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各地青年诗人们的造访

大致上是从1986年开始，昌耀的诗歌为他迎来了另外一类“知音”——中国诗坛上继朦胧诗人之后崛起的“第三代”诗人们。这似乎有点意外。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此起彼伏的不同潮流区段，一拨又一拨的青年诗人们，一直是以“攻击、攻击、再攻击”这样一副挑衅的姿态，在对已名诗人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来实现自己的升起。而此时的诗坛，已经有了一个此后进入诗歌史的特殊术语：“pass北岛”。这个术语作为一个口号，就是从第三代诗人们的口中喊出来的。

但昌耀的诗歌却在这一群体中赢得了敬重。

年龄、阅历、不同地理文化背景的巨大差距，他们能“看懂”并欣赏昌耀的诗歌吗？真实的事实是，在中外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中走得越深，知识结构和视野越是宏阔，艺术观念上越是注重现代性的诗人，对昌耀的诗歌感受力也就越是丰富。而第三代诗人中众多优秀的个体，大都接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不曾进入过学院的，则更是在世界现代文化艺术的范围内饱读经典，对其中的大师谱系了如指掌。在这样的视野中看待昌耀的诗歌，他们时而也会从中发现“死穴”，但更多的则是惊奇，是从这些诗歌的本土元素、语言元素和精神迹象中，看到昌耀与那些大诗人们在诸多点位上的不谋而合，及其本土经验元素中令人惊异的大诗人气象。

其实对另外一些青年诗人来说，这种感受还要更早一些。早在1983年前后，浙江当时的一批青年新锐诗人诸如柯平等，就开始与昌耀通信，对昌耀的诗歌，表现出了与其江南文化背景不相符的特殊感受力。记得这其中的一位曾在写给昌耀的信中，借用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表达了对于昌耀的致敬。而心颜大开的昌耀则自谦而不失酬唱雅趣地在回信中表示、中国诗坛的希望不在什么韩荆州，而在于未来的李白们。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昌耀在中国江南地区受到推崇的最初信号，数年之后，昌耀更与这一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将是我在后面要提及的，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到了1986年，随着“文化寻根”热的勃兴，前往中国西部的青年诗人、艺术家们日渐增多，而这其中的诸多诗人，除了要前往敦煌、西藏、青海作地理文化的“朝圣”外，其行程中的另外一项内容，就是到青海拜访昌耀。

这一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因事到家里去找昌耀，昌耀不在，当我从他们家那种设在户外的二楼走廊下来时，发现两个外地青年一直盯着我。并听见一个问另一个：他是不是昌耀？另一个则摇头：可能不是。随之，我们互相迎了上去。一打问，其中那个说“可能不是”的，是当时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的青年诗人宋琳。此时的宋琳已经写出了诸如《无调性》《致埃舍尔》《视觉的快感》等等，那种呈现现代都市深层文化生存经验的诗作。而由这些诗歌所体现的，他对西方当代最新哲学文化思潮和视觉艺术的熟悉、严密的抽象思维能力、机敏诡谲的都市意象密码的捕捉、陌生化的艺术转换，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评论家朱大可当时用一种充满炫技华彩的语言，把宋琳称作“踩着无声肉垫，神情诡秘的哲学狐狸”。而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宋琳此时的这些诗作，已经以其成熟的品质，开了新时期诗歌史上“学院派”诗歌写作的先河。尽管他因在1987年与上海的另外三位青年诗人：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出版了一部题名为《城市人》的诗歌合集，而以“城市人”的写作闻名。

宋琳这样的诗歌方向和旨趣，应该说与昌耀并无共同之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们相异的表象之下，恰恰有一条贯通的暗河：这就是他们诗歌中对“陌生化”效果与原创性的共同追求。除了这个因素外，在宋琳的心目中，昌耀还是一个具有特殊艺术经验和超凡鉴赏眼光的诗人。

……昌耀回来了。聊天的地址转移到了附近一家餐馆的饭桌上。宋琳就他此前寄给昌耀的、一部自己诗作的铅字打印本，向昌耀征询看法。昌耀因为语词的斟酌而略显支吾地表示：这种诗歌不好轻易把握，但在艺术探索上还是自行其是的好。不过……这么转折了一下之后，昌耀又试探性地说到：你文章中的艺术主张，好像与你的诗歌作品不完全合拍。

宋琳认真地倾听着昌耀这有些口吃的表达，他在这个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也许还有着对于昌耀本人的琢磨与打量。他表示同意昌耀的看法，继而就此话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探讨。

宋琳与同事此次西部之行，是拍一个教学资料片的。前一站是亚洲最大的马场——甘肃山丹军马场。他们在那里拍下了铺天盖地的马群、草原驰骋的场景，然后来到西宁，把镜头对准了“一人无语独坐”的昌耀。

两年之后的1988年，华东师大两位在校大学生来青海找我，说起了他们的宋琳老师，并特意前来面见昌耀。也就是这一年，昌耀受聘成为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顾问。

宋琳走后不久，又来了两位青年诗人——浙江的伊甸和沈健。此时的伊甸，以他与几位江南诗人共同的“生活流”诗歌而活跃于诗坛。也许是就近的接触和从诗歌中想象到的昌耀形象反差实在太大，他们在回去之后所写的一篇昌耀印象记中，便有了这样一段文字：“乍见昌耀有些失望：中等个儿，略略有些苍白的脸盘……一套灰不溜秋的廉价西装，一副地道的机关科员或中学化学教师模样。昌耀？这就是王昌耀？百读不厌的《慈航》的作者？”文章的最后则这样写道：“再见，昌耀！再见，老师！在生活的最底层作着最韧性之嗥叫的水手！……”这篇题名为《嗥叫的水手》的文章，稍后刊发在1986年11月的《诗歌报》上。想来他们对昌耀的这种感受，应该是众多青年拜访者都有过的感受。而这篇文章刊出后，则进一步地将昌耀的这一形象固定化，并向全国关注昌耀的人们“推广普及”开来。

1987年7月，一位蓄着一把现代主义大胡子的青年先锋诗人，先是在敦煌作了一次“文化朝圣”后，再弯过头来进入青海。他是来自四川的廖亦武。

廖亦武是当时诗坛上的一匹豪猪。在这位先后写出了《大盆地》《大循环》《巨匠》《死城》《黄城》等等泥石流般黏稠涌动的大制作的诗人身上，呈现着一种原始人般的野蛮能量。他在《黄城》等系列诗歌中，虚构了一个以巴蜀之地为原型的古代城邦，而他自己，则在其中以首领、巫师、先知的混合身份自居，并以此在现代汉语诗歌的书写中，植入了诸多咒箓鬼符式的象形符号。廖亦武的这一写作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以这种原始野蛮的文化生命形态，对他眼中已经糜烂了的现代文明实施重炮摧毁，最终实现彻底的换血。用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来表态，就是“为了人类的童贞向现代文明复仇”。

在当时中国青年先锋诗界由北京、四川、上海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犀利的文化变革意识和浓重的江湖气混成的四川袍哥们，是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一支。而廖亦武，则是这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策动了诸如《巴蜀现代诗群》等影响巨大的民间诗刊的创办，以旺盛的精力书写着大批量的诗歌，还不时以桀骜不驯的挑衅姿态，在诗坛上发难。譬如专门撰写文章，对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以“现代史诗”指认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发出质疑；比如在1986年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两报诗歌大展中，发表声明与大展的策划人徐敬亚“决裂”等等。

而在1987年，廖亦武又在诗坛戳下了一个粗重的个人标记，这一年《人民文学》1—2期的合刊上，刊发了他那首此前只能在民间诗刊上发表的长诗《死城》，体现了中国的官方刊物，对这种先锋性民间写作一种姿态性的接纳。又因为这一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组题名为《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小说，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 这一期的刊物因之而被要求收回 ），更使这首《死城》给诗坛留下了特殊记忆。

……廖亦武先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了一段时间后，提出去见昌耀。

傍晚时分，我与廖亦武及肖黛一同来到了昌耀的家中。此时的肖黛在青海省政府综合处工作，作为昌耀诗歌的热衷者和具备良好社交能力的人，她此后在昌耀世俗生活的诸多“疑难杂症”中，不时承担一把出谋划策的角色，由此断断续续地直到昌耀去世前，并为昌耀的长子托人安排了工作。

1987年春节前，昌耀搬迁了新居。这是西宁小桥地区一幢濒临大通河的楼房，昌耀住三楼，房子三居室，在杨尕三的操持下颇有新居气息。而昌耀此后诗歌中一些关于河流的意象，都与这个新居有关。

廖亦武的到来使昌耀颇为兴奋，尽管我们说明已吃过晚饭，但他执意仍要张罗，并强调哪怕是喝一瓶红酒。虽然昌耀本人并不喝酒。

比起宋琳的诗歌来，昌耀对廖亦武的诗歌，包括四川诗坛和中老年诗人的情况，都更为熟悉。谈话的气氛、范围松弛而宽敞，即使对廖亦武此时这些极端性的诗歌，昌耀的理解不但毫无障碍，并且，还从这些诗歌赖以产生的周边材料氛围中，感受到了一种混沌性的震撼。那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多少年间，我很少见到昌耀的兴致如此之高。而这样的一席之谈，随后在昌耀的诗歌中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此，我将在后面提及。

其实，在这之前的1986年8月，廖亦武就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了昌耀。他在信中写到：“在 （ 中国的 ） 现代艺术一派荒凉之中，昌耀默默开辟了一条从世俗生活通往上乘诗境的曲折小路，他成了诗界的一个事实，即人们害怕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热爱的当代诗人少得可怜，而昌耀却是我最推崇的好汉。几个月前，甘肃玉门的××来参加三峡诗会，我一听说是昌耀的朋友，顿时对之热乎起来。”

这是典型的廖亦武的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和廖亦武气质大相径庭的另外一位青年诗人，更深地进入了昌耀的友情世界，这就是清澈而锐利的骆一禾。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作为《十月》诗歌编辑的骆一禾，他的名字代表着可信的艺术眼光，以及公正和纯粹。中国诗坛因着天才诗人海子去世后的诸多回忆文章，知道了他与海子、西川三人之间的友谊。其实骆一禾之于海子，正如同庞德之于艾略特，他不但“发现”了海子，更延伸、焕发了海子的诗歌世界。而诗人西川，则称骆一禾为兄长和自己早期诗歌的引路人。但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骆一禾本人，就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诗人，他的长诗《屋宇》，在我看来至今仍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标志性的成果。

关于骆一禾的学识、才华和素养，诗界还有着近乎传奇性的说法。比如当时的诗人和《诗刊》社编辑、90年代后期先后以《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系列电视剧的编剧而暴得大名的邹静之，在当年《正午的黑暗》这篇文章中，对骆一禾就有着这样的记叙：“与一禾相识，最初的惊异是他可以把 （《圣经》） 新旧约的原文背出来，他能精辟地说出自己的理论，尤善谈对长诗结构的设想，他善辩但决无霸气。”

而昌耀此后则记下了骆一禾酒意微醺状态下的这样一幕：“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唯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之。我暗自慨叹他超常的记忆力与知性。”

骆一禾是在1986年秋冬之际给昌耀写去了第一封信，此后两人便开始了持续的通信。这应是他在当代诗坛经过搜索筛选后对一位重要诗人的确认。骆一禾当时在刊物上开辟了《十月的诗》这样一个诗歌专栏，每期大批量地刊发一位诗人的作品，并以“编者的话”这种短论的形式，重点推介这位诗人。从此之后，《 十月》成了昌耀一个重要的作品发表阵地。不仅如此，此后在一些私下的文学交谈场合，骆一禾还时常以发现的兴奋，成了昌耀诗歌信息的发布人，及其诗歌价值的鼓吹者。骆一禾的这些信件，有向昌耀约稿，谈稿件的处理情况和版式编排设想，更多的则是谈对昌耀诗歌的感想，谈自己的诗歌见解和诗歌理想。关于这些信件，昌耀在一篇文章中称：“我将其看作是一禾方式的诗话。”

1988年初，骆一禾与其夫人张玞博士应《西藏文学》编辑马丽华之约，为该刊即将发表的昌耀的一组诗歌，书写了一篇约一万字规模的评论，标题借用了昌耀的一行诗句——《 太阳说：来，朝前走》。

这是一篇在严密的学理论述和新的哲学艺术理念的观照中，处处闪烁着发现光华的评论。其中一个最为触目的表达，就是对昌耀做出的“大诗人”的指认。

骆一禾的论述镇定、自信而不容辩驳。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诗人不是自封的，评价要由别人来说，因此，我们尤其感到必须说出长久以来关注昌耀诗歌世界而形成的结论：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如果说，大诗人是时代的因素并体现了它的精神主题和氛围，那么，我们当然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

相信这一指认给诗界的许多专业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88年8月，在《西藏文学》于拉萨举办的“太阳城诗会”上，与会的谢冕教授曾在发言中这样表示：“同意昌耀是大诗人的说法。”这句话，无疑是顺着骆一禾对昌耀的这一指认而来的。

而就在《太阳说：来，朝前走》这篇文章之后，骆一禾不久又写出了一篇系统论述昌耀诗歌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论文的初稿完成后，他曾给昌耀写信介绍了内容概要，昌耀看过后“激动不已”，在1988年4月给骆一禾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十分惊异……从你概略的陈述里我已大致窥得此文立意之高，角度之新。”继而在信的末尾表示：“我还想说的是，您对我的评价太惊心触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