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寒之家的苦乐

从1981年起，和我一起在青海诗界说昌耀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南广勋。他是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同一车间的一位师傅。老南是北京“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一个学识渊博、内心清高，又极为有趣的人。当年在工厂时，他能跟人一边谈论微积分等高等数学上的学问，一边白话王力的《古代汉语》，并且引经据典，张口就来。当然，他还是“文革”中期的一位诗人，但只写过那么一段时间后就突然金盆洗手，有些羞与为伍的意思。而我自己当时有关“文革”前的一些诗歌阅读，诸如闻捷、李瑛的诗，诸如陆棨的《重返杨柳村》等，都是来自他的推荐。

上了大学后我曾专门回工厂去找他，随身带着昌耀诗歌的手抄本。他读完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然后一定要面见昌耀。见过面后他告诉我，很好，正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什么样子呢？不像诗人样子的样子，工厂里五级钳工师傅的样子。老南认为只有这副模样，才属于“大隐隐于市”的那种大人物。

南广勋从此又半即半离地一只脚踏进了青海诗界。在诗界逢人说昌耀者，由原先的一个变成了一双。老南的嘴皮子好，我说话的欲望强，我们两人组成了一对“黑白双煞”。

但这对锋利的“双煞”，有一次却被弄了个目瞪口呆。那是在一位我们颇尊重的名流跟前，再次说到昌耀，对方以玩笑的语气反问曰：昌耀怎么啦？他的房子比我住得好？他是个南方人，但能像我一样经常吃上大米？一个男人到了这么一个年龄，就该有责任把家安顿得体面一点，昌耀做到了吗？

这难道不真的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却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上想过昌耀。

是的，此时以诗歌闻名的昌耀，也同时以家境的清苦而闻名——但这一点，也许只是外人的感觉。

……

1979年3月，昌耀带着海南草原上格萨尔的旧部一家5口回到西宁后，“旷野的郡主”杨尕三高兴极了。20多平米大的那么一间房子，还是木头地板，这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杨尕三说：我喜欢城市，人多、有汽车、还能见到火车。我就是喜欢人多的地方。她大约是被新哲农场那样的空间给憋坏了。而跟着昌耀能过上这么一种城里人的生活，却应该是杨尕三当年的梦中，就隐约出现过的一缕光线。这正是尕三的不凡之处。2003年10月，当杨尕三与我等一行重返她的新哲农场，并站在切吉乡的大街上左右顾盼的时候，脱下羽绒服搭在臂弯，以一身合体而含蓄的时装示人的她，无疑是出众的。那种鹤立鸡群的美好感觉，应该是特殊的个人素质历经辛苦打拼之后，岁月给予她的回报。

当时的家安顿下来之后，昌耀每天就要按时上班了。留下急于出门看风景，必须上街买菜的杨尕三怎么办呢？密集的人流车流和相似的大街小巷，对她来说就无异于古代兵家的八卦阵，几个弯子一拐，就会再也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但这个难题却由王昌耀出招儿，杨尕三实施，很快就把它解决了。

解决的办法古怪而有效：先是昌耀带着尕三把该走的地方认真走了一遍，在获得了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记忆和路径方位感之后，杨尕三就开始放单飞了。怎么个放法呢？当年青海省委党校大门外的一些市民们，应该还有人记得那滑稽的一幕：只见一个行路的藏族少妇往前走上约20米时，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再走20多米，再画上一次……如此持续重复。回来时，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这个方向的路大致熟悉了之后，再开始另一方向道路的“求索”，继而不断扩大活动的半径……20多天后，杨尕三已能独自走到西宁北禅寺下的铁路边上看火车了。

在知情者的眼里，一个诗人的妻子，竟如一个化外之民似的如此这般，实在是一件心酸的事。而对杨尕三来说，这其中也并非没有过担心、惶惑。但她就是从寻找这样的路径开始，最终在这个城市的腹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朋友群体，并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工作。

“我们家当时成了文联的重点扶贫对象，”——杨尕三用了这么一个时髦的专业语词自我解嘲，“有的送大人小孩穿过的旧衣服，有的送过冬的洋芋、雪里蕻等蔬菜。”

大约是1981年，昌耀在西宁交通巷附近，分得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在我的感觉中，他们的日子一直比较清苦，但也绝不至于寒酸。昌耀似乎一直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保持着一个家庭，也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尊。

1983年的一天，昌耀专门跑到家里来找我，让我与他一起上街，帮他挑选一台电视机。他当时的解释是，自己的几个孩子每天晚上都是趴在邻居家窗外看电视的，邻居原本请孩子们到家里去看，但他不愿意孩子干扰邻居，就不许去，结果孩子们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看着孩子们那么可怜，干脆就下决心买一台算了。于是，我们就去买了，是一台14英寸的上海产英雄牌黑白电视机，450元左右，大约是昌耀三个月的工资总额。

关于这台电视机，我的叙述到此为止。下面是杨尕三的讲述：

老王买回来一台小电视，娃娃们高兴坏了。但他怕娃娃们调台时乱扭乱拧把机子给弄坏了，一买回来就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每晚陪娃娃们看。后来觉得这样耽误他写作，才把电视放到大房子里。但出差的时候，他又把电视搬到自己的书房，给机子贴上盖着自己印章的封条，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明锁一道地锁上。

昌耀如此精细，似乎也可以理解，但他加盖上自己“大印”的封条是什么意思呢？是要试一试自己这枚“大印”的权威性呢，还是对“文革”中这一特殊流风潜意识的拟仿？昌耀当时有两枚由一位东北金石家篆刻的印章，一为阴文，一为阳文，两方印章都深得他的喜爱。他不但曾专门向我讲述过，这两方印章在作篆和金石味道上的精妙，并在此后向友人赠送自己的诗集时，经常加盖上其中的那枚阳文印章。

当然，从杨尕三对这件事的叙述角度上，我们已能听出她对昌耀的不满。的确，就在搬进楼房、日子开始走上正轨时，两人之间的摩擦也多了起来。而诸如此类的“精细”，则是主要原因。比如每个月买粮油时，昌耀怕杨尕三算不清账，就事先在一张纸条上米、面、油逐一地写好价钱，然后一分不差地交给尕三，让她再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如此三番五次，最后连售货员都禁不住地笑道：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于是，杨尕三突然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其一她觉得昌耀把钱抠得太紧；其二觉得昌耀太小看自己，回来就找昌耀吵了一通。

约半年之后，杨尕三终于通过自己在西宁结识的朋友，找了一份临时工干——在河滩上给汽车装沙子。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壮大家庭经济的好事，昌耀却不同意。什么原因呢？杨尕三的说法是，昌耀怕她有钱后，在外边“行为随便”。于是，第一天打工回来后，尕三便被昌耀拒之门外，以示惩戒。尕三数番敲门而不得进，遂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起一块板砖拍向窗玻璃，然后越窗而入。

这是2003年10月，杨尕三给我的一段讲述。讲到这里时，她停顿了一下，然后一脸正经地向我表示：唐老师 （ 她一直这样称呼我 ），我不会写书，如果会的话，我比老王写的书还多。我们的故事太多了。

不久，杨尕三又在一建筑公司干上了小工，第一个月拿到70元的工资后，她示威般地一次买了一大袋子大米，心中发狠到：我再也不吃你那种“纸条的粮”了！此时粮油供应虽然还是以粮本核定的配给制，但却可以用高出配给粮的价格，买到“议价”面粉或大米。

杨尕三从此走上了不断跳槽，步步登高的打工之路。男朋女友越来越多，其个人从服装打扮到生活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也越来越快。

而她与昌耀之间的缝隙也由此产生，并逐渐加宽。

但杨尕三的叙述，无论如何都是建立在自己情绪立场上的叙述。在我和南广勋同昌耀来往密切的若干年间，尽管知道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但绝对不曾感觉到过他因钱的问题而窘迫。物质上清苦的诗人，自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和处事准则。倒是近十多年来，那些已经行走在小康之路上的文人们，往往为了获得赞助之类，在一些大小老板面前形同乞丐。

1983年，《 诗刊》社的副主编邵燕祥和编辑雷霆，通过当时的国家地质部到青海柴达木盆地采访，途经西宁时，在青海地质局招待所给当地诗人们作了一次报告。邵燕祥说起他与青海的缘分，称五七年反右时，他差点给下放到青海来“锻炼”。雷霆在一旁打趣道：如果来了就可能回不去了。邵燕祥随之平静地说：那样也好，我就可以和昌耀在一起了。台下随之“轰”的一下，继而一片窃窃私语。我想大家是由此掂量了一下，昌耀在邵燕祥这样的编辑和诗人心目中的分量。而当时昌耀并不在场。

当晚，邵燕祥们晚饭结束后，被昌耀邀请到家中，又“请了一次客”。什么样的规格呢？昌耀事后告诉我，我请他们吃了一顿西宁的酸奶。我一听身上顿时凉爽极了，这的确是昌耀的诗歌中，那种本土元素的方式，富于特色而又自然得体。

大约是在1985年前后，有一天傍晚我去昌耀的家。他将书桌上的一盒香烟推过来请我抽烟，而他自己却没动。昌耀当时的烟瘾很大，我俩常常在他的书房抽得乌烟瘴气。有一次杨尕三推门进来，一边用手扇着鼻子，一边说道：你们在里边感觉不到，我在那边房子闻着像要着火了。然后走到墙边开大了窗子。

但这一次，昌耀却没有动。接着他告诉我：文联下午开会传达文件，从明天起香烟开始涨价，涨幅是50%。我从现在开始戒烟。我问行吗，他则平静地表示，这无非就是一个不良嗜好，有什么改不了的。的确，他当时因吸烟过凶而经常剧烈地咳嗽。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则是赶紧下楼给自己囤积一批香烟。但他却告诉我：晚了，今天晚上整个西宁市无烟可买。

从那一天开始，表示戒烟的不只是昌耀一人，文联的烟民们似乎发起了一个比试决心的集体行动，包括新闻文化界我熟悉的许多人，也都坚定地表示要“重新做人”。但一个星期后都又纷纷倒戈。当文联的一位诗人再次和我坐在一起喷云吐雾时，曾心潮起伏地向我这样深刻了一句：我他妈的如果有戒掉这个烟的能耐，也就能成大人物了。昌耀不是戒了吗？昌耀？昌耀这样的怪人能有几个！

关于昌耀戒烟一事，此后成了一则新闻。一位中年诗人在刊发于《诗刊》上一篇呼吁改善诗人生存状况的文章中，就专门以昌耀的戒烟一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