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归来者”峥嵘亮相

1979年3月，在22岁时离开省文联的青年诗人王昌耀回来了。此时已43岁的他，仿佛一千多年前由大唐王朝派遣到吐蕃的一个使者，带着西羌牧地上格萨尔王的余部：他的土伯特妻子万玛措 （ 杨尕三 ），他们的汉藏混血子女王木萧、王路曼、王俏也——这些在另外一个时空中，或许可以披甲执锐、冲锋陷阵的草原子弟一同归来。

但此刻他们却形同难民。一家5口住进了省文联借用的办公地址——青海省委党校大院后面一间50年代修建的大平房内。

昌耀回到暌违了21年的青海省文联《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部，坐在原本就属于他的一张诗歌编辑的办公桌前。神情有点儿木讷、有点儿疲惫，但内心却波澜壮阔。

后来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从1979年开始的。而在这一由诸如《于无声处》之类的话剧，《 班主任》《伤痕》之类的小说，以及“星星画展”等美术界革命汇成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一马当先率先启动的，便是诗歌。以艾青、公刘、白桦、曾卓、蔡其矫、流沙河、邵燕祥、牛汉、绿原、彭燕郊、罗洛、黎焕颐、雁翼、孙静轩、杜运燮、陈敬容、郑敏、黄永玉……这些由当年的“胡风集团分子”和“右派分子”为主体的中年诗人群体，以“归来者”的名义，在不约而同中，实施了一次堪称伟大的诗歌联动，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深刻、也是最宏大的文学艺术复兴运动的大幕。

当此之时，中国大地上的诗歌遍地开花，以控诉、反思为主旨的中国的诗人们，说尽了人民心头的大恸、大恨以及大喜，而接受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度的致敬。中国继起的诗人们也遍地开花，并且在青年知识界和大学生群体中，引发了狂热的诗歌追星族。

与此相比，20多年后流行歌曲的泛滥及其追星群体，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玩儿闹”而已。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成为一名诗人的。此时，我是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的学生，读二年级。入学之前当工人时就已有诗歌发表，是有关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之类的政治抒情诗。我当时只会写这种诗歌。而此时，全中国的诗人们大都只会写诸如此类的诗歌。

一天下午，我去《青海湖》编辑部找人。办公室里坐着的两个中年人，似乎正在交流一些“故人”的信息。一个是青海文艺界我的熟人，另一个神色木讷的陌生人便是昌耀。他此时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自我一走进门，昌耀便条件反射般的，忽地从斜依着的藤椅中站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似乎是在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同时又像是以这种方式，向我这位陌生人致意。待那位熟人给我们做了介绍，昌耀请我就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等我再准备起身告辞时，昌耀又先我一步站了起来，礼貌得近乎卑微地送我出门。

他当时就是以这么一副神态，接待着像我一样前往编辑部的诸多登门者和串门者的。

如果问，流放岁月对昌耀有什么样的改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改变也仅仅是如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但就是在这个1979年，昌耀让我意识到了一位身在青海的国家级诗人的存在。

首先是1979年第5期的《青海湖》上，刊发了他的长篇抒情散文《海的诗情及其他》。这是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22年后，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亮相。全文由三个独立篇章组成：第一篇《海的诗情》，是写他与海的缘分与情感——1950年盛夏，他作为一名军中少年，乘坐威武的“铁甲列车”北上时，穿越南国人民欢送的花海，途经山海关时为战友们所欢呼的渤海……直到1976年10月，国家命运转折中举国欢庆的人海、旗海。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福，这样的痛快，这样的豪情淋漓，又这样清晰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他在这篇散文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种文学表述，这些话实在说得很“嫩”，但它却是一个人再生性的狂喜中，难以表达的表达。1979年3月，昌耀还写出了一首在他的诗歌中极少见的、类似于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那种体例的诗作——《啼血的春歌——答战友》，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当十年的虐风暴雪，还在我的梦中纷纷扬扬，

战友，我怎能唱给你一支“杨柳春歌”？

心灵的伤痕，最是难于修整平复；

记忆的橱窗，不好固扃加锁。

您不见：门前屋下，远归人才收乞食的陶钵，

十里长河，正为含冤的亡魂，化作素花的长河？

……

从民族的号呼，我懂得断而复续的琴弦，

何以那么……何以那么如泣如诉；

从祖国的创口，我洞悉醉而复苏的躯体，

何以这样……何以这样拼死拼活。

不，我并不需要无聊的诙谐，

痛楚的经历，只会教我深沉的思索；

不，我并不欣赏乏味的幽默，

严峻的现实，我倒相信好事多磨。

……

但是，对着硝烟初散的战场、重炮摧毁的松柏，

此刻，且允许一个脱下军帽的战士，暂作三分钟的沉默。

他就会毅然大步，向着新的地平线奔去，

让深仇拍打着爱情的旋律，他再把春风尽情弹拨。

接下来——

同年第7期的《青海湖》上，发表了他写于1960年代的组诗《落叶集》。

10月份出版的青海省新中国成立《三十年诗歌选》中，收录了他自50年代以来，写于不同时期的5首诗作。其中就包括这首《啼血的春歌》。

第12期的《长春》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他60年代所写的组诗《黑河柳烟》。

第12期的《湘江文艺》上，刊发了他1960年代所写的组诗《高原丰采》。

《 长春》是吉林省长春市的文学月刊，《 湘江文艺》是湖南省的文学月刊。前者，是昌耀朝鲜战场负伤后回国养伤的地方；后者，是他的故乡。

我们从这个大致的清单中不难看出，与文学界隔绝了20多年的昌耀，似乎一直不曾离开过文学，刚一归位就迅速地伸展开了自己的触角。其诗歌以“组诗”这种集束形式的发表规模，并能如此快速地“走出青海”，已经让人觉得颇为神奇，但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对他只是牛刀小试。

真正让我惊诧的，是他发表在这一年第10期的《诗刊》上，题名为《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这首110多行的诗歌。其中有如下的几行诗句：

九死一生黄泉路，

我又来了：

骨瘦如柴，

昂起的——

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

自读到这首诗至今，20多年过去了，它却一直让我刻骨铭心。这几行诗句，放在昌耀此后的诗歌中看，它们甚至就不是诗，而是从他倔强、执拗梗骨中推出来的一只铁刺猬。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前面的那句设问再重复一次：流放岁月究竟改变、或者说改造了昌耀的什么？答案很简单，除了外表举止的那种谦卑外，他的那颗“讨厌”的头颅，只是“讨厌”得更为凛然了。

还是在朝鲜战场上时，昌耀在他的写作和投稿时，就曾尝试过冲刺《人民文学》之类的刊物，而这首《致友人》则是几十年来，他的作品首次在国家级的刊物上亮相。而这一高昂着“讨厌头颅”的亮相，则明确地宣告了他此后的写作姿态；与丑恶的历史和屈辱的命运纠斗绝不罢手。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随着控诉反思性的“伤痕文学”主题铺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中国的主流文艺界传递出这样一种声音：走出过去，面向未来。这句话进一层的意思便是：忘掉个人的一己痛苦，面向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这个倡议没错，但没有被彻底清算的历史，对于未来绝对是危险的，就像人体内没有根治的顽症，它会在任何合适的条件下更为致命地发作。所以，昌耀在写于1980年初的《慈航》中，曾专门有这样两行针对性的表达：

我不理解遗忘。

也不习惯麻木。

这是中国文艺界由那些良知型的艺术家，发出的另一种声音。若干年后，这一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那位名叫巴金的老人曾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在中国建立一座“文革”档案馆——为了历史的不被遗忘！

出现在1979年后中国文艺界的这一现象，曲折地再现了发生在当年苏联的一幕，那是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描述的一幕：在结束了自己的流亡生涯后，日瓦戈医生与当初同样受过迫害的杜多罗夫，谈论思想和创作“合时”与“不合时”的话题。书中这样写道：“杜多罗夫的高尚言词完全合乎时代精神，但使日瓦戈气愤的也正是这些言词显而易见的虚伪性……苏维埃时代的知识分子把政治神秘主义当作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者所谓‘时代精神的顶峰’，日瓦戈听不惯这一套。”

《 致友人》中这颗高昂的“讨厌头颅”，是昌耀在中国诗坛正式亮相的一个序幕。

两个月过后的1980年，由原32开改为16开大开本，决心以崭新的面貌开创中国诗歌新气象的《诗刊》，在第一期上推出了昌耀长达500多行的纪传性长诗《大山的囚徒》。为了表示隆重，该刊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之下，配发了一个约占版面1/4规模的插图：一个伸展双臂的男子，对着远处的大山激愤告呼。

这首长诗，是中国文艺界“流亡者”群已往岁月史记性的诗篇，诗歌的《日瓦戈医生》；也是由“流亡者”群转换为“归来者”群之后，诗人们同题旨的诗歌中，终结性的诗篇。它在一个宏阔峥嵘的时空场景中，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以及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深层反思，推进到此时诗坛仅能看见的一个深度。

《 大山的囚徒》是昌耀在中国诗坛的一个正式亮相。对于除《致友人》外，此前从来不曾在这类国家级刊物上展示过身手的他，诗界众多人士的一个疑惑是：这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这么一个“角儿”？

当时的资深诗人罗洛在稍后为昌耀所写的一篇评论中，就曾专门留下了这么一笔：“不熟悉他的生活经历的同志，以为是在诗之国里又出现了一颗‘新星’。这种愉快的误会正好说明他的诗还保持着青春的气质和战士的激情。”

然而，昌耀诗歌的爆发才刚刚开始。

《 大山的囚徒》证实了我对昌耀诗歌隐约的预期，而我对他的诗歌潜在价值的认识，则是在此之前。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说过，这就是收入1979年10月出版的青海省新中国成立《三十年诗选》中，他写于1962年的《烟囱》。是的，我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诗歌，那种完全滤去了时尚社会元素干扰的拙朴、自然与纯粹，犹如原生态的民歌，有一种来自古老乡村的令人心醉的气息。

我说过，当时的我只会写那种中国诗人们都在写的政治抒情诗，尽管我已开始厌倦这样的写作，但对于如《烟囱》这样的诗歌，我只能心向往之而难以实现语言文体上的转换。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绝大部分诗人面临的一个死结。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它除去显示了昌耀那种特殊的语言能力之外，还表明了在1967年至1977年这10年无诗的空白期，他那种“脑力训练”式的写作，开始显示作用；并且，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外界诗歌信息的跟踪了解。比如对郭小川那种从1977年开始风行的诗歌语体，此时仍在新哲农场的他即已心领神会，并在自己的写作中做出转化性的反应。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复出之后，他才丝毫不觉手生，无须在外围作任何盘桓，而一步跨入书写《大山的囚徒》时的竞技状态。

我们在谈到苦难造就诗人这一话题，在看到“归来者”们底气更足地在1979年集体亮相时，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这其中又有多少当年的诗歌精英，被那一漫长的苦难所销蚀，在终于等到可以放开喉咙时，却因嗓子嘶哑而力不从心！

对于当时的中国诗坛，《 大山的囚徒》之于昌耀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显示着一种象征意义，人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以这样的一部诗歌大块，在诗坛上的一夜凸起，而并未意识到其中伏藏的某些非凡潜质。事实上，这首诗中已显端倪的那种大地性的品质，已经昭示了昌耀与“归来者”群不同的方向，及其可供持续延伸的底力。

但应该有人意识到了。比如当时《诗刊》社的副主编邵燕祥，以及编辑刘湛秋、韩作荣等。

昌耀此生如果有什么幸运的话，我想他最大的幸运，就是与《诗刊》社上述这些眼力不凡的编辑家们的相遇。

在此我首先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也就是在1979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昌耀竟然还写出了一篇1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作为投稿交给了《青海湖》的一位小说编辑。这是一篇以新哲农场的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其中穿插有大量的民歌俚谣，但却在那种外在的土头土脑中，错动着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那样的边地传奇色彩。这篇小说看得那位编辑惊奇不已，逢人便津津乐道，遂很快签发上去交给终审，但没想到却给这位终审毙了。

还记得1957年因长诗《大风歌》而被打成了右派的张贤亮吗？他复出之后改弦更张地写起了小说，并因那些“农场”题材的小说而成为著名的小说作家。

而昌耀，如果他的这部小说能够得以发表，并在这一方向上受到激励进而形成良性循环，那么，他此后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昌耀最初的“创作”，就是从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故事开始的，那是与小说最为接近的一种文体。

而《诗刊》社，却因为《大山的囚徒》而看准了一位诗人。他们给予昌耀的，不仅仅是以非常的篇幅和非常的编排推出了这首长诗，并且还给昌耀做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安排，这就是在这首长诗刊发前的1979年10月，专门邀请昌耀前往北京的《诗刊》社修改这部诗稿，进而以列席者的身份，旁听了于此间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届文代会。

对于昌耀，这是一种具有政治家思路的特殊安排。昌耀回来后告诉我，改稿其实只是一个名义，《 诗刊》社的负责人主要是为了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以对他此后在青海的处境改善壮一壮声威。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届文代会，距1960年召开的第三届文代会相隔19年，在这么一个黑色幽默般的19年里，中国文艺界的精英名士们，一部分人给整死了，一部分人给整废了，一部分人给整醒了。最初整人的人，此后又被另外的人接着整，此时坐在这个大会会场上所有从1950年代过来的人，都被循环性地起码整过一遍。劫后余生的他们，甚至是出土文物般的他们，痛哭的痛哭，道歉的道歉，反思的反思。气消了，火泄了，前嫌消释得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向前看。然后，由在整人与被整的漩涡中终于清醒了的周扬，以中国文联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呼吁文学艺术界的同仁，“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而奋斗”。

所以，中国文联的这个第四届文代会，又是一个在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化瘀活血、顺气鼓劲的大会；一大群10多年、20多年失去踪迹和信息的文学艺术家们，忽儿又奇迹般地在高堂华厅中重逢相聚的盛会。昌耀虽然叨陪末座，但毕竟是躬逢其盛。

1979年这一页马上就要翻过去了。而这一年对于昌耀来说简直就是否极泰来，吉星高照。别的不论，仅就活动空间和范围而言，几乎就是他20多年流放岁月的总和。

3月，从新哲农场举家迁返西宁。

4月，应邀前往北京探望伯母。

4月，由北京返回湖南桃源故里。

10月，再赴北京改稿并旁听文代会。

可还记得1965年昌耀摘除右派帽子后，写信给五叔王其榘要求进京探亲一事？五叔在拒绝了他的要求后，又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北京，是好地方，希望你自己创造条件来北京看看。”

我想，昌耀当时一定记牢了五叔的这句教诲，并把它溶化在了血液之中。

14年后的今天，他自己创造条件来到了北京，但不是来“看看”，而是以一位中国诗人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列席文代会。

我从菱形的草原那边来。

我在那里结识了昆仑山无言的沉默。

而今夜，我牵一匹吉祥的光羽也追逐着去了——

一辆辆诗人的轿车。

一乘乘狂客的宝马。

这是昌耀在《一九七九年岁杪途次北京吟作》中的诗句，其后的时间标注是“1979.11.14文代会旁听乘车归旅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