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这样昏天黑地地回了一通信之后，7月6日，昌耀又给一位此后被他称作S或SY的杭州女诗人写了一封信：

××女士：

从《浙江作家报》公布的“奔马杯”诗赛获奖作者名单方确知你的通信处。我们曾经有过几次交谈，但我不曾问及你的通信处。我也不知王玲婷的通信处。温岭那位女高中生的名字也回忆不起来了，我更深深感到歉意。其所以如此概因活动安排过紧，交谈不深，自然不好贸然询问别人的通信处。

这样，我在大禹陵与你、王玲婷、温岭那位女生合影的照片就只好请你代劳转寄给她们二位了。请代我向她们问候并致歉意。

……

杭州之行是难忘的，我将记着那些可资回忆的日子。也许有一天我将在诗中倾吐我对此行的感受。也盼望读到你们的同一主题的诗篇。

这封信沿袭了给杭州其他青年诗人所写书信的模式，但比之先前信中的热情和调侃幽默语气，它则显得客气和陌生。

是的，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特殊信息，却符合人之常情的中规中矩的信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昌耀人生中的另外一个区段，竟会由此而开始。

很快，昌耀收到了S女士的回信。遂又于8月12日，写出了给对方的第二封信。全信的篇幅很短：

××女士：

近好！

我已收到8月5日以你的名义写来的非常客套的信，言过其实的措辞令我骇然，其与我曾经点评过的《瓶花》作者所具之慧心莫不判若云泥？感到十分生疏。

俗云“礼多人不怪”，不知此话确否？请恕我多怪！

劳驾转寄的玲婷、小橹玉照已经投递，借此机会我谨向你致以谢忱。这样，我的一点义务也就全数完成了。

能让昌耀感到“骇然”的客套而“言过其实的措辞”是什么呢？从昌耀的回信中无法看出，但从这封信中的表述来看，两人的通信似乎就要从此结束了。但事实上，这种通信非但没有结束，却随着对方回信中信息量的不断加大，反而才拉开了帷幕。

8月25日，昌耀写出了给S女士的第三封信：

××女士：

近好！8月18日信悉，很感谢！

读了来信心中不由生出一丝忧戚，自忖给你的复信或也有所过言而伤害了一位青年友人？但恕我直言，当我读到如是话语——“渺小而卑微的自己，能够有幸结识了像您这样诗品、人品俱了不起的前辈，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福分。……它将永远鼓舞我更新我，直到有朝一日像来时那样平淡地离开这个尘世，也将无怨无悔”——确感夸饰，以至觉得有了反讽意味，惭愧极了。请想想，一个人能无怨无悔地离开尘世需要多么巨大的精神补偿可为凭托，而我究竟又何德何能？故感到惭愧极了。

相信你是真诚的，更无意伤害我，只是我对信里的用词分量略多挑剔一些了吧。请原谅我之不甚豁达！

无以慰你，仅寄赠我拍摄的两帧风景照片聊博一笑……请消释前嫌。

从这封信中摘引的S女士的文字，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到昌耀在第二封信中所说的，S女士那些让他“骇然”的“措辞”。面对昌耀，那似乎是一种仰望高山的崇敬。

9月11日，昌耀写出了给S女士的第4封信，这是一封约1200字的长信：

××女士：

九月一日大札并照片二帧敬收。我读着你以仁爱与宽厚之德对我表示谅察的文字，我感动得眼睛都觉湿润了。

……

在目前许多人都习以物质功利作为行为得失判断标准的人际环境，一个仅以求得个人本真的自适为满足的青年诗人是多么难得，是透明得几无杂质的冰晶，给人身心以无比的爽洁，我想，这正是我们终究能够沟通的缘由吧！我还想以此说明我对你那张美丽照片的感受——虚化了的背景有如一幅墨绿的绒缎衬托着你轮廓分明的头像。没有廉价的笑容。闭拢的双唇加重了你面部凝重的个性，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我就这样放肆地称美着你，我相信这是我心底的歌，或者说，是从我心底秘藏的一尊理想化的美神偶像流逸出的赞美诗，而我现在只能以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伤笔调写出这种惊异。因为世上美善是如此稀少，而待发现已近日暮。

……

我猜想你与徐萍、王玲婷二君常通消息，是吗？我不知你们读到我这封信时会如何地奚落我的愚蠢！我将感难堪！但却真实！

……

我对这些信件的集中援引至此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再做一个大略的梳理。

如果说，昌耀的第一封信是出于交际往来中人之常情的礼貌，第二封信在获得一些意外的热情信息后，他甚至还表现了一种避免自作多情的冷漠，那么，在这第四封信中，他已被S女士不断续加的升温柴火给烤化了。

难道不是吗？他寄出了自己的两幅摄影作品，得到的，却是S女士自己两帧“美丽照片”的回赠，这在昌耀的眼中，很难不被看成一种特殊的信息。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男性，都是一个不能不使之浮想联翩的礼物。而S女士本人，也绝对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随之，在昌耀的心目中，两人的位置和形象陡然间发生了逆转：他自己从S眼中诗品和人品的“高山”，转换为S这尊“美神偶像”前美的奴仆。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简直就是一个魔术。

始之于一次诗会的这一信件往来，至此外溢出诸多含混、复杂，而在昌耀心目中却是明确的心理情感信息。并因而使当事人之间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所以，第四封信最后部分的“我将感到难堪”，实际上便成了对S女士“此信勿给外人传看”的曲折提醒。

昌耀此生中从来不曾经历过这个—— 一个年青的“美神”因敬重仰慕他的诗品和人品，而一步步地向他走近。他在第二封信中曾本能地推拒了一下，接着便发现美神的莅临不可抗拒。面对这一情态，虽然时年已54岁的他不能不发出感伤的慨叹：“待发现已近日暮！”但天际那瑰红的火烧云，不正是日暮时分独有的景观吗？一生中从来没有在情感和精神上得到过异性的真正滋润，且与妻子已分居一年的昌耀，至此终于热血沸腾了。

于是，昌耀开始在他6月份杭州之旅的回忆中，不断搜索、放大着S的影像。显然，具体的特写镜头并不多，但即便是一些相关的信息，经过此时的情感处理，也强化为一组组有着特殊意味的画面。

其一，是诗会开幕的前一日，诗人嵇亦工和昌耀各骑着一部自行车，在杭州作小范围的游览。在经过杭州大学时，嵇向昌耀介绍到：杭大旁边的邮局里有一个写诗的女孩，叫××× （ 也就是昌耀后来所称的S ），写作的“起点颇高”。而在昌耀此后的回忆中，嵇亦工向他介绍S时，“有伯乐谈及‘马驹儿’时的兴奋”。

其二，第二天颁奖时，昌耀便把嵇亦工的介绍和S本人对上了号。因为S正是获奖作者之一。“我看着亭亭玉立的她从座中起立，有些腼腆地走近颁奖台”，昌耀之特别注意到了S，还因为S的获奖，正是昌耀评奖的结果，并且其获奖作品的颁奖词，也是昌耀亲自所写。

其三，在游览郁达夫故居期间适逢下雨，多数人冒雨而行，会议组织者借来的两把雨伞特别优待了昌耀和谢冕，并由两位青年诗人在旁边代劳张举，而为昌耀撑伞的正是S。

这就是昌耀对于诗会上的S所有的记忆。

关于S，这里且介绍如下：1968年生于杭州，1990年的此时在杭州大学旁边的一个邮电所工作。大约于1989年初写作并发表诗歌。S的诗龄虽短，但路子走得颇为顺利，此番获奖之后，接着又时而在杭州地区获奖，甚至获大奖。1991年初入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同年加入浙江省作协，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同年下半年进入杭州的一家报社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S在她的诗歌道路和人生道路上，都是一位极为用心之人，从1989年起步到1992年这短短的三年间，她环环相扣的人生路径和成果组合，是一般的同龄写作者很难企及的。

两人的通信已经开始，而从昌耀的第四封信起，他们在西宁与杭州之间，正式建立了邮路热线。

这些信件中的21封，此后被收入了《昌耀诗文总集》的附录部分，这是昌耀临终时的意愿。而昌耀之所以看重它们，我想它们首先是昌耀原本就丰富的艺术心灵世界，更为丰富的延伸和打开——我们在这些信中可以看到，昌耀对世界上众多经典诗人作家的纵深解析与领悟，也深切地感受到昌耀特殊的阅读方式和感悟力。其二，昌耀在这一情感激流中，曾写下了诸多诗作，而这些信件中对相关事象的显示，无疑与其诗歌构成了一种可以互读的文本。其三，这些信件展示了只有被这种情感外力突然激活和完全打开后，一个笨拙、可笑、机敏、善良、真诚、炽热的更为本真的昌耀。他的缺陷和可笑，也是我们许多人的缺陷和可笑；而他的真诚和善良，则并不是我们许多人所能具备的。

昌耀与S之间的私人热线建立起来了。作为诗人，他首先想到的表达方式，就是如同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那样，或者专门为对方写诗，或者在一首诗歌的标题下，加上“致×××”的副题，以作为献给对方的礼物。于是，在《昌耀诗文总集》中，便或隐或显的，出现了大量与S相关的诗文。首先是从1990年9月10日开始的《她》，接下来依次是：《 冰湖坼裂.圣山.圣火——给SY》《涉江——别S》《非我》《91年残稿》《呼喊的河流》《盘庚》《圣桑 〈 天鹅 〉》《莞尔——呈献东阳生氏》（ “东阳生氏”是昌耀对S的另一称谓 ）《一滴英雄泪》《面谱》，直到1992年9月25日的《烘烤》而基本结束。但只是基本结束，昌耀临终前的诗歌绝笔，2000年3月15日写于病榻上的《一十一支红玫瑰》，仍与S相关。

非但如此，早在写于1988年7月的《酒杯》这篇随笔性的作品中，其副标题中就蹊跷地出现了S女士的本名。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此文写出来后，一直不曾发表，待1991年第2期的《诗潮》决定刊发此文及昌耀的“七首近作”时，正处在这一情绪亢奋期的昌耀，遂决定追加上这么一个副标题。并在给S的信中做了“或见允？”的意见征询。S无疑是愉快地接受了昌耀的这番美意，所以，才在作品刊出时有了这个副标题的出现。

昌耀在诗歌中以这种副标题的形式向S致意，正是从1991年《酒杯》这组诗文的发表开始的。当这组作品即将刊发出来时，昌耀在给S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只要想到这件事我就激动不已。只待看到SY的名字与我一起就已感动不已”。不过，他第一次在这个副标题中使用的，则是S的本名。当时，SY这个密码式的昵称，昌耀还没有发明出来。关于这个昵称，可见于昌耀在给S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文字：“我想，我终究找到一个表意准确又颇传神的词儿来呼唤你了，是你在信中描述的‘业余回家折腾那种叫诗的东西的傻丫头’给了我灵感，这样的话，如我不用‘女士’而改称‘傻丫’并以杭州方言的儿化语音念出，你听了不会提出抗议的吧？”接着，他又把“傻丫”加上“儿”，用汉语拼音做了表述：Shayar。在之后的应用中，又把它简缩为SY，进而简缩为S。想来，昌耀到底是受过哈拉库图文化熏陶之人，他的这个“傻丫儿”与哈拉库图人的“憨墩墩”，简直就是绝配式的命名。

接下来的1991年3月，昌耀又在应《诗刊》社之约，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所写的《冰湖坼裂.圣山.圣火》这首约70行的中型诗歌中，借上一年采集亚运圣火的藏族少女的形象，伏藏了对于S的诸多信息，并在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SY”这个称谓：“我把对于SY的情感凝聚在这一诗作的副题，除你我而外无人知晓这一标示的蕴涵。由此你可以理解SY对于我有着怎样的至关重要。”昌耀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随之，他又在紧接其后的《涉江》一诗中，把SY简化为S。

再下来，应该是S女士觉得这样做显得有些张扬，于是昌耀此后的信中就有了这样的文字：“近日写了两则文稿，拟于不久后投给它刊。当然是献给你的。但我遵嘱不再另为具名。”

除了这种表达外，两人之间还有着更富专业性质的交流。1990年10月，在由《诗刊》社组织策划的又一套“诗人丛书”中，昌耀第三次被荣幸地纳入其中。还没等到这部题名为《淘的流年》的诗集整理完毕，昌耀又突发奇想，约请S为这部诗集写一篇序言：“你乐意为这本诗集写一几百字序言吗？几百字而已 （ 我是说长短随意，几百字也很好 ），内容任选，纯出于纪念。”

为昌耀的诗集写序，应该是一种荣耀，S能不愿意吗？10多天之后，S的这个序就写了出来。虽然这篇序文仅约500字，昌耀读了后却表示“我非常满意”。

实在是事有凑巧，就在这一摊子活儿刚接交完毕，S也获得了一次出版诗集的机会，便顺理成章地要昌耀为之作序。昌耀获知这一信息后，简直兴奋莫名：“让我替你的第一本诗集写序太令我高兴了，我只怕被贵省的诗界朋友将这份荣耀抢去呢……”遂于翻过年来的1991年3月，写了一篇约2700字的序文。

当叙述进行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了两件往事。80年代初期，我也曾突发奇想，并向我的朋友南广勋表示，极想为昌耀将来要出版的诗集写一篇序言。虽然这个想法从未向昌耀表达过，但此后看来，昌耀也从未有过成全我这一宏愿的思路。再往后，我也曾得到了出版一部自己诗集的机会，我原本就打算自己写序，而出版社却建议我找昌耀来写——原因很简单，昌耀是“名人”。不想我向昌耀提出后，他竟支支吾吾，面有难色。大致的意思是：你曾给我写过多篇评论，现在我再给你写序，会给别人以互相吹捧之嫌。随后，他大概觉得这样拒绝对我不起，便找来一组19世纪的法国田园风景油画，建议我用其中的布拉斯卡萨的牧牛《角斗》图来做诗集的封面，认为这幅美术作品与我的诗歌风格比较吻合。写序一事从此只字不提。当年我知道他的确怕给别人的诗集写序，看到这些信件后才知道，他竟还有着如此的作序热情。当然，这个热情仅限于对S。

写序的过程，有时就是深入发掘对方内在光芒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又恰恰被设置为一种互相发掘时，光与光的碰撞就变成了燃烧。那是让昌耀终生都刻骨铭心的记忆，一场迷乱的火烧云，就燃烧在1991年5月的上海黄浦江畔——

这一年的4月，昌耀收到了中国作协拟于5月10日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的通知。他随之做出了新的谋划：等会议结束后先回湖南的桃源故里探访，然后直达上海，看望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的S。既而在接下来的信中又邀请S同行：“你若有意访彼请早拍电报给我，我可汇款给你 （ 或我径去上海转桂林 ）……（ 愿与你同行 ）”——在这5个字的下面，他特意加上了着重号。

带一位年轻女士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做似乎太过张扬，而此时的S则不喜欢张扬。

于是昌耀只身前往桂林，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又从所住的甲山饭店给S写信，告知自己前往上海的行期，且顺便告知对方：“我从西宁还给你带来了一枚铜佛浮雕像。”

5月22日下午，头上未再戴“铲形便帽”的昌耀，出现在他刚刚告别了一年的上海，并在一招待所住了下来。期待着与S的会面。

此后的几天，使昌耀的人生字典中，难得地蹦出了“幸福”这个语词。

SY：

……

5月25日……27日、28日是我此生最可纪念的、幸福的日子。在这三天里我像一个粗俗的凡人突然被恩准进入我冥想一生的圣洁之境而得一睹我意中的佳人。自此，我可目空一切了。借此机会我愿对你说一声已在心底默诵了千万遍的话语：“啊，你这么可人，我是多么爱你，永远，永远。”你不会为我的这种鲁莽而觉窘促？

我还要重复一遍在外滩时对你已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愿失去你。”请理解我此语之沉重。请相信我此语之郑重。

——这是昌耀5月31日返回青海之后，给S信中的一段文字。当即将结束上海之旅，昌耀在外滩与S告别，却又难舍难别时，S曾这样向他表示：“以后还有机会。”此时的昌耀无疑把它视为一种承诺，也由此而获得了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然而，昌耀和S诗集的出版都遇到了麻烦。先是S诗集的出版突然中途受挫。感觉到了S的情绪低落后，昌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极尽个人的想象力和为数寥寥的关系网为S出谋划策。最后在各种努力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竟然豪迈地表示：这部诗集若自费出版，“请让我个人为你凑补尚差码洋的五分之一，我将随时禀承旨意”。

我想只有一个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却又决定郑重践诺的人，才会计算出这么一个有趣的“五分之一”来。这无疑是昌耀经济能力的极限。想来S也并不忍心昌耀如此，便探讨另一种途径：可否由昌耀用“拉广告”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因此，昌耀的后一封信中就有了这样的文字：“我在上封信里曾提出资助事，如出版有了着落请随时告知 （ 所谓‘拉广告’我还不太理解，我所指是由我代你支付部分所需资费 ）。”

此时是1991年9月，拉广告、搞赞助出书这个“新生事物”，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流行，但处在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我们广大的青海人民，尚还搞不明白这个。然而，在人情、世情日渐淡薄的此时，诗人的这番痴情和慷慨，难道不足以让人唏嘘？

起码是在这样一个时段，S被昌耀打动了。在翻过年来的1992年1月底，她给昌耀写了一封使之热血沸腾的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我们从昌耀2月中旬的回信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感受：

这是我一直想得到的一封信，自前年西湖“船赛”结束北返以来我一直怀此奢望，——可笑吗？但只要你不以为是非分之想而嘲弄我，那么我足可以处之坦然……至此，你让我确信“默契”、“共振”乃非虚妄……我可以自信进入了这样一种精神境界：流浪者寻找到居所。

非但如此，S这封烈火熊熊的信，竟烧得昌耀有了古代才子书生式的癫狂：

多么了不起，大札包蕴的信息是如此丰富……这样说吧：你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到老也不见成熟的孩子；你是游侠，我是求护的懦夫；你是夫子，我是你懵懂待启的晚生；你是阿姨，我是一个弱智的病儿……而若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你却是一位严于剖析人生百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在这封信的最后，昌耀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果不以为过，敢请在寄我的信笺中赠以SY长长的七根或九根青丝？”

这实在是太浪漫，也太疯狂了。

但若把上边的这些比喻排除在各自的诗歌艺术能力之外，而放在他们的社会处世能力中来考察，昌耀说的难道不句句都是实情？

的确，就在3个多月之后的6月份，S这部题名为《听任夜莺》的诗集突然就出版了。诗集的名字是昌耀起的，他写的序言也随着诗集的出版而面世。反倒是昌耀自己那本出版把握最大的《淘的流年》，却因组织者筹划的资金不能到位而泡汤，S给这部诗集写的那篇序言，也因之踏空。这实在是大具讽刺意味，也太令人尴尬了。

那么，昌耀还能干什么呢？他曾帮助S向刊物推荐过诗歌，但仅在西北的一家诗刊上推荐成功了一次。至于精神交流，至于读书与艺术上的倾谈，它固然极为重要，但随着S本人的阅读积累和文学艺术视野的不断开阔，这在S的心目中，还能如同她在文学上刚起步时那样富有魅力吗？

虽然他们的交流内容还要丰富许多，比如互相寄赠一些有趣的小纪念品，S寄赠生日贺卡、雨花石，昌耀回赠青海出土的陶罐残片、石铲、石斧、恐龙牙化石等等；比如互相寄赠音乐磁带和书籍，谈用西洋排箫演奏的《蓝鸟》，谈排箫的来历——由希腊神话畜牧神潘，向山林水泽之神绪任克斯求爱而演绎的故事；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陀氏与其速记员安娜小姐让世人羡慕的老少恋，以及安娜对于陀氏“复活”的伟大作用等等……并且，尽管这其中有着唯昌耀这位诗人才有的独到领悟，但它事实上还是昌耀对于S关于爱的导向性灌输。一个19世纪的俄罗斯爱情神话，又岂能在20世纪末期商业主义畅行的中国再版？

也就是在1992年2月这封疯狂的信中，昌耀首次向S表示了自己要离家出走的想法：先从家中书房的蜗居中出走，在办公室谋一铺位过渡；既而在北京或上海谋一文化打工者的职业。并问S“有无兴趣去北京”。随之，他便向上海、嘉兴、苏州等地的友人投出信函，开始联系。比如他在给苏州青年诗人车前子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不知古城苏州有无可供外来人干干的打杂之类的文化差使？我窘促、拘谨一生，忽有了浪迹天涯之妄念。”不难看出，昌耀对上述这些“长三角”城市的选择，正是对于S所在的杭州的围拢。

于是，写于1991年7月20日的《盘庚》这首蹊跷的诗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凸显出了它的谜底：

远征。排箫还在吹。

远征。超越痛苦的遗产无论从舟车或飞船

都是一样痛苦。

长途列车已在黎明燃烧。

奔驰的列车已在奔驰的长途燃烧。

黎明留下了炭精；焦黑的炭精。

不不，长途列车还在燃烧中奔驰。

东方红霞，理想者的排箫，

吹呀，吹呀，以整个身心。

……

我的胸口在燃烧，手心在燃烧。

我的呼吸在燃烧。

理想者的排箫还在吹呀，吹呀。

这样一首充满现代意象的诗作，为什么题名为古奥的“盘庚”呢？这正是此诗的玄机之所在。所谓的盘庚，是商代的一位国王。由于商王朝曾多次发生内乱，致使国势衰败。盘庚即位后为摆脱困境，遂从今山东曲阜迁都到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地，由此使陷于困厄中的王朝获得新生。因此，我们只要从盘庚这个符码中抽出“迁都”——亦即迁徙之意，再与此诗中作者之于“排箫”的激情、燃烧中奔驰的列车等元素集合在一起，就会恍然大悟：离家出走，奔赴再生之地的想法，这时已在他的心中如火如荼。现在，他终于把它表达了出来，而且开始付诸行动。

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因执拗的行动感和孤注一掷的冒险性而显得可怕。

那么，昌耀在自己的想法中这样得寸进尺、步步推进，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与S能有结果吗？

这是一个他并没有考虑透彻，却怀着侥幸冲动的问题。

而真实的事实是，昌耀至此陷入了一场爱的灾难。

考察昌耀与S的通信，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从昌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成为爱的奴仆开始，两人之间的信件，便基本上是在冷热交替中往来。S要不是忽儿长时间的没有了信息，要不就是仅仅只寄上刊发有自己作品的报刊而不见只言片语，待昌耀极度失望和沮丧时，又突然发来一纸祝福昌耀生日的贺卡或电报，再或者寄上甜蜜的中秋月饼，当然还有使之热血沸腾的信。但当昌耀随之而疯狂抒情时，S又温度陡降，因而使昌耀常常为之惶恐。那么，这是一种可调控的情感往来，而调控器，就抓在S的手中。

对于这种现象，我所能做出的理解是：首先，这符合人的涨落起伏的情绪生理节律。其次，专业作家的身份使昌耀成为一个单调的“闲人”。所以，除了写作之外他可以一门心思地专注于感情之事，直到钻感情的牛角尖。而年轻的S所置身的，则是一个繁华的、各种炫目信息纷扰的世界。年轻的她需要解决的自身问题太多，她要追取的和必须追取的东西也太多。因此，以一个“忙人”对待一个“闲人”，她很难不顾此失彼。

但是，这只是我所做出的解释之一，它并不能使这其中的所有的情节，在逻辑关系上完全成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情感魔幻大片，在紧接着的5月份突然就接近了尾声。

5月2日，昌耀在给S的信中这样写道：“天气渐热了，我定于明日给你汇去100元钱，供你买几杯‘雪碧’消渴。据称‘雪碧’是美国饮料‘妖怪’的译音 （ 猜是spirit？ ） 故请饮用时多加小心。”

看来昌耀的英语水平不但日益见长，而且甚是幽默、顽皮。但很快，这种幽默和顽皮就变成了无趣。

——他自己感觉中沉甸甸的100元钱，竟像飞去来器般地从上海轻飘飘地飞了回来。S什么也没说地把钱退给了昌耀。的确，这100元钱算个什么呢？此时S的那本诗集已经进了印刷厂，她有办法自费出得起一本书，这100元钱对她不是太可笑了吗？

但在1992年，这100元绝非无足轻重。此时昌耀的月工资为370元。除去每月支付两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抚养费各50元后，剩下的，只有270元。

我们清苦的诗人羞辱极了。

SY女士：

一张“老前辈”钞票飞翔了几千里 （ 飞得真不赖 ），绕行一周之后又落到了我的手上 （ 算是画了一个大句号 ），我总得略微表现一点绅士般的幽雅故作轻松地收回这张可憎的有价证券才好。

……

祝你一切皆好。不错，友谊永存。谢谢。

这是昌耀6月2日的回信。

并且还是一封不失风度的信。但在后面注明是写于1986年7月18日，但却应该是修改于此时的《嚎啕：后英雄行状——为S君述》这首诗中，昌耀却写出了自己屈辱和痛苦交加，以至于崩溃了的精神状态：

一声惊悸，宝瓶爆裂，

相持的沉默宣告终结——

大男子的嚎啕使世界崩溃瘫软为泥。

鹰爪解脱。

羞耻委地。

死亡变色。

日月无光。

硬汉子从此消失，

而嚎啕长远震撼时空。

6月30日，昌耀又写下了《一滴英雄泪》——他嚎啕得只剩下一滴泪了：但却终于有了愤怒：

大巫师诅咒了：那是致命的一击。他将死。

不错，从伤口钳出的骨刺确属蛇的毒牙。

血流汹涌。但人还活着。说也惭愧竟还活着。

昌耀至此已经是死去活来，但他已终于清醒。

然而S并未就此结束，又揿动手中的调控器为降至冰点的昌耀升温：在6月27日昌耀的56岁生日之际，S又发出了祝福的电报；并由她到青海旅游的同学，给昌耀捎去了音乐茶杯、丝帕、西藏邮票等礼物。而不长记性的昌耀又隐隐地心生幻想，并径直给S去信，“想在杭州谋一发挥‘余热’之处 （ 或购一可为‘隐居’的一间郊区小屋 ）”。

在这种情形下竟还做着这样的梦，昌耀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但他总算看清了这件事情从始至终的本质，并确认了一个能够确切表达的语词，这就是“烘烤”。9月25日，他写下了《烘烤》一诗，他一直接受着被架在火上的烘烤，但却不能自拔，他只有蔑视自己：

这是承受酷刑。

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

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

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

……

烘烤啊。大地幽冥无光，诗人在远去的夜

或已熄灭。而烘烤将会继续。

烘烤啊，我正感染到这种无奈。

对于昌耀来说，一个灾难性的情感故事至此结束了。在这个他以导师的形象出场，而以“社会的怪物、单恋的情人”的形象退出的故事中，他最终除了“血流汹涌”的重创之外，还几乎是自尊丧失，颜面扫尽。那么，是因为他自己太自作多情呢，还是由于S无力担负不能承受之重？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唯一的问题仅仅是：向来谨慎、冷静、木讷的昌耀，又是被什么一步步推向痴心妄想的峰巅？

作为一个男性诗人，昌耀无疑会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对许多优秀的女性心怀好感。比如在1990年的西湖诗会后，昌耀起码与4位女诗人有着书信往来，但却没有与其中的任何一位，建立起私密性的情感关系。这起码说明，即便是对那些优秀的女性，甚或是崇拜者，昌耀也并没有滥用情感、动辄走火的习性。并且恰恰相反，他往往还是一个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的人。但是，S为什么就偏偏能后来居上，进而导致昌耀走火入魔呢？

如果S只是怀着对于一位著名诗人的尊重和敬仰，希望在更密切的交流中提升自己，是昌耀自己在这种纯净的交往中突然心生妄念，那么，调控器一直在S的手中，她完全可以立即发出明确的信息，阻止一场烘烤的大火于即将燃起之时。如果接受到这样的明确信息后昌耀仍不止步，而执意要赴汤蹈火，那么，此后的结果便是他咎由自取。

但是，S这样做了吗？

因此，昌耀心头的大火虽然泼灭了，他与S的通信却欲罢不能，这样断断续续地直到1998年，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年出版的《昌耀的诗》的后记中，他竟费尽心思地把S在1990年给他写的那篇短序作为引文“镶嵌”在其中。并且以故态复萌的亢奋这样介绍道：“我必须在这里刊出一篇朋友的短文。由于她的光临，岂止让蓬荜生辉，实有着被人间纯情带来的感动。”

这还不算，1999年7月，也就是去世前的8个月，昌耀又为S的第二本诗集写了一篇题名为《沙漏下的乐章甚美》的序言，并几经辗转，最终把它刊发在12月份的《文艺报》上。昌耀为了S可谓鞠躬尽瘁。如果再联系到与S相关的《一十一支红玫瑰》那首诗歌绝笔，简直就还是“死而后已”。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S的这第二本诗集出得颇为气派，因为她一次就调动了两位著名诗人为她写序。除了昌耀外，另一位，则是新疆的大牌诗人和散文家周涛。周涛与S并不认识，但却是昌耀的铁杆友人。因此在这篇序言的一开始，周涛就这样表示：“我曾说过不为人作序，但是现在，食言而肥了。”这篇文章虽然仅有500多字，但却写得意味横生。在对S所寄的个人资料作了概略性的复述后，又专门提到：“另外剪报上的一张玉照，有‘沉鱼落雁之貌’。”随之笔锋一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写诗呢？她不去电视台当一个节目主持人，却来写诗写散文，证明了确实是人各有志……”

……

本书关于这场“火烧云”的叙述，且先就此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