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太阳城”投来的光束

1988年8月，由《西藏文学》编辑部在拉萨举办的“太阳城诗会”，给了昌耀，也给了我一次前往西藏的机会。能够深入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一直是昌耀的期待和心愿。此前他朝向西边最远的抵达，是青海的格尔木。那里距离西藏还横亘着两条著名的山脉：昆仑山和唐古拉山。

这次“太阳城诗会”以西藏本地诗人为主体，兼及西藏周边省份诸如青海、四川藏族聚居区的诗人。另一批人选，则是来自北京的相关人士。参加这次诗会的除了昌耀外，此时与此后的知名人士有：北京方面的谢冕教授及夫人陈素琰，中国作协的顾骧，《 当代》的资深编辑刘茵，以及唐晓渡、崔卫平、骆一禾、程文超，四川甘孜地区的诗人阿来，西藏本地的作家马原、扎西达娃，作为会议主办者的马丽华、秦文玉。

此后以小说《尘埃落定》而暴得大名的阿来，因故没有到会。同样对西藏之行满怀期待的骆一禾，因要参加同一时期《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在再三权衡之后，最终放弃了这一行程。那或许是出自西藏常有，而青春 （ 诗会 ） 难再的考虑。但仅仅过了大半年——1989年5月31日，这位一身光华的青年诗人便在北京去世。

与骆一禾这一命运相近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程文超，此时正在读谢冕教授的博士生，此后去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回国后到广东的中山大学任教，并成为知名学者和广东学术界的劳模。另一位是秦文玉，时任西藏作协主席。1989年之后调往北京出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然而，英才短命，先是秦文玉1994年在福建组稿途中死于车祸，之后的2004年，程文超在广州死于癌症。

但1988年的此时，大家却还都是大好年华。由文化寻根引发的西部热和西藏热正是方兴未艾。我曾在《海子评传》一书中，记叙了我当年亲眼所见的那一壮观场景。就在我和昌耀起程去西藏之前，先是海子等三位诗人来到西宁，稍事休整后，又继续西进，一路走走停停地晃荡着进了西藏。既而是另外一路人马：包括了作家陈建功、邓刚、郑义，翻译家高莽、诗人梁上泉等数十人组成的一个作家采访团。他们是应总后勤部之邀，专门顺青藏公路兵站沿线采访，在西宁与青海文艺界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后，继续西行。数日之后，当我们开始了前往西藏的行程，在路上又和一个由港澳大学生组成的约三四十人的团队相遇。而与此同时，谢冕等人则自北京取道成都，乘飞机从天空进入西藏。

还有另外两个特殊人物——

启程之前，我被会议主办方指令在西宁等待唐晓渡与崔卫平，会齐之后与昌耀一齐结伙而行。但我却等来了四个人。多出来的，是崔卫平在从北京到西宁的火车上，结识的两位瑞典女大学生。这两位体格健壮的北欧闺女，显然是继承了其前辈斯文.赫定探险家的气质，不懂一句汉语竟敢独闯西藏。并且，她们的计划更是气派：结束西藏之旅后，再穿越喜马拉雅山，由尼泊尔或印度返回她们的瑞典国。

相比之下，身居西宁的昌耀要精细得多。他不但先去医院向大夫请教了对付高原反应的措施，带上了相关药品，还更为周全地给自己配备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氧气袋。

从西宁乘火车到达格尔木后，也就到了中国铁路线这一方向上的终点。接下来将换乘汽车翻越海拔4500米的昆仑山、海拔5200米的唐古拉山。当晚，我们投宿在总后勤部的格尔木兵站部，并再次同陈建功等人的作家采访团相遇。而接待我们的，是我事先联系的兵站部的一位中校。我想我应该特意写下他的名字，他叫张鼎全，一位常年来往于风雪青藏线上的军人和业余作家。1991年，在他倾尽心血所写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出版不久，他自己，则在病痛的折磨中去世。年仅38岁。此事在这一年成了一个具有全军影响的新闻。

接下来的事情马上就要表明，昌耀为此次西藏之行所作的精细准备绝非多余。这天晚上，我与昌耀同住一个房间，没想到到了半夜时分，他就突然呻吟了起来。蒙眬中，我觉得他先是摸黑为自己倒水服药，安静了一半个时辰后，复又发作，比上一次动静更大。于是，我拉亮了房间的灯，提议陪他去兵站部的医院。他说不用，也许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就这样，断断续续直到天亮，躺在床上的他突然提出，让我去长途汽车站，把他去西藏的车票给退了。

事情至此已不容商量，我找到了张鼎全，说明情况后请他过去照应一下昌耀，然后就径直去了车站退票。再回来时，兵站部招待所大院已是人车嘈杂，大家都该启程出发了。被几个人陪着的昌耀，精神似乎稍稍恢复了一些，但体能尚不敢去冒翻越唐古拉山的风险。张鼎全让我们放心走，并保证能让昌耀平安返回西宁。

大家都要走了，昌耀的神情掠过一丝沮丧。这应是他无数人生尴尬的又一次尴尬——恰恰就是这位对应付高原反应做了最充分准备的人，却没能在这个关节上“反应”过来，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登车离去。

而他的那个堪称超级配置的氧气袋，则转换成了他对崔卫平女士的特殊奉献，并支持崔卫平顺利地翻过了唐古拉山。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拉萨的自治区人民文化宫报到，得知昌耀的情况后，已经到会的诗人们一片惋惜。

而最使我惦记昌耀的，是在当晚入住文化宫招待所的那排平房之后。晚上半夜时分，已经熟睡的我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头顶往复穿梭。我猛地拉开电灯，看见一只耗子倏然遁去。

我大骇。

昌耀曾在他的《寓言》这首诗中表示：“我平生最痛恨苍蝇。”而我自己，平生最害怕耗子。此时更害怕睡着后，床头的耗子会把我的耳孔当成它们的洞口，来回穿梭。遂拍床蹬腿，使劲弄出响动来以退鼠贼。但没过多久，却见一只耗子从墙角拱上红地毯，向周遭看了看，又招来另一只，开始了红地毯上肆无忌惮的嬉戏缠绵。思忖片刻，我悄悄地抓起一只旅游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摔了过去，可还没等到鞋子落地，它们便倏然遁迹。许久，我正准备关灯睡觉时，两只耗子复又翻上地毯，并干脆舞蹈起来。

我再也不敢心存睡觉之念，于是，便走火入魔般地想起了昌耀，要是他在……是的，当年在祁连山流放地，昌耀曾多次直捣耗子们的老巢而与群鼠夺食。

信不信由你，我的意念导致了奇迹的发生——

第三天下午，当我们参观完大昭寺回到住地时，突然有人喊我：燎原，你看谁来了！我一抬头，看见了昌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崔卫平已燕子般地展翅飞过去，和昌耀拥抱了一下。这位在90年代末期崛起的知名女学者，不知当时实在是太惊喜了，还是为感谢昌耀那一大袋被她独吞了的氧气。

而昌耀的出现，仿佛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解除了氧气装备，并彻底失去了后援而孤身一人之时，才奇迹般地抵达目标。

他说：我本来都准备回西宁了，但想到这可能是我今生唯一一次到西藏的机会，所以，我就来了。

而他没有说的则是，这个西藏，还是他的伯父王其梅作为封疆大吏，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1957年成为右派之时，一气之下要求“到我伯父工作的草原上”——所要投奔的地方。

还有一句根本性的话他没有说，这就是他在一首长诗中的表述，“听候召唤：赶路”。

这次的“太阳城诗会”上，昌耀成了一个不时被提到的话题。我在前边已经说过，就是在这次诗会上，谢冕先生在作中心发言时表示：“同意昌耀是大诗人的说法。”会议后期，在诗人们一拨又一拨，以不同的排列组合合影留念时，昌耀和谢冕成了核心。

西藏之行结束后，昌耀写了一篇题名为《悲怆》的散文性作品。又在同一时期写给海外诗人非马的信中，详尽描述了天风雪霰的高原之旅中，自己悲怆的感受：

当车行至昆仑、唐古拉，“屋脊意识”已极为强烈，煞白的冰山，凛冽的大气，困顿的行旅……此时即便一声孩子的奶声细语，也会如同一声嚎啕令男儿家动容，能不感受到人生的悲怆！……抵达唐古拉山口适值傍晚，司机曾特意停车让旅客稍作逗留，我也未失时机地从座舱爬出，刚一触地就觉下肢飘飘已在作着“太空走步”，又觉煤气中毒似的 （ 原就头痛 ），有心呕吐……这是一个具有威慑力的高度。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高度。也有可能成为“人生极限”。回忆起此次“闯关”，我仍还感觉到那种异常，觉得山体那时是在脚底透射着一束束有魔力的光芒。那时我觉得自己就要晕厥了，但凭直觉又相信苦苦追求者可得超越。自有了这番体验，后来我也似乎就能理解僧人米拉日巴、莲花生大师何以选择了海拔6714米的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作为苦修处所……

而昌耀的诗歌精神行程，也就顺着原先隐隐约约的路径，开始逐渐凸现为一个诗僧——“诗歌行脚僧”的形象，并朝后延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