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诗集出版反复受挫

个人诗集出版上的一再受挫，是导致昌耀心情郁闷的又一因素。

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果总结需要，还是作品的影响力和数量，昌耀都该有一本个人的诗歌集了。

某出版社那封组稿信函的丢失，使他痛失了一次机会。但很快，另一个机会又来了。大约是1983年底，由当时的《诗刊》社负责人，著名诗人严辰牵头，又要组织出版一套诗人丛书，而昌耀，再次被列入其中。他自然喜不自胜，遂很快将诗稿整理编妥，并为诗集起了《情感历程》这么一个名字。想来在起这个名字时，他大约很自然地想到了有过痛苦流亡经历的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昌耀自己的人生历程足够苦难，但他之在起书名时用“情感”置换了“苦难”，除了避开与名著重名外，也许还有着苦难这个词太敏感，而必须回避这么一层考虑。《 情感历程》编好之后，昌耀还于1984年3月为这部诗集写了一个序言，标题就取自他《纪历》一诗的诗句，“黎明的高崖，有一驭夫朝向太阳顶礼”。这个标题明亮、硬朗，不难感觉到昌耀的心情颇佳。

然后就是兴致勃勃的等待。再然后，就是兜头一盆冷水，“到了出版社，唯独把昌耀的这本打了回票，理由是：看不懂”（ 邵燕祥《有个诗人叫昌耀》）。

这就意味着，在个人诗集出版的这件事情上，昌耀在两年时间里，当头挨了两棒。

中国民间有某人或某事打了你一棒，然后再给你一颗甜枣来吃的这么一个说法，而昌耀则是在连着挨了这两棒之后，得到了一颗甜枣——1984年9月前后，青海人民出版社突然决定出版昌耀的诗集。由于有前边那本《情感历程》的基础，这部诗集编起来自然很容易。与上次不同的是，昌耀这次似乎来得更朴实、也更低调一些，给诗集干脆就起了《昌耀抒情诗集》这么一个直观、简单的书名，并仅仅以“后记”的形式，对这部诗集的缘起做了一个说明。事情来得突然，而且出版社的催稿又紧。所以，昌耀在诗集编完之后，于12月24日所写的后记中，就有了这样几句话：“本集编讫打算约友人为序壮壮行色，自己也想趁便在书跋里纵驰一番笔墨，惜发稿在即，已不容我有暇。”

这段话的具体内情是，在大约一年之前，已成了《诗刊》社副主编的诗人刘湛秋曾向昌耀表示，如果昌耀要出诗集，他愿为诗集写一篇序言。这无疑是这位昌耀诗歌的知音，也是其重要友人的一桩宿愿，但时间紧迫得连这样一篇拟议中的序言，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接下来的情况，却不无戏谑之意。刘湛秋仍按自己为昌耀诗集写序的意愿，于1985年5月写出了一篇题名为《他在荒原上默默闪光》的文章。然而，直到这篇文章在中国学术界的权威刊物——《 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上刊出，《 昌耀抒情诗集》却并未出版！

事情到底又怎么了？原因有二。

一是这部诗集的征订数量不到3000册的开机印数。看来直到此时，昌耀仍是一个倒霉蛋。因为出版社要出这部诗集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到了中途却突然要“市场化了”，出版社才来了这一招。当出版社要求昌耀承担一部分包销任务时，昌耀表示自己将尽力而为，但能做到什么地步却无法保证。接下来，他向国内诗歌界的朋友，发出了20多份征订函求助，可谓煞费苦心，但还是没能达到开机印数。再接下来，因为出版社对这部诗集还抱有另外的期待，最终遂“权且如此”地没再难为昌耀。

其二，诗集从责任编辑跟前过手后，却在总编终审时延滞了下来。原因仍然是“看不懂”。尽管责任编辑介绍了昌耀在国内诗坛的影响，总编也相信这个介绍，但他还是认为这部诗集不过如此。一个最能支持他这一结论的论据是，诗集中存在着大量文字和构词上的低级错误。比如：明明应该是“年轻”，昌耀却一律写成了“年青”；再比如《边关：24部灯》这个标题，显然是词不达意。这首诗写的不就是西宁吗？而西宁什么时候又叫做“边关”了呢？你就是写了西宁的历史变迁，也应该把它称作“古城”，而怎么能是边关？于是，就径直改成了《古城：24部灯》。经终审如此这般兢兢业业地改下来，一部著名诗人的诗集，就成了一册文学青年的习作集了。昌耀本人就是一位资深文学编辑，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一向都很自信。而这位负有终审之职的总编，则是一位资历同样深的出版社编辑，他相信自己文字上的严谨更是毋庸置疑。两位资深编辑在这里狭路PK，本该有一场好戏，但昌耀却在反复的交涉中败下阵来。“年青”与“年轻”本来就可以互相替代，按对方的意思把它改过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而“边关”与“古城”呢？前者特殊的语词色彩和由此带出的地理历史信息能一样吗？关于“古城”这个称谓，西安可以叫古城，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可以叫古城，中国可以叫古城的城市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以来，西宁这个曾经的边关古城与其他内陆古城的区别，又将何以体现呢？但此时的昌耀只能在高端话语权前妥协，妥协了的昌耀稍后悻悻然地在我面前发狠：以后再出诗集时，一定要把它再改过来。当然，在他最终的《昌耀诗文总集》中，他的确改了过来，但此时，这无疑是一个让他心头窝火的囊肿。

然而，这个囊肿接下来郁积得更大：诗集的出版就这样延迟了下来，而刘湛秋那篇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不是正好可以收进书中作为序言吗？在今天看来，这实际上已是为这部诗集做了让出版社求之不得的先期宣传。但这位总编却表示，按这部诗集的水准，能出版就不错了，根本没必要再放上这么一个序言。

1986年3月，《 昌耀抒情诗集》终于下厂开印。这是继1957年8月胎死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那本《最初的歌》，1984年初夭折于“诗人丛书”的那部《情感历程》之后，昌耀有生一来终于出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也是他在1954年发表了诗歌处女作《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的32年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这一年，昌耀整整50岁。

而到这一年为止，小昌耀10岁的西部诗人章德益已出版了5部诗集；长昌耀3岁的诗人邵燕祥则出版了10部诗集。

就当时诗集的印刷出版规格来说，这是一本算得上体面的诗集：大32开本，182个页码，封面分黑白两色，烫金的标题字在素洁、凝重中强调出一丝珍贵的气息。最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上那幅雕塑图像，那是一位手拉小提琴的中年男子，他痉挛般弓起的脊椎和头部俯偎于琴箱的痴迷，似乎既是苦难的祭奠，又是爱的吟哦。这个图像是昌耀自己从大量美术出版物中挑选出来的，那无疑也正是他本人诗歌历程的象征。

4月中旬的一天，省文联机关在西宁人民公园参加植树节的集体植树。昌耀从出版社的印刷车间拿到了《昌耀抒情诗集》的第一本样书，然后迫不及待地来到植树现场，向文联的同事们展示。大家遂先睹为快地传看了起来。当诗集再回到昌耀手中时，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此时与胞妹海翙一起在中国北方作诗歌周游，且已在青海待了10数天的云南女诗人海男，此时恰好就在现场，遂向昌耀索要这本样书。昌耀不舍，海男强要。正僵持间，海男突然果断出手，一把抢过诗集，然后蝴蝶般转身飞去。迟疑了片刻的昌耀随之撒腿追夺。于是，早春的这个公园，便上演了一出王 （ 昌耀 ） 郎扑蝶的喜剧。周围，一片开心的笑声。

毫无疑问，几年后将在诗坛和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这个海男，此时实在是太想得到这本书了。而犹如壮年得子的昌耀，更珍重自己的这第一本诗集。

1986年下半年，昌耀带着厚厚的一摞诗集专程前往北京，把自己的这部“处女集”，一一分赠给了那些欣赏他、提携他、敬重他也爱他的编辑诗人朋友们：邵燕祥、刘湛秋、韩作荣、晓钢、雷霆……

关于这部《昌耀抒情诗集》，到了1987年秋有了这样两个好消息：其一是不被出版社总编看好的这本书，在书店几近脱销，因之，出版社决定再版。一直缺乏这种运气的昌耀逮着这个机会便不轻易撒手，遂贪婪地往诗集中追加了从1985年到1986年以来，又发表的26首新作。再接着，理直气壮地把刘湛秋的那篇文章作为序言植于卷首。因此，这部诗集已经超出了再版的概念，而成了一部“增订本”。作为昌耀的第二部诗集，这部《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于1988年6月出版。

第二个好消息似乎比第一个更好，这部诗集在中国作协两年一度的评奖——亦即“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 （ 1985—1986 ） 新诗 （ 诗集 ） 奖”评奖中，入围“评奖选目”，也就是进入提名名单。

这正是这部诗集的责任编辑，当初就怀有的期待。因为一部图书的获奖，不光是作者的荣耀，同时还是责任编辑和出版社的荣耀。而这件事对于此时的昌耀呢？的确，他不但早该有一部自己的诗集，而且也真的就该与这个奖亲近一下了。当时在业内人士的感觉中，还有这样一个参照：在上一届这个奖的评选中，就有同为西部诗人的杨牧和周涛，分别以各自的诗集《复活的海》和《神山》，荣列16部获奖诗集的第二名和第六名。

第三届新诗奖提名名单在报刊上公布了。一些外地友人特地写信向昌耀表示祝贺，而同样心怀期待的昌耀则表示了一种低调的谨慎。他在1988年4月25日回复上海诗人宫玺的一封信中就此这样写道：“感谢您对拙著‘荣列获奖选目’的祝贺！但由‘选目’而‘篇目’却不一定能顺利过渡。我实在是惮于这种‘逐鹿’。固然是若有可能获此大奖荣誉，我也不致拒绝的，但过分看重则又不免坠入‘患得患失’情绪，最终必觉晦气。”

就在他写这封信的数天之后，1988年第5期的《诗刊》公布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 （ 1985—1986 ） 新诗 （ 诗集 ） 评奖获奖篇目”，获奖者一共10人，但这10个人中没有昌耀。

昌耀落选了。虽然他在前边的这封信中，表示自己原本对此就未敢寄予厚望，但从此后写给其他友人们的信中，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出他极度的失望乃至耿耿于怀。

舆论界忽地一片哗然，许多人与其说是为昌耀鸣不平，更不如说是对这一奖项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表示怀疑。

此时的诗歌界对另外一件事似乎还记忆犹新。就在1986年这个大奖的第二届评选结果出来后，对评奖结果异常反感的安徽青年诗人和评论家姜诗元，在《诗歌报》上针对评奖委员会的各位评委，撰写了一篇题名为《各位，少说几句假话吧》的文章，对此次评奖提出尖锐批评。此文一经刊出，本来在诗歌界就极具影响力的这份诗报，因此更是名声大振。

这一次，许多报刊决意效仿一回两年前的《诗歌报》，并约请了包括昌耀在内的部分诗人撰文，对此次评奖发表感想。

5月4日，昌耀在给《诗刊》社编辑晓钢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了这件事：“评奖事已见诸报端，我也写了一篇千字文约略谈了一点感慨，谈不上‘抨击’，仅表明我对社会的认识又略通透了一点。事实代我剥去了一些‘神圣’的东西，我原曾感受到的那一点更为赤裸了。但这不会使我厌倦人生，倒是更增强了我探究的兴趣。纵观我一生，我不无凄然地感到自己一直处在获得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的艰难行程中……”

这段话说得很克制，但却不难感觉到昌耀心境的“凄然”。

除子为昌耀鸣不平外，另有一些友人则从开导的角度上安慰昌耀，从同年9月份昌耀给身居海外的华人诗人非马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赞同大札对授奖所持理解 （ ‘奖’是用来奖励年轻人的，对于有自觉与信心的作家并不重要 ）。实则我不以为然者仅是：为事业设置的‘奖’本具意义高尚，否则视作糖人小贩操持‘摇彩’博戏也无不可。我曾引刘叉诗句‘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以抒郁悒。惭愧。”

然而，正当一些媒体为此攒足了劲头准备热闹一番时，鉴于两年前《诗歌报》上那篇文章的前车之鉴，有关部门迅速叫停。昌耀的那篇千字文也因此未能刊出。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媒体以曲折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反应。6月7日和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专门为这次评奖制作了一套节目，对获奖诗人逐个进行了介绍和点评，并请演艺界的专业人士朗诵获奖诗人的代表作。然而，就在这个专门为获奖诗人安排的盛宴上，节目主持人却特意延请了落选的昌耀“入席”。朗诵者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昌耀的《高车》和《划呀，划呀，父亲们！》，主持人对昌耀的介绍和点评更是抉幽发微，情动于衷。一时间竟形成了喧宾夺主的气氛。那两个晚上，昌耀在他青海的书房中，用两部收录机收听了这套节目。他在此后写给主持人的信中曾这样表示：“你的评语令我扬眉吐气，有你这样的理解即便不得奖亦无憾 （ 可以从此不提评奖一类的事 ）。演员对拙作的朗诵效果也很好，比我希望的还要好……”

这件事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文学组的女主持人雪汉青干的。雪汉青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青年诗人骆一禾的同班同学和友人。作为文学口的主持人和记者，雪汉青曾长期参加国内文艺界的各种活动和报道，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作家和诗人都有交往。因此，她的这次特殊之举，既是出于她自己对昌耀诗歌价值的判断，也代表了她所依据的背景中，一种广泛的声音和情绪。这其中，似乎还有一种“磨损胸中万古刀”的知识女性的侠义与慷慨！

多少年过去了，若干年后，在我意外地读到一篇介绍博尔赫斯的文章时，才发现世界上的事情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这篇文章转述了这么一个事件：

1941年，博尔赫斯的代表作之一《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在诸多好友的鼓动下，博尔赫斯以这部作品参加了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最终的结果是，他的这部作品名落孙山，一部平庸的作品却榜首夺魁。随之，执掌评奖生杀予夺大权的评委会，遭到了群情激奋的抨击，许多著名作家在刊物上纷纷撰文声援博尔赫斯。其中一位作家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倒应该给这些有眼无珠的评委会的评委们颁发一项大奖，嘉奖他们善于进行地下文学的勾当 （ 不知是否翻译有误，‘地下文学’似应为‘地下交易’——燎原注 ），毫无文学知识和品位，而且还把这种愚蠢的举动推向了极致！”

介绍这一事件的文章，标题就叫做《有眼无珠的内行》（ 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日 ）。

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荒诞。但这似乎正是博尔赫斯，也是昌耀等世界上这么一类作家诗人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