钟爱的四本书：惠特曼的《草叶集》、《 聂鲁达诗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鲁迅的《野草》。继而专门谈到：“鲁迅先生的《野草》，是在数年前从街头一处席地而设的旧书摊以两角钱购得。哲人的深刻与冷峻，不仅以语言的，而且以思维的美感形式透射出锋芒。我为自己终于没有错漏过阅读当代中国最高水准的散文诗集而称幸。”——这是他唯一一次对《野草》使用“散文诗”的称谓。

而这个“数年前”又是什么时间呢？在他当年给S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答案：“鲁迅先生的《野草》尤其值得一读，非常深刻、非常富于引爆力，汉语文的韵味隽永之至。我一直想买此书而未得，幸不久前从街头一个地摊旁边经过时而偶然发现了这本久觅无处的《野草》，兴奋不已。”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90年12月24日。以此可以确证，他是在1990年才读到这本书的。

然而，昌耀这种文体的写作，却始之于1983年。从这一年3月所写的《浇花女孩》到1989年的《骷髅头串珠项链》，已经写出了九篇。这其中包括与《野草》中一些作品风格和题材酷似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 1985年 ），《 内心激情：光与影子的剪辑》（ 1986年 ）。

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这种从文体到内在意蕴与鲁迅蹊跷的不谋而合，象征着昌耀在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得出的无意识中，朝着鲁迅所在的那个方向和位置的趋进。

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的一个特殊现象：无论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学者，他们长期潜心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并穷尽目力地在各自的领域逐渐对应出一个大师系列，但是，当他们一旦进入优秀或重要，一旦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思想家的思考方向，便无不九九归一，在对鲁迅的重新发现中，归流于说不尽、读不完的鲁迅。比如，既是1980年代艺术上的叛逆者和浪子，又在东西方文化艺术史上堪称饱学之士的旅美画家陈丹青，在进入21世纪后所推崇的第一人，便是鲁迅。

尽管1990年之前，我们在昌耀提供的他的阅读信息中很难找到鲁迅的影子，但却可以发现他的那些诗论、随笔类的文章中，与鲁迅在语言文字和行文风格中的契合。譬如共同的文言文、民间方言的生僻语词色彩，正常语词顺序的倒置，由此形成的语体风格的枯涩、古奥和大树之根的那种抓着力和奇崛感。

有一个语词引起了我的极度好奇，这就是昌耀写于1980年的《慈航》中，“摘掉荆冠/他从荒原踏来”中的这个“荆冠”。这是一个字典或辞典中没有的语词，我曾一直以为这是昌耀相对于“桂冠”一词的一个首创。然而，也就是在《野草》的《复仇.其二》中，却有着：“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的“荆冠”。仔细想来，这应该是在《圣经》之类的典籍中出现过，从而为他们特别留意记取的一个语词，以此可见两人对这种冷僻、刁钻语词共同的注意力和特殊兴趣。

还有一个类似的个例，在昌耀1993年所写的《我见一空心人在风暴中扭打》里，出现了“女吊”这么一个语词：“一袭白色连衣裙，悬挂吊晾在摩天楼台。啊，这女吊，孤零零，正随吊钩飞旋……”这个语词，也因为极少见而使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当我再次翻阅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时，却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叫做《女吊》。

根据鲁迅在文章中的说法，女吊是绍兴地方戏中对女鬼的称谓，但作为绍兴人的鲁迅，却对这个词的源流与内涵并不十分清楚，所以，他又这样写道：“‘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当然，从鲁迅在这段文字前的交代来看，更确切的翻译似乎还应是“含冤上吊的复仇女鬼”。而根据我为这个词所作的专门查询，昌耀老家的湖南常德地区没有这个“方言”，但他在对这个词的使用上，却几乎有着脱口而出的熟悉。那么，他使用的这个词的出处应该就在鲁迅这里。但我想由此体现的，则是他如同鲁迅一样的，对于一个生僻而又体现了某种特殊情态的语词，共同的敏感和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