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解除婚约

1992年7月初的一天，昌耀到家里来找我，说想把他的一只皮箱寄存在我这里。接着告诉我，他已向法院提出了与杨尕三的离婚申请，担心这只皮箱放在家里，会成为发泄对象。我问皮箱里的东西很重要吗？听到这样的问话后他打开了皮箱，并拿出几件东西专门向我作了展示：他的残废军人证书，有关当年右派问题的申辩、平反材料，1950年代的家书 （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资料最终又回到了我的跟前，成了我写这部书的资料 ） ……所占空间最大的，就是他已发表作品的剪贴件，整齐蓬松的厚厚一摞。锁上皮箱后，他又告诉我，他已决定从家中搬出，但现在还没找好地方，待找好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他再来取这只皮箱。

然而，偌大的一个省会西宁，却并没有可供他单独栖身的空间。若干天之后，他带着类似志愿军战士急行军时简单的铺盖卷和炊具，挤进了省作协的一间公用办公室。白天，本无公事可办的他，与别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一起“办公”；晚上，则拉开铺盖卷睡在一张长条木椅上 （ 他在给S的信中把它称为“沙发” ）。这其中的巧合，简直让人不可思议——1988年夏天，途经西宁前往拉萨的海子一行三人，就曾在这间办公室斜对过的那间大会议室，在同样的长条木椅上睡了三个夜晚。这就是被昌耀称作“孤儿浪子”的这类诗人们，标志性的人世生存景观。早逝的海子并不知道：1991年，他的昌耀大叔还曾受张玞之托，在西宁为他和骆一禾，推销过他们各自的诗歌单行本《土地》与《世界的血》。

昌耀此后经常提到“宿命”一词，比如一篇访谈录的标题——《 宿命授予诗人荆冠》。的确，这就是昌耀的宿命：他13岁时离家出走，从国门之外的朝鲜战场而河北、青海，而青海的劳教农场，就这样近大半生的浪迹漂泊，待到已经56岁，并且成了一个著名诗人之时，重又成为一个有家不能回，无家可以归的浪子。

4个月后的1992年11月，经法院裁决，昌耀和杨尕三的婚姻关系正式解除。他因此而在给S的信中表示：“我仍领有一份解脱后的自在心境，但也未必轻快，当然，我会记得你的话，‘无论身在何处，也不要忘了SY的祝福’。”可见S给予昌耀的，简直就是“终极关怀”。

再下来，即便是作协的这个办公室，也不能让昌耀再住下去了。因为文联的机关系统和包括作协的下属各协会，要搬迁到一幢新建的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上去。而这幢新楼，则不允许任何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其中住宿过夜。就在这样一个狼狈的关头，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伸出援手，接纳了省作协的昌耀住进了省摄协的办公室。摄协和美协的办公室，原先就独立在文联办公机关和其他协会之外，在位于市区西大街一座五层小楼上占了几间房子。省文联此次搬迁，这两个协会仍留在了原地。摄协在楼上，美协在楼下。看来，昌耀与视觉艺术的缘分实在是根深蒂固，而搞视觉艺术的艺术家们，似乎比其他行业的文人们更能明白昌耀的价值。的确，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文学艺术的新时期，诗歌、美术、继而是摄影，一直走在艺术变革的前沿，并且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此时，这恰恰成了昌耀作为诗人，与美协、摄协关系的内在链条和外在象征。

昌耀不是在社会生活中无能吗？但他在艺术领域，却是那些“有能”的人不可企及的通才。1991年3月，他曾应美协的朋友之邀，为美协在西宁举办的著名版画家彦涵的木刻邀请展，撰写了一篇渊源有自、宏富精湛的评论，那样的内行程度和紧扣题旨的艺术哲学外溢，可谓非老辣的昌耀而不能为。

1992年12月，昌耀正式搬进了摄协的办公室，此后除了短暂的离开外，他在这间办公室一直栖身到去世前夕。

而这一年的年底，我也调离了西宁。

从昌耀此后的诗文和其他资料来看，这样的居住性质，给他提供了两种日常生存方式：其一，时而跟随摄协组织的创作团队外出采风；其二，在黑夜降临，人去楼空，“无聊的日子居多”之时，不时一个人发呆地在大街上徘徊，担任一把“大街看守”的角色。

现在，就在这样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中，昌耀又为自己的诗集出版而心神不宁了。那套包括了昌耀《淘的流年》的“诗人丛书”因资金问题而流产后，没想到原先准备出版这套丛书的漓江出版社，居然会单独为昌耀网开一面——该社的总编辑聂震宁特别写信向昌耀表示，虽然“丛书”无法推出，若昌耀愿意将自己的这部诗集从中抽出，出版社将准备单独出版。并“咬紧牙关”，为其“力争打开销路”。

1990年代前后，位于广西桂林的漓江出版社，因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系列，在中国出版界迅速崛起并名声大噪，出版社老总聂震宁也因此而于此后一步跨入北京，执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帅印。聂震宁虽然一直都不是诗歌界的人士，但从对待昌耀诗集这件事来看，到底是眼力不凡。

聂震宁向昌耀做出这一表示时，是1992年4月下旬。

昌耀闻之欣然，并迅速做出新的谋划：将原先约5个印张左右、作为丛书出版的《淘的流年》，扩充至12个印张的容量，所收作品上自50年代他初到青海之时，下至1992年4月为止。并将诗集的标题改为《命运之书》。到了5月6日，他已将书稿挂号寄给了聂震宁。

然后，就是喜滋滋的等待。

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惨重的一击。但这“一击”不是来自漓江出版社——我在前边已经作了交代，这便是来自5月底，从S那里退回的100元“消暑费”所传递的信息。

昌耀在此前刚刚把书名改成了“命运之书”，痛不欲生的他，此时对于所谓的“命运”更是思绪万千，遂不能自抑地于6月11日，又为已寄出的这部书稿补写了一个“《 命运之书》自序”。而这篇自序一开始便是：“我活着。因为我还活着，命运到底为何物倒显得更像是那么来路不明似的让人费猜想。”就在这篇一千余字的自序的结尾，仍然是纠缠于“活着”的车轱辘话：“但我还活着。在惯于以‘据说’设疑从而提出判断的人那里，事实或许可以被轻率地抹去，但是‘昌耀还活着’也确乎荒诞不经，几可看作对于命运的嘲弄。”

乍看起来，这段话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它不但颓丧之至，而且还有着莫名其妙的攻击性，比如，谁说过昌耀就“没有活着呢”？但只要明白了这一背景后，我们就能想象得出，他起码是在自己的内心认为，他已经死过了一次！

正是因为这一剧烈的情感变故，S那篇原本为《淘的流年》所写，随之应变更为这部《命运之书》的序言，才被昌耀毅然撤掉，以自己的“自序”来取代。接下来，因为诗集并未立即付印，昌耀又郑重地约请了自己最为重要的友人邵燕祥为诗集写序。邵燕祥的这个序于9月份写出，标题叫做《有个诗人叫昌耀》。作为中国诗坛广受尊敬的名流，邵燕祥认为昌耀的实际成就，还远远未能获得公正的认可。因此，才以这样的语态，向诗坛介绍、强调昌耀。并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我欣赏他，并且尊敬他。”平和深邃的邵燕祥，又是一个严谨的人，能让他说出这种话来的中国当代诗人，可以说是为数寥寥。

然而，《 命运之书》在漓江出版社最终还是搁浅了。也许是这部诗集第二次扩张得太厚，出版成本过高，因而出版社实在爱莫能助。一年前还为S诗集的出版坐卧不宁、四处张罗的昌耀，实在是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而无产者连自己都解放不了，又何谈解放全人类呢？

接下来，青海作协的一位青年作家挺身而出，带着《命运之书》的书稿前往北京，不但在各出版社，也在书商中寻找机会，结果仍是无功而返。

昌耀突然愤怒了。《 情感历程》《噩的结构》《淘的流年》《命运之书》，他先后荣幸地获得了四次出版诗集的机遇，但结果却无不一一告吹。这仿佛就是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挑逗了他那么一下，待他浑身发烫地奉迎上去后，人家却突然没了踪影。操！这是在涮谁呢？昌耀终于愤怒了。

1993年7月，昌耀为《命运之书》的出版，书写了一则题名为《诗人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昭告天下的广告：他决定以“编号本”的形式，自费出版这部诗集，现在开始在读者中征订印数。所谓的“编号本”，就是在每本书的版权页，打上按顺序排列的编号。当他把印数设定在1000册这个四位数时，那么，第一个交付定金者所获得的第一本书的编号，就是0001号。接下来依次类推。这样的形式，无疑会给人以新奇感，甚至还会有一种获得了珍藏本的感觉。昌耀到底是昌耀，虽然这样的方式依稀有前例可援，但仍不乏某种程度上的“创举”意味。

在这篇杂文式的广告中，昌耀首先为自己这样做的缘起，怒气冲冲地纵横了一番笔墨。继而笔锋一转：“好了，教训已经够多、够惨，但我好长岁月依然难得狡猾，譬如为出版事就一再轻信、盲从、贻误时机，直到几天前才警觉然，才重又记起鲍狄埃的诗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

这才是作为诗人的昌耀：别人能做出来的事，他做不了；别人干不了的事，他却能干得不同凡响。这则杂文广告中的昌耀，简直是酷极了，他向这个时代发了一通脾气。

就在发这一通脾气时，昌耀又多了一重颇为显赫的身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这一特殊津贴政策由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实施，青海省是1993年开始评定执行。于是，昌耀便成了青海省的首批国家级专家。所获得的特殊津贴数额为每月100元。并且是终身享受。

但每月的这100元钱，并不能解决眼下诗集出版费用问题，且还引来了杨尕三要求对子女抚养费的加码。而这个国家级专家的身份，不但帮不了诗集出版的忙，且反倒更使昌耀显得寒碜和尴尬。

即便是眼下的这则广告，它又将靠怎样的媒介方式形成传播呢？在这样的问题上，昌耀的办法其实非常有限，他将这则杂文广告打印了30份，分发或投寄给相关的媒体和个人 （ 我自己的手头，就至今仍保存着这份“传单” ）。然后，也就只能听天由命。

然而，再一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诗人之怒兼具匹夫之怒，居然就震动了诗界的“朝野”，中国作协所属的《诗刊》，不但在当年第10期上把这则杂文广告给刊发了出来，并且还在前边加了个编者按，为昌耀，也为中国的诗人们而呼吁。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文学报刊和地方诗刊，也同样刊发了这件杂文广告。这在1990年代的中国诗坛，无论如何也算得上一个事件。

虽然这则广告刊发后，诗集的征订量骤增，但离保本的印数仍有差距。这当然不是这部诗集的问题，而是昌耀为之发脾气的这个时代，它根本就不喜欢诗歌！但让昌耀欣慰的是，这部诗集的订购者除了诗歌界的人士外，另外一大部分则是来自中国的知识界，包括许多的高校教师。作为一个极端的个例，竟有人一订就是10本。这显然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这样的前期工作做了一大通后，《 命运之书》最终又回到了青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诗集中所收的作品也随之进一步后延，截止到这一年的2月。昌耀每一次诗集的出版，都给人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必须将所有作品清仓扫库，以彻底交付出版的那种“绝望感”。

也还是1994年，昌耀又意外获得了一次出版诗集的机会。甘肃的敦煌文艺出版社，组织策划了一个“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的选题。这其实是一个针对长篇小说和长篇散文的选题，但策划者却将昌耀的诗歌，作为一个创品牌的特例纳入其中。这一次，昌耀虽然未敢轻信，但却以不妨一试的心态，编选了一本题名为《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的诗集。这是一部昌耀诗作的精选本，共250来个页码，所收作品的下限，进一步后延到1994年底。

也许是那一通脾气真的起了作用，这一次，命运没再敢戏弄昌耀。这部诗集基本上没费什么周折地就出版了，虽然时间是在两年之后的1996年。

《 昌耀抒情诗集》《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命运之书》《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到1996年为止，昌耀一共正式出版了这么四部诗集。但在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昌耀的诗》这部诗集的作者介绍中，他对后三部诗集一本都未提及，却把根本就不曾出版的《情感历程》和《噩的结构》列在其中。这实在是让人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