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

1990年7月22日，昌耀写出了一首从格调和色彩上都非常晃眼的中型诗作——《 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这其中除了触目的、哈拉库图式的谐谑格调外，更荷载着一座南方大都市密集的现代信息，诸如商业主义的广告风景、一座府宅中纵横捭阖的诗人沙龙等等。这是昌耀以少有的快乐心情，写出的一首色彩斑斓的诗作。在这首诗歌之后，昌耀的情感生活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接下来的事情则是，他不知道“这究竟是幸福还是残忍”。

在写出这首诗之前的近三个月，昌耀的诗歌写作是一片空白，那么，这期间他都干了什么，而这首颇显突兀的诗作又是因何而来？下面，我将根据相关的材料对此做出还原。

应该是在这一年的4月底，昌耀首先应浙江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之邀，为该刊举办的一个诗歌大赛担任了一次评委。而工作方式，是由主办方将相关材料邮寄给评委，评委填写了选票后再邮寄返回。

能够被邀请担任诗歌赛事的评委，无疑意味着这位诗人在主办者乃至当地诗歌界所拥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确，在青海本地颇显冷清的昌耀，在江南——如今被称作“长三角”的这一地区，却近乎炙手可热。在历史上产生了诸多书画艺术大师，善于透过作品而以艺术家的境界人格高下为鉴赏标准的这个地区，它的现代诗人们，想来仍承续了这一文脉，而从昌耀涩辣的诗歌中，感受到了人格的震撼。

这次的评委工作刚刚干完，仅仅时隔一个多月之后，昌耀又接到了来自杭州市文联西湖杂志社的邀请，为其举办的“西湖诗船大奖赛”担任评委。这一次的工作方式，是亲赴现场参加整个诗会活动。

而与杨尕三分居后，在蜗居里憋闷得只有骑着自行车到处蹦跶的昌耀，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为自己设计了一次壮行——

从西宁乘火车启程之后，昌耀的第一个目标是直达上海，于6月5日晚来到上海诗人黎焕颐的家中。两位当年在青海的农场中度过了21年青春岁月的“囚徒”，于此实现了一次期待已久的诗人相聚。黎焕颐似乎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特意张罗了一场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诗歌沙龙聚会。如约前来的，有美国某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和几位留学生，另外，还有一位陪同教授来访的中国女大学生。

这个沙龙聚会，是他此次江南之行所享受到的第一道盛宴。

昌耀是以一种谐谑的、雅皮式的行止和神态进入这座城市的：

从城市到城市

我以铲形的便帽向着沿途的城市致意，

……

黝黑的河流盖满色彩斑斓的货船了，

而老街镶嵌的古井意兴阑珊，那里

涮净的马桶排立石栏形如古风淳朴的酒罍。

把排立的马桶比作“古风淳朴的酒罍”，想来他是执意要领受一番恶作剧的快感。

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态，所以，当他向人打听通往诗人府宅的弄堂而遭到白眼时，不但并不感到窘迫，反而解嘲式地把原因归之为“他们不喜欢我的便帽”。

虽然这是一个冷漠的排斥他的城市，但在这城市一个小小的角落，却有一处恭候着他的温暖空间。当他终于被要拜访的诗人迎接到了府宅，首先得到的，是对于他的便帽无保留的赞美。

当沙龙的客人陆续到齐，进入诗人们的话题之后，他“才真正觉得进入城市的快乐了”，并且如坐春风：

于是我以铲形的便帽频频致意。

我讲给他们便帽的故事。

他们说那时还有聂鲁达、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惠特曼。

当然还有S.M.阿垅……

A国学者W侧转他那列宁式的椰果似的脑颅，

讲说彼岸他的北美大陆正在兴起希克梅特热。

而我插言说早在五十年代我们就已热过了。

硕果仅存的一代只是唯一的我们。

诗中提到的这些诗人，无一不是1950年代的昌耀在奠定自己诗歌理想时，供奉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令昌耀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已在商业主义潮水漶漫的中国成为过时人物时，却被来自西方的学者重新提起，而且北美的A国正在兴起希克梅特热。这些信息一时让他颇为兴奋。

那么，上述的这些诗人对昌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洛尔迦轻盈幻变的民谣风，惠特曼雄浑的北美新大陆气质，聂鲁达与南美高地同化了的人民、祖国情怀，中国七月诗人阿垅 （ 阿垅曾用笔名S.M ） 地质纪元感的语词物象和孤野的灵魂长唳……正是这样一些诗人，深刻地影响了昌耀的诗歌行程和内质，并成为他精神艺术上的导师。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特别记下勃洛克和希克梅特的名字，这是两位早年和现在，都对昌耀有着特殊意义的诗人。

勃洛克：（ 1880—1921 ） 苏俄时代的著名诗人，其代表作《十二个》以十月革命前夜大风雪中的圣彼得堡为场景，描述了由十二位赤卫军战士组成的巡逻队——又被象征为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在肃穆悲壮的踏步巡逻中，跟着耶稣走向穷人和无产者革命的天国。

希克梅特：（ 1902—1963 ） 土耳其诗人和革命活动家，曾被土耳其当局判刑28年，在狱中写成史诗《人类全景》，后被提前释放并于1951年侨居苏联。他早在1920年代就与苏俄诗人诸如马雅可夫斯基等有密切往来，成为那个时代被称作无产者诗人群体中的一员。

无产者诗人在当今已是一个含混的语词，而在苏联的十月革命时代，却有着世界性的感召力。他们诗歌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穷人、工人等下层民众，在革命和劳动创造中，摧毁极权专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富足的大同世界的讴歌。这是这类无产者诗人的终极社会理想，也同样是伏藏在昌耀心灵中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即使当年作为囚犯在监狱工厂的高炉前从事化铁工的劳役时，昌耀也从那粗浊、沉重却又是壮观的劳动场景中，“以无产者诗人自居的眼光审度劳动与炉火的壮美”（《工厂：梦眼与现实》，1991年9月 ）。继而如评论家耿占春对昌耀这一情结的指认：“在诗学与美学化了的政治梦幻中获得了他自己终生梦想的合法身份：无产者诗人。”

那么，昌耀在这首诗中为什么要一再提到他的“便帽”、尤其是“铲形便帽”呢？

所谓的铲形便帽，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工矿城市广泛流行的那种鸭舌帽，当年又被称作“工人帽”。也是1979之后长期扣在昌耀头上的一件已经落伍了的行头。而昌耀又为何对它情有独钟呢？好长时间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聂鲁达的头上扣过它，马雅克夫斯基和希克梅特的头上也扣过它。所以，它在昌耀的眼中，实际上是工人无产者和“无产者诗人”一个群体性的标志。在弄清了这一事实后，我不能不为昌耀如此固执的“无产者诗人”情结感到惊讶。

而1990年代的此刻，昌耀之执意要以他头顶的这顶铲形便帽招摇过市，其实就是要以唐.吉诃德式的自不量力，与这个城市“从脸孔似的面具直到面具似的脸孔”和“从风景似的广告”直到“广告似的风景”，坚持一种小小的挑战姿态。

我猜想这定然是一座歧视帽子的城市了。

那么谁还记得土耳其诗篇《关于便帽和呢帽》？

那么谁还记得诗人希克梅特每周六天头戴工人便帽

骄傲地走向土耳其城市大街？

诗人梦想着自己将占有两千万顶呢帽。

那是一个护卫花冠如同生命的乐观时代。

那么谁还记得有过一代纯真而可爱的遗老？

然而，这座城市中他所拜访的这位诗人喜欢他的便帽；沙龙中的异国教授，与他倾谈钟爱便帽的希克梅特。这似乎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得享受到的一次精神盛宴。

而这次沙龙聚会的现实结果是，这位美国教授约请昌耀就希克梅特的诗歌写一篇文章，交给陪同他的中国女大学生翻译之后，再转寄给他，以在海外发表。

接下来的6月7日，昌耀来到杭州。正式开始了他江南之行的主题活动。

这次“西湖诗船大奖赛”，由此时在《西湖》文学月刊任职的诗人嵇亦工操办，这是一次郑重其事的，立足本地又面向全国的诗歌赛事。所邀请的外地评委除了昌耀外，还有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教授、著名诗人公刘、青年诗歌评论家唐晓渡。

而参加诗会的，除了广东的获奖青年诗人赵红尘外，其余基本上是杭州本地的诗坛新秀：才子才女，风华正茂，柳绿花红，满目锦绣。

会议期间，除了评奖、颁奖、座谈等内容外，就是在杭州及周边文化名胜景区的游览，以及各种场合见缝插针的诗歌交流。在这种场合，昌耀本来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但此番却大为不同，首先是他北方式的沉重峥嵘的诗歌，原本就在江南反差成了一道触目的风景；而他命运多舛的苦难人生传奇，则更使他在青年诗人们，尤其在女性青年诗人心目中，成为一枝“受难的花朵”。由此生发的好奇和敬重，形成了昌耀特殊的人气磁场。接下来，当昌耀不时举起他的“珠江S—201”，面对殊异的江南风景进行“摄影创作”的时候，这群欢乐的青年诗人们还会发现，这是一个天真的人、有趣的人。随之，诗人兼摄影家的昌耀在一群男女小朋友间，忽地忙碌亢奋了起来。

总结起来，昌耀所做的事情主要有这样两件：一是接到诸多青年诗人向他请教，或通过他向刊物推荐的诗稿；二是以摄影家的身份，为众多青年诗人拍摄“风景与人”的留影或不断重新组合的合影。这部“珠江S—201”，这时的确成了使昌耀和众人开心的一件玩具，尤其是拍合影时，每每看到昌耀一副专业技术主义的煞有介事，开心的小朋友们总会发出“摄影大师忘了调光圈”诸如此类的调侃和起哄——先是A男这么喊了一句，B男和C男随声附和；接下来，则是D女、E女、F女……们一片欢乐的笑声。就这样，忘情于江南风景中的昌耀，反过来成为江南人眼中的风景。作为一位负有盛名而又孤独寂寞的诗人，昌耀在温润的江南和这群才子佳人中间，简直就有一种倚红偎翠的沉醉之感。是的，此地原本就被称作“人间天堂”。

这样的欢乐一直持续了10天。6月16日，昌耀离开杭州，又调头北上直抵北京。到了北京后，他先是前往《诗刊》社拜会了几位友人，又特地前往中央美院，看望了当年同在青海度过艰难岁月，此时身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朱乃正教授。既而又去了张玞的家，拜会了张玞的父亲、地图出版社副社长张学良先生，并获得了张先生赠送的两大部地图册。

上海——杭州——北京，这样大江南北地壮游了20天后，昌耀于6月24日回到西宁，回到自己书房兼卧室的蜗居。但欢乐的快行列车并未就此刹闸。他虽然人已下车，却依然心在江湖。稍事调整后，又从6月28日起，给刚刚告别了的一干人众大肆回信。仅给杭州的回信，就有丽萍女士、徐萍女士、惠敏女士、继文仁弟、梁晓明、余刚等等。这些信件的大体程式和内容有如下几点：其一，对在杭州时受到的热情礼遇表示感谢；其二，寄上由他拍摄的各位的照片，并对拍照时的情景进行了回忆和评述；其三，对青年诗人们交给他的诗作，做出点评或说明处理意向；其四，告知对方已寄出了自己的《昌耀抒情诗集》。

昌耀对杭州的青年朋友们的确是情深意重。回西宁不久，他便转给我两位诗人的诗作，希望能在我任编辑的报纸副刊刊发。待诗作发出之后，他又专门给对方去信通报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