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思：在西部高原”

1982年5月，昌耀有一次小规模的外出旅行。具体的情况已搞不清楚，但感觉中应该是随青海省美协的三两个画家，带着一辆吉普车的采风写生式的旅行。

昌耀和青海省美协的画家们关系一直不错，前边说到的朱乃正，1979年后曾任青海省美协副主席、青海省人大常委。与昌耀有过更深层关系的方之南老先生，此时则任青海省美协主席、青海省文联副主席、青海省人大常委等。方之南和朱乃正在“文革”前都曾出任过《青海湖》的美术编辑，“文革”后《青海湖》复刊，另一位著名画家王复羊出任美编。他仍是昌耀的友人。1980年春，朱乃正、王复羊先后调往北京，美编工作由版画家、在1990年代出任青海省美协主席的佐良接替，昌耀又与之成为相交甚笃的朋友。这其中一个特殊的佐证就是，在这一时期，昌耀曾托我找南广勋，为佐良打造过一套搞木刻的刻刀。我们那个工厂名叫青海农机工具厂，但却与农业日用刀具类产品的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它是专门生产机床上使用的精密刀具——诸如钻头、插齿刀、剃齿刀、螺纹滚刀等刀具的，有的是好钢和锻工工艺。南广勋闻讯后欣然领命，请锻工车间的朋友，大材小用地打制了一套刻刀，成全了昌耀对于画家的友情奉献。

在1982年能够带上一辆吉普车去采风，应该是一种很奢侈的举动，只有文艺界的高级官员和著名书画家才能做到。这一次，诗人又享受了一回来自画家的友情。

从昌耀此后的诗作来看，此次的旅行路线应该是先从西宁到兰州，由兰州顺河西走廊西行至狭长走廊正中部位的张掖，再转头穿甘、青两省交界的祁连山峪口，折入青海祁连县境内的峨堡，继而返回西宁。

这次旅行回来之后，昌耀断断续续写下了五首诗：《 太息》《月下》《所思：在西部高原》《在山谷：乡途》《纪历》。五首诗虽然都是15行左右的短制，却颇值得一提。

上述的这条线路，对昌耀来说是一条意味深长的线路。他当年的流放地八宝农场，与河西走廊正好由祁连山一山纵隔。作为一个神思经常在地理山河中游走的诗人，他对祁连山另一侧的河西走廊，无疑有过心驰神往的猜想；而当他从河西走廊穿越祁连山的峪口，即将进入青海的祁连县境，对于暌违了15年的流放故地，应该更是心潮起伏。于是，他在《在山谷：乡途》一诗中这样写道：

在山谷，倾听薄暮如缕的

细语。激动得颤栗了。为着

这柔情，因之风里雨里

有宁可老死于乡途的

黄牛。

流放岁月中一切苦难的记忆不但被他略去，更甚至，他还把祁连河谷看成了使自己获得再生的精神故乡；把自己，视作山乡那苦涩而温馨的烟雨所召唤的黄牛。由此而在“近乡情更怯”的峪口眺望中，幻化出这样一重潮湿而明亮的意象：

前方灶头

有我的黄铜茶炊。

而这一意象，在紧接着的《纪历》一诗中有了进一步的延伸。这个“纪历”的含义在此应该是双重的：既是对流放岁月的记写，也是对此行历程的记写。对于前者，他仅以“大山浮动……牛皮靴/吸牢在一片神秘的沼泽”，置换了当年大量苦难而艰涩的物象，继而，又从此时月黑峡谷中幽幽的峭石群，感受到的“肃穆如青铜柱般之默悼”，追忆和祭奠那段难忘的岁月。最终从那个温暖在心头的黄铜茶炊，推置出那一时空中他自己的幻象：

黎民的高岸，最早

有一驭夫

朝向太阳顶礼。

这是一个从“炼狱”上升到“净界”的人，对他自己当年精神形骸的写真。画面陡峭、清旷、热穆，有一种顶礼朝圣的肃然。但这个朝圣者却是一个“驭夫”，如果你联想到他可能还提着一根赶马车的鞭子，并从昌耀此后经常头戴的那顶圆形礼帽，推演出他此刻头上的一顶卷檐草帽，那么，这其中便会透出一种中国西部平民兼具美国西部牛仔式的硬朗和浪漫。有趣和浪漫，这是一直潜伏在昌耀身上的一种天性，却因为人生的压抑过重而难得展现。1980年代中后期，昌耀有几张头戴礼帽、眼扣墨镜、一身灰绿色夹克装、背景分别是峭壁或沙漠的照片，那种双手斜插于口袋，头颅微昂，呈器宇轩昂状的姿态化形象，颇有几份牛仔之似。

与这种硬朗和浪漫相反的，则是他心灵中的柔软与悲悯。也就是在这几首诗中，还有这样几个意象：面对由明月和山中溪流白水形成的如在梦中的幻境，他在诗中写道：他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状的陶醉，“是不是因了匍匐茎上/那朝向山月昂首吹歌的/小小金蛇？”（《月下》）；而在山谷深处的松林间，“似有簌簌羽翼剪越溪流境空，/追逐而过，是一群正在梦中飞行的/孩子？……”（《在山谷：乡途》）。这种耽于家园幻象式的天真与温情，让人刻骨铭心。

多少年后，在我把昌耀这几首诗作，置放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中来考察时，突然发现了1982年5月的这次旅行，对于他的另外一层重要性。这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黏连着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西北腹地的主干线，昌耀敏锐地感受到了一个相对于诗歌而言的、新的地理文化形态和板块。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是，“西部”这个语词在其诗歌中的出现。这其中一首诗作的标题，就叫做《所思：在西部高原》：

西部的山。那人儿

听见霜寒里留有岁月嗡嗡不绝的

钟鸣。太寂寞。

是谁在空中作语：

——啊，世俗的光阴走得好慢！

我似乎觉得

高车部自漠北拓荒西来尚是昨天的事，

汉将军班超与三十六吏士的口碑

也还依然一路风闻，

可你们后来者

还听得敦煌郡献歌伎女反手弹琵琶么？

太寂寞。

凌晨七时的野岭

独有一辆吉普往前驱驰。

——远方

黄沙丘

亮似黄昏。

是的，此时是1982年5月，“西部”这个现今使用率极高的，指称“中国西部文学”或“中国西部地区”的语词，在此时的媒体和出版物上，却还没有“诞生”。我所说的是，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把它作为中国一片广大地域的指代名词来使用。

无疑，这首诗中所描述的这个地域，此前一直是用“西北”这个语词来指称的。若按此前的表述，也就是“所思：在西北高原”。但这个时候，昌耀的诗中却突然冒出了一个“西部”，这是出自他总是喜欢不同凡响的造词习惯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用意微妙的考虑？我想，这两者都不能排除。

在西部这个语词之前，曾先后有两个指称相同地域的地理指代名词：“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国的大西北”。前者，是一个包括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行政区划概念；后者则是与建设开发相关的文学抒情概念。譬如，直到1984年，新疆著名诗人杨牧的诗作《大西北，是雄性的》、章德益的《我应该是大西北的一角土地》等等。

而昌耀的这个西部呢？从诗中的表述来看，它已具备了一种历史文化内涵——由历史上在北方草原游牧的铁勒部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 （ 因其善造车轮高大的木车，故又被称之为“高车”部族 ）；出使西域的汉将军班超及其部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以及歌舞等等构成的，这样一个历史大时空。因此，这个西部的内涵，绝对不是上述的西北或大西北这样两个概念所能承载的。这是这个概念的历史文化指向。假如我们再联系到《纪历》一诗结尾的“黎明的高岸，最早/有一驭夫/朝向东方顶礼”——这一昌耀自喻中硬朗浪漫的美国西部牛仔式的形象，便很难排除他的这个西部，之于电影大片和小说中美国西部的联想和暗示。除了火枪加快马的传奇等等元素之外，西部这个概念为昌耀所看重的，则应是那种卓绝无畏的拓荒精神，冒险生涯中的硬汉气质。这应是这一概念的人文现实指向。它带有时代召唤中的开发建设内涵，但着重强调的，则是个体的人面对荒旷的大自然时，强势的生命能量呈示。

当然，此时的这一切之于昌耀并不十分清晰，但他无疑已感受到了一种方向。不久我们就会看到，随着他游历的足迹和思维的不断推进，综合了历史和现实的一个辉煌的西部大时空，将在他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中联翩展开。

而当我的笔触推展到这里的时候，是的，它将要转入对昌耀诗歌生涯一个重要区段——西部诗歌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