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告别荒原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

从这一年之前的1976年开始，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也同时标志着从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也为祸中国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的国家政治文件中把它表述为“十年动乱”。

1977年秋季，从“文革”开始后中断的大学高考制度恢复。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政治信号，标志着中共中央在廓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时，开始了对于“文革”及其之前极左路线的清算。冤假错案开始平反；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开始落实。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

也是在1978年，春节过后不久的2月18日，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特殊事件，跟昌耀形成了一种曲折关系。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王先梅同志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以及《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摘要 ）。此外，《 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此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 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组消息和评论经过报纸自身的传播，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反复播出，在全国各省市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王先梅是谁？

王其梅的夫人，昌耀的大伯母。

这一信息昌耀想必是通过报纸或广播已经知道了。这一时期逐渐明朗的国家政治时局的信息，昌耀想必是也悉数感应到了。他与他的同类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政治嗅觉最为敏锐的那么一部分人。

昌耀在兴奋中期待着。从1978年的5月份开始，他又恢复了激情的成规模的写作，但这一次不是诗歌，而是一组篇幅较长的抒情散文，总标题为《海的诗情及其他》，此后刊发在1979年第5期的《青海湖》上。

而此时，新哲农场的管理开始大规模地松动，一些原属右派问题的“就业职工”，已经不断地被原单位收回，更多的人则离开农场，找到原单位就近候命。

昌耀也开始了强度更大的材料申诉。申诉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求尽快复职，重新返回青海省文联。

其实，在此之前的1977年底，他就给主政青海的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写了两封长信。此时，他又给谭启龙的夫人、主管文化的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王传莹，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的部门负责人汪正海，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的主要领导古洪等，相继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但是，问题本该最易解决的他，此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这里且以他1978年8月9日写给严永洁副部长的信，来了解此一时期整个事件的过程。

严部长：您好！

我原是青海省文联干部，搞编辑与创作。因一般右派问题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去年，我曾给谭书记寄呈两封长信，恳切陈词请求复职，此信可能是转省文化局了，或者就是未寄到，总之再无下文。

此次，我从数百里外来省上访，幸蒙省文化局接待，我是十分感激的。但局里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们告我说：对我的问题他们原本是积极而热情地着手搞 （ 这是实情 ），后因省委召开了落实政策工作会议，规定文革前的问题，原是哪个单位处理仍旧归哪个单位落实政策。恰在此时省文联正式批准恢复，如此，他们就与宣传部联系，部里答复说，可将其问题转省文联。但文联至今尚未接办，也恐怕在一相当时期内尚还难能接办，怎么办？局里接待我的同志们又告我说：为了不致误我的大事，我的问题他们仍可继续搞，一并统计上报 （ 我为他们的诚恳负责大受感动 ）。但是，牵扯到指标问题，如果宣传部将来未给文联指标，就有所不便了，他们嘱我赶紧去宣传部谈谈此事。

事不凑巧，省委门禁如今特别森严，据说从本月才开始实行的。我去了。但我只能隔墙向大楼望一望，在传达室里呆一呆，最多是让我打个电话。

这样，我就只便给您寄上这封短信。

我的情况，也许无需多说了。这么多年来，我寄给有关方面的信确实不少，不下十万字了吧。

但是，我仍旧愿意在下面再写上几句赘语，这种心情您是体谅得到的——不过是希望组织上能对我的请求多给予一些关注。因为我希望早日站到革命的队列中去。

我希望组织上考虑到：我是保留公职的。我十三岁就参加了部队，虽无建树可谈，却为革命流过一点鲜血，是个三等残废军人。我二十八岁摘掉帽子，至今也已十四年。我也有心于文艺，虽无根柢，但我仍愿学习，仍希望有所贡献。

可能我在明、后日就要返回新哲农场去了。我未能得见宣传部和省文联有关领导同志，我很感遗憾。从理智上讲，我是无限相信党的政策的。从感情上讲，我的内心却又还不大踏实。这并不矛盾。各单位各部门执行政策的程度确实是有差异的，或者还有颇大的差异。

然而，我是多么希望得到您及各级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注！

恕我自荐了。

78.8.9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政策和办事机构衔接间的错位，昌耀正在被爱莫能助地踢着皮球；从而以一个提着一只廉价黑提包的上访者形象，在青海省委深宅大院之外的门卫工作室，焦灼如热锅中的蚂蚁。

而在同一时间寄给汪正海的信中，他还这样写道：

问题似乎不好再迁延了，据说，十月以前我省整个原右派人员的处理工作将告结束，然后，新华社将就全国的处理情况拟在十月发表消息。无论传闻确否，我总盼望省文联党组能够将我复职一事适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去。

1979年元月6日，青海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向青海省委宣传部上报了《关于王昌耀问题的复查意见》。这份《意见》在陈述了昌耀的个人基本情况和打成右派问题的经过后，对昌耀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甄别：

一、原省文联并未开除王昌耀公职。一九六二年湟源县撤销错误判决后，原省文联未及时收回该同志安排工作也是不当的。

二、王昌耀所写《林中试笛》两首诗，不属于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坏作品。

三、原材料所列王昌耀的错误言论，多系本人在批判会上主动检讨出来的，本人既未扩散，也不是别人检举的。

我们意见：对王昌耀同志应恢复政治名誉，收回我会分配适当工作；同时恢复原来工资级别。

1979年2月24日，“青海省革委会劳动教育工作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撤销王昌耀、剧谱劳动教养的批复》：

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

你会筹备领导小组送来关于撤销王昌耀、剧谱劳动教养的报告收悉。王、剧二人原因右派问题劳教的，现二人右派问题分别予以改正。经研究，同意撤销王昌耀和剧谱的劳动教养决定。

昌耀是1957年10月20日被打成“一般右派分子”，1958年3月离开省文联被送往乡下“监督劳动”的。数月后，又被湟源县法院做出“管制三年，送去劳教”的判决，从此一去不回。是的，尽管湟源县法院早于1962年就对这个“送去劳教”，做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更正，但由此看来，这个更正的法律文书并未生效。于是，昌耀头上那个1962年就已撤销了的劳教帽子，在1979年的此时又被“撤销”了一次。这样的荒诞，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黑色幽默”流派所表现的主题。

从1957年10月到现在，已经是漫长的22年。

至此，笼罩在他头顶上22年的乌云，终于被一风吹去。

1979年3月，昌耀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海南州新哲家场，回到暌违了21年的青海省文联 （ 从1958年3月送往乡下“监督劳动”到此时，他的流放生涯为21年 ）。

历史开始对昌耀，也对王氏家族的命运做出局部的修补。

1979年1月25日，昌耀的大伯父，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送了花圈。追悼大会由李先念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说：“王其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他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在敌人的监狱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革命气节”，“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炮制的‘六十一人’重大错案，使王其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对王其梅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予以平反昭雪。”

这个追悼会对于含冤去世的王其梅来说，可谓备极哀荣。

那么，导致王其梅含冤去世的“六十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六十一人案”始之于“文革”初期。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调查涉及的是1936年中共北平地下党工作的一桩旧事：当时以薄一波等人为首，包括王其梅在内的61位中共党员被捕，后经中共北方局提出，中共中央批准，61人与当局作了策略上的妥协后而出狱。而30多年后的此时，有人却揭发此事属于叛变自首，随之就有了这么一桩在中共历史上重大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掌控这一冤案的那个顾问，便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康生。王其梅由此而受尽折磨，于1967年8月含恨辞世。

昌耀的伯母王先梅，原先一直和进军西藏的丈夫王其梅在一起，在指挥部驻扎的西藏昌都工作时，他们的几个孩子则托养在成都保育院。到了1950年代末，王先梅回到北京调入轻工部，带着5个孩子在北京安了家。

王其梅被迫害致死后，王先梅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随后一家人到了轻工部的江西“五七干校”。

1973年干校撤销，一家人虽然返回北京，却备受歧视。此后，王先梅的大儿子报考海政歌舞团，虽然各项考核均合格，却因父亲的问题而被拒之门外。她成绩优异的上初中的小女儿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处处受到刁难。

王先梅决定不再沉默。1977年12月8日，她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简述了子女们的遭遇。邓小平随即批示：“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大儿子进入了海政文工团，小女儿考入了北京医学院。

再接着，就是1978年2月18日，《 人民日报》关于这一事件超常规的特殊报道。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家们，显然要以此事为契机，把对“六十一人集团案”的翻案，更把落实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的文章，做足做透。

而王先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弄出了这么一个大的响动。

历史再一次显示了它的戏剧性——伯父进军西藏的时候，昌耀来到了青海高原；伯母带着孩子们落难到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昌耀同时在青海的农场受罪；伯母在北京申诉的时候，昌耀也正在青海申诉。

这位与伯父一样对昌耀寄予过厚望，又因右派问题而对昌耀表示过恨铁不成钢心情的伯母，通过自己和一家人的不平遭遇，此刻应该完全理解了她的这位侄子。甚至，她此时最挂念的，就是自己的这位侄子。

因此，在王其梅的追悼会召开前夕，王先梅本拟邀请昌耀前往北京，与逝去的亲人道一声别，为共同的命运转折舒一口气。但当时正值家中的长媳分娩，多有不便而作罢。但这个心愿她一定要了结。1979年4月清明节前夕，她向昌耀发出了邀请。昌耀在自己的冤案平反之后，第一次去了北京。

受了20多年磨难的侄子并没有被击垮。说起往事，昌耀既不激昂，也不沮丧。已往的磨难已把他磨出了火候，很好！这正是王先梅想象的样子。

离开北京后，昌耀并未即刻返回青海，而是顺着京广铁路，径直去了湖南的老家。

昌耀自1950年孤身从军离开家乡后，距今已是29年。当年那个年仅13岁的烂漫少年，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一脸沧桑。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他，此时既是乡音已改，且鬓毛复衰。他是回到老家来了吗，而家又在哪里呢？他的桃源故乡，既没有他的家，也没有人再认识他。他千里迢迢而来，也许仅仅是为了凭吊，为了圆梦。昌耀此后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这次让他凄凉的故乡之行：

29年之后我有幸在桃源城关逗留半日。桃源已面目全非，我寻访的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座小木屋也已历史地消失了，在看似旧址的地方惟见一片煤场。我疲惫地坐在街边树阴。那是清明后的多雨季节，初晴才不久，我看着春水恣流的沅江从脚下浩荡而去。埠头有几只航船已升起炊烟，晾晒的花衣衫在船篷的绳索上摇摆，一切显得平和而静谧。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该介入其间的外乡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