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你的诗，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

2004年5月，我在威海与《十月》杂志的前副主编，1980年代中国小说界四大名编之一的张守仁先生有一次闲聊。得知我原先曾在青海，张先生突然来了精神，笑眯眯地对我说：青海有两个好作家，不知你是否认识。谁？一个是余易木，另一个是昌耀。张先生是编小说的，居然知道昌耀？我也顿时精神大振。而我自己，也真的就和余易木打过交道。并在这个交道中涉及过昌耀。

1980年，在中国文坛一直表现平平的青海文学界，突然在北京放了两颗卫星：一个是刊发在《诗刊》第1期上昌耀的长诗《大山的囚徒》，另一个则是刊发在《十月》第3期上余易木的短篇小说《春雪》。从未在青海文坛露过面的余易木是谁，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余易木给人的惊讶还没有完，继《春雪》不久被《小说月报》转载后，他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又在1981年第2期的《十月》刊发。一时之间，余易木成了一位众所瞩目的传奇人物。而这两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都是张守仁先生。

1985年6月，我曾以记者的身份去采写余易木的专访，此时，正是这位命运多舛、落拓不羁的人物，此生最走俏的时刻。他在青海文艺界各种高规格的会议上，常被延请为座上宾；而身为座上宾的他，却不时出语尖刻，观点惊人，弄得主持人颇为尴尬。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副我行我素的魏晋风度，余易木却享有遭受挤对的豁免权。究其实，也的确没人能把他如何，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是文艺界的人士，而是在一个百十来人的小厂中吃技术饭的技术员。尽管他的个人生活并不顺畅。要采访的话题谈完后，就突然闲聊起了昌耀，而余易木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挺为昌耀抱不平的，这么一个一流诗人，至今连个中国作协的会员都不是。”

当时中国作协会员的身份极为稀罕，但作为工厂技术员的余易木，仅凭他的两篇小说 （ 当然是为文坛叫好的两篇重要小说 ），就成了这个会员，而身为专业作家的王昌耀，却尚在这个门槛之外。今天想来，年龄小昌耀一岁，皆为1957年右派同科的这个余易木，实在有着骨子中的洒脱。除了一部翻译小说外，他一生中其实仅仅只发表过三个中短篇小说，然后就“文坛与我有何干”的一个利落转身。相比之下，昌耀太拘泥，太苦涩。似乎太多地承续了他的湘楚先贤屈原的遗脉，已经行走在被放逐的路上，却仍然“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然而，该来的终究要来，余易木为昌耀的抱不平没过多久，就在1985年的10月，昌耀加入了中国作家们的协会。不知此事对这位1956年就是大西北行政区——西安作家协会会员的他，是否算得上一桩心愿的了结。

而作为小说名编的张守仁先生，又何以如此看重诗人昌耀呢？这当然与昌耀的诗歌、尤其是昌耀刊发在《十月》上大批量的诗作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该刊的青年诗歌编辑骆一禾，在张先生面前有关昌耀的长期“渗透”有关。骆一禾是张先生极为看重的学者型编辑和忘年交；而昌耀则是骆一禾眼中的“大诗人”和忘年交。

是的，这个时候的昌耀，虽然在青海活得有点别扭，但在外省同行们的眼中，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与时而可闻的“看不懂”相反，他的诗歌在这些人的眼中，就是珍品。

昌耀当时经常给我看一些外地同行的来信，记得诗人牛汉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 （ 大意 ）：读你的诗，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你诗歌中的许多描述，都曾经是我梦中的场景。祖籍山西、有着蒙古族血统的牛汉长昌耀13岁，但在坎坷的人生政治遭际、北方草原背景的精神气质上，与昌耀有着许多契合之处。

跟昌耀保持过这种神交关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物，这就是作家张承志。我曾在昌耀的家里，见到过张承志签名寄赠的中短篇小说集《北方的河》。再后来，从雪汉青那里听到过张承志对昌耀的评价：昌耀是当今国内最棒的诗人。雪汉青也就是由此知道了昌耀诗歌的分量。张承志的许多重要小说，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到《金牧场》再到《心灵史》，其地理场景和精神文化背景，无一不是建立在由内蒙古和新疆相联结的北方草原，以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回族聚居的农耕地区。这与昌耀诗歌的地理文化背景既有局部的交叉关系，又恰好形成了一种互补——昌耀依托的，是藏传佛教文化；张承志依托的，是伊斯兰教文化。这是中国西部地区影响最大的两大宗教文化板块。

另外一个特殊因素是，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不但真的就写过诗，其诸多代表性的小说，更无不充溢着汪霈的诗意内质。有趣的是，昌耀对小说也绝不陌生，我在前边说过，他曾经的确写过小说，并且在写于1988年的《以适度的沉默，以更大的耐心》这篇创作谈中，就专门摘引了张承志《黄泥小屋》这篇小说中的段落，并表示这段文字“就这样火辣辣地在我眼底酥动了，如饮醍醐”。

因此，他们两人对彼此作品中的真髓，无疑是心领神会。

就在1985年，山东的一位重要诗人，时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孔孚先生，对于昌耀的诗歌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孔孚出生于1925年，1957年在山东《大众日报》副刊编辑的位置上成为右派，随之在农耕平原的山东黄河岸边，成为放牧羊群的“牧民”。关于诗歌这门艺术，孔孚复出之后最大的醒悟是：一直以“文以载道”为己任的诗歌，原先承担得实在是太多，多得不堪重负，而除了心灵和艺术之外，它其实什么也承担不了。基于这样的理念，身为学者的孔孚，于此开始了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新山水诗的写作探索，且于此后提出了在诗歌写作中使用“减法”这一著名的主张，借用钱钟书评严羽《沧浪诗话》的说法，就是“以不说出来的方式，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作为这一观念的实践，孔孚先生有一首题名为《大漠落日》的诗作，通篇仅两行，且一共只有两个字：“圆/寂”。可谓他这一理念的一个范本。

新山水诗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将诗歌，从它不能承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负荷下抽离出来；或者叫做“隐去”、“逸出”，继而在心灵对于山水自然的融入中明心见性，也使诗歌自身呈现轻盈灵动的纯粹。因之，孔孚先生又把它称之为“新隐逸诗”。且随之产生了这样一个设想：由他本人，时在内蒙古《草原》杂志任编辑的诗人安谧，以及昌耀共三人，在中国诗坛成立一个“新隐逸派”，并于1985年向昌耀发出邀请。这个时间，与昌耀置身于西部诗歌的写作，处在同一时期。

诗人安谧也许的确与孔孚的诗歌旨趣相投，但写出了“流放四部曲”和《划呀，划呀，父亲们！》这类恰恰是最不“隐逸”的诗歌，并且在写作中不断地使用“加法”，致使其诸多诗歌体积堪称大块巨制的昌耀，和孔孚的诗歌理念有契合之处吗？而孔孚为何又偏偏将昌耀引为同道呢？

我想孔孚先生在确定这一人选时，肯定是感觉到了昌耀诸多诗歌与自己的契合。这无疑缘自昌耀的诗歌中，坚持诗歌必须首先是诗歌的那种艺术上的纯粹。在这里，即使把他“流放四部曲”中的那些长诗分拆开来，也会在无数的局部描述中，听到西部草原的自然山水中，那令人心醉的天籁。当然，在孔孚先生的眼前，更会浮现出昌耀那些草原荒甸上的自然风情写生小品。诸如《高车》《荒甸》《猎户》《莽原》《湖畔》《烟囱》等等。长着一双特殊耳朵的孔孚，对于中国新诗史上如此的“山水清音”（ 孔孚一部诗集的标题 ），无疑比常人更能深解其中意味。

此外，在自然山水中寻求隐逸的孔孚，在本质上其实并不能做到对于俗世人生的超然。即以他的这首《大漠落日》为例，这“圆”与“寂”两个字中所透露的，实在是一种诗僧式的了悟，也是一种诗僧式的枯寂的幻灭感。而在时间延伸到1985年再一直往后，这实际上也正是昌耀几条主要的精神心灵线索之一。他不但在《斯人》中也如同孔孚一样地使用“减法”，写下了这首通篇仅有三行的超短诗作，在1986年的《广板：暮》中，更是为自己勾勒出了一副与孔孚相似的“诗僧”形象：“东方诗国负笈山行的僧人/薄暮始抵达谷底阴冷的界河/涉渡。”“略一迟疑，雄心已如古瓮破裂/倒扣在石岸宿命的白塔。”

但尽管如此，昌耀仍然绝不愿意“隐逸”。这固然出自他在写作中“荤素不拒”，“愿意多操几副笔墨”，因而不愿受流派共同“艺术主张”约束的“任性”，更源自他的精神主线上，恰恰要执意承担他难以承担的社会现实压力。他的写作，就是不断以诗歌来减轻这一压力，进而又置身于新一轮的压力中。而作为减轻过程中的能量转移，他的诗歌结果必然是重。

虽然如此，年龄上小孔孚11岁的小老弟昌耀，并没有拂逆这位兄长的美意。他表示了自己愿意加盟，但却要求不发表“流派宣言”，以便在“隐逸的总规定下各自发展”。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没有共同宣言便无以成为名实相符的流派，这显然有违孔孚这位学者的初衷。此事终而不了了之。但对于昌耀来说，他无疑从中感受到了当代另一位出色的诗人，对自己的欣赏和器重。

1986年，随着《昌耀抒情诗集》好事多磨式的终于出版，他在这一年的秋冬季节，进入了社会为一个知名诗人编制的名人生活程序。

先是10月上旬，他应邀前往甘肃兰州，参加了由《诗刊》社和甘肃《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一个当代诗歌研讨会。

会议之后，返回西宁的他，又迎接了几位尾随而至的甘肃客人——在1950年代就身为诗人、时任甘肃电视台副台长的段玫女士，以及她的一位搭档。他们是为了拍摄一部有关昌耀的电视专题片，而专门前来采访的。这次采访给了昌耀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重走诗人当年的流放之路，段玫特意带了一部丰田越野吉普——青海人称之为“巡洋舰”的小车。车子先是拉着昌耀和夫人杨尕三 （ 这应是杨尕三对诗人妻子身份一次最为风光的享受 ），来到了湟源县下若约村这一昌耀最初的流放之地，又到了日月山以西的青海湖，环绕湖区周游了一圈，继而放下杨尕三，先是去了昌耀当年最后的流放地新哲农场，继而直趋祁连山八宝农场旧址。这是昌耀1966年底离开祁连整整20年后的故地重走。当年墨面囚徒，今日诗人华车，能不好有一番感慨？但昌耀似乎绝无得意之感。此行回来后，他写了三首诗：《 达坂雪霁远眺》《眩惑》《锚地》。第一首和第三首，总体上呈现着一种高天旷荒中生命的渺小感和心灵的凛冽感，第二首《眩惑》是一首上百行长度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远不是那片积雪。

远不是那座营台。

远不是那个古人。

……

不是那群披毛牴角豪天悲血的月下野牛。

你觉不到一点访古的兴味。

红尘已洞穿沧海。

……

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

仔细探究起来，昌耀于此表现出的这些情绪是令人惊愕的。此时对世风不古、红尘物欲无处不在而深恶痛绝的他，竟对当年的流放岁月生发出了深深的依恋，并慨叹“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虽然这是从心灵关注的角度出发的，但他却显然淡化了其流放岁月中政治主体背景的荒唐。因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偏差，并深刻地显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那真是一个有着“纯金”心灵的年代，他愿意再度置身其中吗？而若干年之后，昌耀的这一矛盾几乎发展到了极致，他随后不无戏谑地表示，相对于自己当年的“右派”身份，他疑心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左派”。

段玫此行，对昌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采访，随后“心潮起伏”地写出了以《铜色河》为标题的、上下两集电视专题片脚本。再随后，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剧本没有投拍”。

从祁连山返回不久，昌耀又迎来了一次礼遇——青海文联的文艺理论研究室，联合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为《昌耀抒情诗集》召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甘肃方面专程赶来的有：西北师大教授、西部文学研究所所长孙克恒，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负责人余斌，编辑部青年编辑管卫中三人。青海方面除了诗歌和评论界的人士外，更特别邀请了青海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这其中包括现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金元浦，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教授周宁。而金元浦本人，在1980年代前后的十多年间，以诗人的身份而闻名。

这是一个堪称豪华的阵容，这个阵容所面对的，又是一个重量级的研讨对象。尽管一些与会者仍从懂与不懂这样一个层次上发表意见，但另外一些新锐批评家则以艺术的陌生化效果、艺术的集体无意识呈现、本土土著经验元素、意象原型、宗教哲学文化背景等等新思潮和新方法，对昌耀的诗歌进行了一次触及核心的解读。多少年之后，在我重新回忆这一幕时，觉得那实在是青海文学史上一次最有质量的研讨会。它大致上体现了西部文学鼎盛期与之同步的文艺理论水准。但仅仅是几年之后，这其中的许多人便相继离开了西部，包括这其中的核心人物余斌，此后调往云南；而另一位人物孙克恒教授，则于第二年的晚些时候于兰州病逝。孙教授回到兰州不久曾给我写过一封短信，信中称：这次能和我敬慕已久的诗人昌耀相聚，也算了却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

这次研讨会上，昌耀的表现颇为“沉着”。会议是由别人主持的，讲话发言的当然也是别人，而昌耀呢？那时节，坐在旁边的诗人肖黛突然用胳膊捅了我一下：你看昌耀。是的，作为研讨会中心角色的昌耀，此时正坐在一个几乎可以被忽略的位置，煞有介事地低头做着记录。头上的鸭舌帽檐再往下一压，几乎完全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其超级低姿态的谦逊，突然让我有了一丝作秀的感觉。随之，肖黛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时节，肖黛已经有了不时调侃一下昌耀的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