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H，西岭雪山诗会上的风景

昌耀在这种恋情的懈怠松弛中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没有把握来判定，这种漫长、含混而令他苦恼的等待，最终会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1996年7月，由四川著名诗人孙静轩主持，在位于成都以西大邑县境内的西岭雪山风景区，召开了一个“中国.西岭雪山诗会”。此次诗会共邀集了50多位海内外著名诗人，老一代的诗人有牛汉、曾卓、黎焕颐、屠岸、蔡其矫、郑敏、郑玲、王尔碑……青年诗人们则有西川、王家新、廖亦武、翟永明等等。可谓规模盛大，名流云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应邀出席的昌耀，又一次成了诗会上的“明星”。

关于这次诗会，昌耀在稍后写给他人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年青一代诗人朋友对我的热情令我难忘，老一代诗人对我甚为友善。

昌耀后来保存了这次诗会上的诸多合影照片，其中的一幅是三位“归来者”的合影：在一片墨绿的稻田田埂，昌耀与诗人曾卓并肩站在前边，身后的居中位置，是体魄高大的牛汉用双手环搭着两人的肩膀，三个人的表情亲密融洽，笑容怡然。

但使昌耀成为“明星”的，则缘自于他的一位常德小老乡——时在珠海一文学杂志供职的女诗人H。

那天乘车出行时，昌耀与H恰好就坐在了中间仅隔着一条过道的相邻位置。礼节性地闲聊了几句后，当昌耀得知H是他的常德老乡，顿时就来了精神，一边向H打问常德的一些情况，一边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往事。常德，正是昌耀的出生地。昌耀在此前虽然不知道H，但H则通过诗歌早就熟悉了昌耀，并且深怀敬意。见昌耀兴致如此之高，并且还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神情，深受感染的H也同样的开心，两人就这样浑然不觉地聊了一路。

H出生于1957年，在故乡常德生活至师专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1984年离开常德，先后在湖南的两家媒体任职，1989年调入广东珠海。还是在常德师专时，H就开始写诗，并参与了校园诗社诗报之类的诗歌组织活动。进入2000年以来，我断断续续地读到过H刊发在《诗刊》等刊物上的一些诗歌，感觉到她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对于诗艺却有着深层次的理解和表现分寸上的精微把握，呈现着一种也曾阅历人生之后涵澹虚冲的上乘品相。

H当然也品尝过人生的酸涩，此时的她已经历了婚姻的变故，离异独身。

两位“他乡遇故知”的人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聊着，他们忘记了车上的其他人，可车上的其他人并没有忘了他们。这时，已经成了老太太的四川女诗人王尔碑，就突然那么心中一动。事后，王尔碑找到与她年龄相仿的另一位老太太——同H私人关系极好的广东女诗人郑玲商议，能否促成这两位独身诗人的一段姻缘。随之，其他的老爷儿们似乎也觉察到了一些端倪，包括孙静轩、黎焕颐等在内的一干诗人极力撮合，并尽可能地为两人提供单独相处的环境。比如，外出游览时就有意把两人留在了山上；回到宾馆晚上相互串门聊天时，又设法使两人待在一起，且不许他人干扰。这大致上都是这一帮老诗人们干的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年龄都略大于昌耀，并且大都从五六十年代的诗坛上消失过。现在，苦尽甘来的这群人在昌耀这件事上，仿佛都成了一个个老顽童，极尽他们年青时曾使用过的伎俩和勾当来促成此事，从内心深处希望昌耀这位小老弟，能有一个美满的个人生活。

因此，也是在这次诗会上，作为群龙首领的孙静轩竟侠肝义胆地表示，假如昌耀愿意，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昌耀调到四川。

但这件事情和由此环绕的氛围，竟惹恼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著名诗人蔡其矫。他当时并没有表示什么，但在昌耀去世后，北京的《阅读导刊》制作了一个题名为《让我们聊聊死去的昌耀》的纪念专版，面对记者的电话采访，蔡其矫表达了他显然是耿耿于怀的不满：“他这个人我不太喜欢，我和他本人有点接触，觉得他为人和为诗不大一致，有一个诗会上，他跟一个女孩有点亲密，别人对他有议论，他就非常愤怒。”

1929年出生的蔡其矫是一个在进入人生暮年之时，却依然青春焕发的诗人，热爱大自然、热爱女性、热爱一切美的事物。2004年，海峡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蔡其矫的传记，书名就叫做《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以蔡老先生的世界观和个人风格，他应该是对此事最能表示理解的人，没想到他竟这般的不满，实在是让人费解。

然而，这次诗会上众人撮合下的“浪漫”，并未带给昌耀什么梦幻。一个明确的事实是，昌耀在返回青海之后，曾写出过与这次诗会相关的诗文，但其中并没有H的信息。写于8月22日的《你啊，极为深邃的允诺》，曾让我把它疑似为写给H的作品，但这其中的这段文字“而这时，你啊，如同每回已有过的感应，我及时听到了你能带给我走出危亡，给我信念与无穷幸福感的极为深邃的允诺”，却否定了我的猜想。因为他与H从相识到分别仅一个多月，显然谈不上“如同每回已有过的感应”。再参照昌耀7月23日给浙江S的信中，“你真是‘仍然牵挂’我的一切么？”这句话，此文倒仍像是写给S的。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H在对待这件事情上，负责任的谨慎态度和良好的分寸感，在未能决定走出关键的一步时，她不能让昌耀为自己白白做梦。

而昌耀呢？他虽然此时仍在为S做梦，但那大致上已是空幻的精神之梦。他与修篁已经有约定在身。

昌耀很快又有了与H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下旬，“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广东的中山和佛山两地举行，昌耀又接到了与会邀请。但就在这之前，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修篁因病住进了医院，病因一直不明。于是我们就在《昌耀诗文总集》中见到分别写于10月12日的《风雨交加的晴天及瞬刻诗意》和11月23日的《晴光白银一样耀眼》，这样两首以医院为场景的诗歌。诗中除了陪护“她”在病房和楼下花园散步的描述外，更有着对于疾病、治疗、生命、死亡的深层思考。

当此之时，昌耀一边履行着对于修篁伴护的义务，一边在回顾着“对话不畅”的交往和看不见希望的未来中，而渐渐地心生倦意，继而终于对修篁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要不咱们就算了吧，你也不能让我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

这话要是说在修篁没有住院之时，似乎也就是一个平静的分手。对此，修篁后来这样对我说到：“因为要等的时间太长，昌耀可能等不住了，我也认为他有另作选择的权利，我至今认为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但是，此时的修篁正在住院，这也正是她情感上最脆弱的时候，可昌耀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分手，这也实实在在地让修篁感受到了一次什么叫做“寒心”。

而昌耀则似乎是决意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分明——在这里与修篁把彼此间的关系交割清楚后，再去广东的诗会上，和H进行两人关系发展走向的认真探讨。

昌耀提前动身去了广东，珠海则是他的第一站。继而，他与H一起参加了诗会。在这次诗会上，昌耀做了题名为《诗人写诗》的大会书面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强调了“精神感召力”——他又称之为“众望所归”的神性，之于诗歌的重要性：“神性已意味着澄明、镇静、无惧，因拥有的生命意义而可带我们走出困境。”

这已越来越像西方那些大诗人，通过自身的生命困境，而对艺术本质做出透彻指认的那种境界。

而他与H的事情呢？在11月28日他从广东返回后所写的《今夜，思维的触角》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那是在一个雨后红透的晚霞，面对大海，我们坐在防波堤上的一轮石椅……夜幕终于覆盖大海，涛声更迷蒙地倾泻在了海滨公园的草坪。灯火蔼然可亲。有两个孩子适时跑过来向我们售卖手中鲜花。我至今仍觉得那夜辜负了花仙子的好意。”

这是一幅与珠海有关的迷人、恬静的场景。虽然迷人，但却恬静。H是能够让昌耀感觉到恬静的一位女性。

但H之于昌耀的信息仅仅就是这些吗？我曾在电话中询问过她对昌耀的真实感受。H的回答是这样的——

她首先认为昌耀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所以，两人可以作那种互为知己的朋友，而要结婚成家却很难。但H承认，她觉得自己与昌耀还是有缘分的，不但为昌耀动过心，也曾考虑过是否与之走出关键性的一步。假若昌耀是一个洒脱的人，一个拿得起又能放得下的人，那么，她就可以与昌耀不妨一试。她最终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觉得自己走出这一步之后如果感到不行，还可以把脚收回来；而昌耀一旦走出这一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那样一来，对于已经伤痕累累的昌耀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H的这种考虑，无疑体现了一种深远的爱心。她此后果真就成了昌耀真诚的朋友，并为昌耀的婚姻和其他问题而操心费神。

2000年昌耀去世，心绪难宁的H，曾写下了一首疼痛深挚的诗篇——《 千年之祭——悼昌耀》：

丧钟齐鸣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悲情诗人死了

一个本质深刻的诗人

精神与肉体双重负重者、苦行僧

“城市里的苦瓜脸”。他的存在

未能给奉行快乐原则的人们

带来虚妄的福音。但他的消失

却令这个失去根基的世界

重心倾斜，摇晃不定

诗人之死

为新千年蒙上驱之不散的阴霾

不会有第二个诗人转世再生

以悲悯救助之心，替人类有罪的灵魂

承受酷刑。不会有第二个诗人

用词语的魔力，将地狱硫磺之火

化作天堂的圣焰，烛照我们内心

幽闭抑郁的渊井。而生之惨酷

源源不绝，源源不绝

诗人啊，你高贵的歌哦已赋予

青山、碧水和长风。只留下

永恒的沉默，与时光对峙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于昌耀的精神艺术世界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一个堪称昌耀知音的人，所写出的诗篇。

到了从广东返回一个月后的1996年底，昌耀与修篁的关系也进入了尾声。

昌耀不是已经提出过要与修篁“算了”吗？但这毕竟是长达4年的恋人关系，很难一句话就彻底了断。所以，从广东回来后，他又去医院看望修篁。此时修篁的病情已经查明，并且做了手术，随后还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医疗官司。怎么回事呢？原来修篁一直查不清的病情，来自数年前的一次手术后，因止血纱布留在了体内所致。修篁遂决定起诉医院，而昌耀，则以甘效犬马之劳的架势，帮修篁找来媒体的记者造势。后经《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于此事的披露，修篁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而通过这样的“并肩作战”，昌耀其实又把自己与修篁绑在了一起。

然而，修篁对自己最需要昌耀的时候，昌耀却提出分手一事伤心透顶。此时经人介绍，已相中了另外一个男人，这是一个有钱的商人。用昌耀给这位“情敌”的命名便是——“走江湖的药材商贩”。但此人却为修篁开出了令其炫目的价码——亦即修篁用报复性的快意，向昌耀这样的炫耀：他答应在北京给我买房子，抚养我的两个孩子，还要为我打造一艘豪华游艇，带我周游全世界。

昌耀闻之目瞪口呆，然后找到他的“私人顾问”肖黛，第一句话就是：我完了。我被金钱打败了！

接下来，我们从《昌耀诗文总集》中可以看到，他从1996年12月底到1997年1月底，为此专门写下了《我的死亡—— 〈 伤情 〉 之一》《无以名之的忧伤——〈 伤情 〉 之二》《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 伤情 〉 之三》这样三首诗作。而事实上，这个系列的诗作一共有五首，没有发表的另外两首，就留存在他的手稿资料中。以此足见这一情感地震在他心中的震痕之深。但这一次在昌耀心中引发的，不光是痛苦，更有一种几近于死而后生的精神裂变。

“今天是我最为痛苦的日子：我的恋人告诉我，她或要被一个走江湖的药材商贩选作新妇。”

对此，痛不欲生的他，首先做出了这样本能性的极端反应：“与其清醒地承受痛苦，我实在情愿重新进入到昏睡状态，即便是一种偷安、一种藏匿、一种真正的死亡。死，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能承受的痛苦，使昌耀进入了对于死亡这样一种哲学性的体认。

“但我仍旧深深依恋着她，称她是‘圣洁的偶像’。她本也是圣洁的偶像，而金钱才是万恶之源。”这是昌耀做出的第二个反应，认识论范畴中的激烈反应。“金钱乃万恶之源”这个原本古老的说法，却是1990年代中后期，亘贯在昌耀诗作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它虽然体现为昌耀自己的切肤之痛，但更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这个年代，那些被称之为“人民”的广大黎民百姓的屈辱和疼痛。曾经以人人平等为理想的这个社会，在1990年代不但重新分划出富人和穷人、老板和打工仔，而且，金钱还以它的气焰嚣张之手，实施着对于底层百姓的精神宰割，诸种权利的剥夺。尽管这被说成是社会转型期一个阶段性的弊病，并且有着理论上的堂皇理由，但事实就是事实，是诗人从大面积的社会生态中，感受到的一个尖锐的事实。对此绝不愿意麻木不仁的昌耀，遂以鲜明的黎民百姓的立场站位，将笔触转入广大的社会底层空间，由此而在自己的写作中，集结出一个庞大的题材板块。对此，我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我记得一个布道者的话：肉体只是生命的物质形式。只是人的诸种形体之一。

“那么，还有生命的纯精神存在形式？

“但我正因精神追求而痛苦。我无罪的肉体已为痛苦所株连，那么，永生的精神于心何忍？

“我的物质形式消亡了，但我为之殉情的她还活着，—— 一朵花将为恶所玷污。”

这是昌耀的第三个反应，仍然是认识论范畴中的反应，但却潜含着一个质变性的飞跃。“我的物质形式消亡了”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前边的“肉体只是生命的物质形式”这个前提，这就是说，昌耀认为自己在生命的肉体形态 （ 物质形式 ） 已经死去，而现在的他，则是以“生命的纯精神形式”而存在。尽管这个精神仍在罹受着痛苦，但它已经经历了“涅槃”，因此，来自世俗世界的伤害不能再对他构成伤害，它们只有在具备了形而上的意义之后，才能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他的写作中，任何个人性的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必然折射着人类生命共同的处境和问题。

从生存的方法论这一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昌耀在他多难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顽强活下去的精神“靠山”，或者心灵之神。在流放岁月以及“流放四部曲”中，他的靠山就是祁连山和青海高原的大地河流。在荒诞无聊的庸常生存中，他的靠山是“赶路”。在婚姻裂变的无家的孤独中，他的靠山是异性知音。而此刻，在金钱肆虐而使自己陷入肉体死亡的绝境，他又为自己联结出了“人类共同生命处境”这一靠山。因此，一直行走在狭窄人生长廊中的他，总能在陷入绝境之时，为自己转换出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空间。正如他在“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发言：“神性已意味着澄明、镇静、无惧，因拥有的生命意义而可带我们走出困境。”这无疑是他的自话自说，是他以自己已经获具的“神性”而说出的话。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怀着“被金钱打败了”的感觉，昌耀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从青海作家代表团8位代表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纪念照片中看，本该有些沮丧的昌耀，却一脸的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