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的一页电报摊开，早被强意奸淫”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昌耀这首仅三行的《斯人》，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收录进多种诗歌选本。从西部诗歌写作中那种巨灵式的博大，到此刻浩茫心事中一人无语独坐的叹息，写于1985年5月31日的这首诗歌，显示了昌耀从精神巅峰向下回调的最初信息。而他的诗歌形态，也由此转入一种向下沉陷的深刻的荒诞感。

事情的逆转似乎颇为突然，因为他那首气质雍容的《牛王》就写于1985年的3月13日，之后的5月21日、29日，他在西安参加了一个笔会后，还写下了《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等诗作。

壁立骊山，

你没听到那乘铜马车依然金光闪烁，铜色的汗气在太空横贯为一条环形带，铜的嘶鸣、铜的轮辐与十六铜蹄依然在御道日夜驰骤不歇，依然在冲撞你的胸襟，轰击你的脑门，践踏你的心肝肺，而使你，两眼顿生辉煌？

一千年往后，十万年往后，

与我一瞬息的印象将同样长久。

这第二句加上标点符号共85个字的长行，在大秦帝国时代铜车马奔驰的光焰和速度感中，被一口气地铺排开来，足见昌耀胸中浩气之汪霈、强盛。

那么，又为何突然一人无语独坐地叹息了呢？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确切的回答是，并没有什么大事突然发生，它只是日常生存中的诸多不顺遂在逐渐的积攒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突然爆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之于西部诗歌的写作，既是个人能量的强势爆发，又是为获得能量补给的招魂。“流放四部曲”的完成，已几近于将他抽空，但民族振兴的时代主体基调与新兴的西部诗歌潮流，又适逢其时地为他调节出一个新的发力点。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进入西部诗歌中的写作，不再是体内丰沛积储的外溢，而是外溢之后留下的基础部分，在心灵通过搜索“对映”的进程中，最终对西部大时空的进入和展开。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在心理也许存在着几个方向上，朝任何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但适逢其时的外在因素却为他强化出一个唯一的方向，并形成了合力。而从昌耀由此往前一贯秉持的积极人生姿态来看，他无疑更需要这样一个方向。因此，与其他西部诗人着重于当下场景的关注不同，他的西部诗歌，无一不是着力于彼在——亦即隐匿在岁月深处那一响亮的历史大时空。从而形成此在意义上的招魂——用那一大时空中的巨魂，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对他自己实现能量充注。由此而在他的写作中，形成高能摄取与高能释放的良性循环。有鉴于此，仅仅一座青藏高原似乎还不够，他又由此而甘肃河西走廊，而以新疆为主体的古西域，而以西安，亦即古长安为载体的先秦与汉唐，对西部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也就是在这种几近于完成的形态中稍一停顿，他突然感觉到精疲力竭——犹如机械在超负荷磨损中那种钢铁的疲劳。

而这其中的一个隐性事实是，他在这种招魂中为自己置换出了一种超强状态，并以这种状态抑止克制了大量的现实心灵郁积。如今，随着控制能力的减退，这种郁积遂以报复性的反弹，使他如同《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开头，那枚秦国士卒的头颅：“口啃波动的土地，如堕海者之吞咽大水。”

就在写出《斯人》之后的仅一个月，昌耀还的确就写出了《招魂之鼓——唐小禾、程犁 〈 跳丧 〉 壁画图卷读后》一诗。诗的结尾清晰而明确：“生的强音无可奈何，/竟落在招魂之鼓！”

那么，昌耀现实中的诸多不顺遂到底都是些什么呢？

他在《 〈 巨灵 〉 的创作》这篇“创作谈”中，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那些天我是如此苦闷，且怀有几分火气。我郁郁不乐，有如害着一场大病……我相信自己之无可指责。终于我不能不称对方为矫情者了，而称自己不敢矫情，也不敢应矫情之命。我……声称对方那咄咄逼人的聒噪是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甚耳熟的了。岂止于耳熟？国家、民族为之蒙难。得到实惠的也许仅是矫情者？”

《 巨灵》一诗写于1984年9月初，也就是说，在这稍前的一段时间，昌耀同文联的某个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中看，这应是一位有着文联主要负责人官职的人。冲突的起因，当是这位官员对于昌耀诗歌的 （ 思想 ） 艺术倾向和基调，在诸如高亢与低沉、明朗与晦涩、歌颂现实还是一味怀古……这类标准上发出指责，并提醒昌耀注意写作方向。这种指责和“提醒”，无论在“反右”时期或“文革”期间，都是一个可怕的话题，而在1983年于文艺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中，这个话题仍然绝不轻松。尤其是对昌耀这类于此异常敏感的诗人，你可以说他的诗你看不懂，也可以表示不喜欢他的诗，但你绝不能拿思想艺术倾向——也就是政治问题来说事！

于是，就有了这次激烈的冲突，并因此而使昌耀“有如害了一场大病”。由此，便真应了“愤怒出诗人”那句经典性的俗话，昌耀随之而写下了《巨灵》一诗。虽然，这种具体的愤怒在诗中已转化为以祁连山为主体场景的浩然大气，但他也绝不息事宁人地在诗中留下了这样一笔：“请问：这土地谁爱得最深？”

在1980年代初中期，从大的范围来讲，衡量诗歌的标准，并未完全脱弃“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考核指数。并且，一首诗除了所谓的思想倾向外，它的艺术基调和形态，也成了一个问题。譬如体现了复杂意识情绪和语言经验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譬如昌耀这种传达了特殊地域物象和经验的“看不懂的艰涩”，都有了一种消极灰暗的嫌疑。然而，虽然有着同样的嫌疑，但诗坛上的青年朦胧诗人们，却因处在文化中心的北京等大都市，有更多的来自文化学术界的理解与呼应，反而领有了一份艺术先锋的荣耀；而处在边远省份的“缺氧”环境中，昌耀获得的，则只有郁闷。

在这同一时期，青海文化艺术界包括业余作者，除了一些昌耀诗歌的热衷者外，另外一部分人，对于昌耀的态度则暧昧而复杂。

第一类，如上述这位官员，他就真的看不懂昌耀的诗歌，而认为自己必须对昌耀进行批评引导。

第二类，因为昌耀的诗作不断出现在国内诸多重要的刊物上，而感觉到昌耀绝非等闲人物，但却同样因为对其诗“看不大明白”，而表示“不敢恭维”。

第三类，虽也不能完全明白昌耀的诗歌方式，却能充分意识到其诗歌价值。譬如作家孟伟哉，这一时期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位置，来青海挂职文化厅厅长，并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现代人》，昌耀的《旷原之野》那首长诗，就刊发在这份刊物上。记得他此后离开青海时，在欢送他的茶话会上，做了一次话题广泛的谈话，并就进入他视野的几位青海作家诗人进行了专门点评。他对昌耀点评的大意是：现在看来，昌耀的诗虽然不大好懂，但青海的诗人中，只有他写出了“气候”。

在其他场合表示了相同意思的，还有青海师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中国研究老舍作品的专家。

持这类看法的，其实代表了一种“北京式的”文化视野和尺度，但这样的人在青海太少，也难以近距离地构成昌耀的生态环境。

第四类则比较特殊，大致上是构成了昌耀主要生态环境的业内人士。一般而言，他们对于昌耀诗歌价值的判断力，不会有大的偏差。但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出于各自复杂的心态，有的对昌耀敬而远之；有的则故意漠然置之；另有极少数，则对昌耀的成就感到“难受”，时而放出一些阴阳莫辨的话，或做出一些不清不白的勾当。

譬如有一段时间昌耀曾多次告诉我，从外省给他寄到文联的信件常常丢失。最要命的是，曾有一家外地出版社，要编一套诗人丛书，并向被列入其中的他发来约稿通知。数个月后，当出版社已组稿完毕，并对他的没有反应表示不解，而再次来信询问缘由时，他才得知曾经有过这么一封信。然而，此时的他无论再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都已经于事无补。

更可恼的还有这么一件事：有次他去办公室，见到一封自己的电报，当他拿起电报正要拆阅时，才发现这个活儿早已有人替他“代劳”了。当他愤怒地追问是谁干的时，开始没有人作声；见他不依不饶，才有人轻描淡写地解释说，也许是谁看着给你的电报好奇，就替你拆开看了。

与文联的其他人相比，来自外地的编辑部、诗人、学者、青年诗歌爱好者寄给昌耀的刊物、个人诗集和信件是最多的。这样，就真的有人常常禁不住难言心理的驱使，而私自偷拆昌耀的一些邮件。私拆刊物似乎无关宏旨，拆开翻看之后再塞进信封，还原到属于昌耀的书报邮件架上也就罢了；而偷拆信件不是小事，于是被偷拆的信件也就随之永远“丢失”。

不知文联的其他专业作家，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但信件最多，又最容易引发一些人窥伺欲望的昌耀，无疑受害最深。

而邮件，则是昌耀通向全国并建立自己诗歌世界的唯一桥梁！

你叩打墙壁。你入室无门。

你爬上气窗看见房中邮件在你名下堆积。

看见你的一页电报摊开，早被强意奸淫。

这是昌耀1986年在《噱》这首诗中的诗句。不明原委的，把它看成是昌耀对现代生存中的荒诞感，荒诞性地描述，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它竟是昌耀实实在在的现实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