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沙尘暴统治的荒原

新哲农场所在的共和县属于青海省海南州，而八宝农场所在的祁连县属于海北州，一个海北，一个海南，这中间的“海”，就是著名的青海湖。只不过，海北州的祁连县与青海湖中间还隔着一个地域广大的刚察县，而海南州的共和县则与青海湖直接毗连。青海湖东面20多公里的地方，就是湟源县日月乡的下若约村。这样看来，昌耀在青海的人生场景移动，始终是以青海湖为中心，而他本人此前和此后所围绕的，则是《青海湖》这份文学月刊的编辑工作。

海北州的全称，叫做“海北藏族自治州”，与之完全相同的是，海南州的全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这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居民，都是以藏民族为主体。

然而，这两个地区的民族历史渊源却大为不同，祁连山周边的广大地区，从汉代开始即属于匈奴人的势力范围，再往下延伸，便是强大的蒙古人政权的覆盖领地。所以，除了藏族外，这个地区的民族语言，包括现今仍生活在其中的蒙古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或突厥语族。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从属的地域势力范围，是向着北方延伸，与以阿尔泰山为核心的北方草原，联结为一个整体。

而海南地区自秦汉以来，则是羌人的生息之地。而羌人则分为先零羌、卑禾羌、烧当羌、河曲羌、戎羌、党项羌等诸多部落。其中的党项羌后来于北宋时，建立了以宁夏银川为核心的强大的西夏政权。在元代，党项羌人又被称作唐兀、唐兀惕或唐古特——昌耀的《河床》一诗中即有“唐古特人”一词出现。古代羌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国的云南北部、四川西部、甘肃西南部、青海西南部，和由此扇形围拢的西藏。其地域范围，和现今的“大藏区”大致相同。事实上，随着唐朝时期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大部分的羌人都融入了吐蕃，也就是此后的藏族。所剩余的，仅有现今四川西部的一支，仍保持着羌族的名称。所以，这一地区的民族语言，全部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

而海南州共和县在这一大区域中所处的位置，在唐代则是吐蕃政权的东部边地，朝东翻过日月山，就是湟源——唐王朝的实际辖区。因此，作为西部大草原开始的地方，从共和县朝东看过去，日月山便成了“草原门户”。

但诸多民族的生活区域和边界，从来都是一个移动的概念，它总是随着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而扩大、缩小或转移。

所以，在我们现今一眼望去草色苍茫，人烟稀少的这片地域，它在历史上却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征战，而有过无数个紧张、辉煌的时刻：

公元4年，汉代推行新政的王莽，即在共和县辖属的青海湖附近设立西海郡，而这个西海郡则又随着王莽政权的结束而废弃。

公元300多年，祖籍辽东的鲜卑族吐谷浑部进入青海，在现今共和县靠近青海湖的地方修筑伏俟城作为国都，时间长达350多年。青海湖内海心山上的神驹“青海骢”，就是吐谷浑人培育的“草原战车”。

公元600年，隋炀帝击败吐谷浑人，在伏俟城又设西海郡，并在现今与共和县南部毗连的兴海县黄河附近的赤水城，设置了河源郡。河源郡即有黄河源头之意。至元代，元世祖派遣招讨使都实等经海南的贵德至星宿海，探寻黄河发源地，绘出河源图。清代康熙年间，清皇室贵族一干人马又曾专门探视黄河源头，并绘成《星宿河源图》。昌耀1984年所写的《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一诗，即是与此相关的书写。

公元663年，归顺唐朝的吐谷浑首领、被封为河源郡王的诺曷钵，被吐蕃王国攻灭。

公元670年，唐派大将薛仁贵征伐吐蕃，双方大战于大非川——这正是新哲农场所在的切吉草原。此役，唐军失败。从此海南归吐蕃管辖。

随之，吐蕃人在这片地域留下了他们深重的痕迹，包括辉煌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这其中，还有这么几个事件值得一提：

公元640年，唐太宗将弘化公主嫁于河源郡王——归顺唐朝的吐谷浑首领诺曷钵。

公元641年，唐太宗又将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翻过日月山进入海南草原时，受到诺曷钵夫妇的热情接待。

公元710年，唐朝再将金城公主嫁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同样，金城公主也是经海南而进藏。

那么，海南果真就是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和亲的见证之地。接下来，它还将见证汉族诗人王昌耀与吐蕃之女的婚姻。

以上是海南这片地域土著民族的历史形态。

而海南地区人群构成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则是伴随着历代王朝的拓边政策，分期分批从中华内陆迁入的汉族移民。其中几次大的迁徙分别是：

西汉时期：王莽推行新政，将犯法者迁往西海郡，被迁者成千上万。

隋朝：重置西海郡、河源郡后，从内地调遣戍卒驻守，并大兴屯田。

唐朝：在海南境内驻兵七千，屯田戍守。

明朝；朝廷明确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遂成为移民进入海南数量最为庞大的时期。来自“江南、淮上、京畿” （ 亦即南京附近 ） 的移民，有组织地大批进入海南定居。

明清往后：随着地区经济往来的增长，众多的内地汉族商人和其他谋生者，又陆续迁入海南。

在青海的历史上，明朝大批量移民对青海人群结构的改变，影响极为深远。来自“江南淮上、京畿”的移民不但大量进入海南，更遍及以西宁为核心的东部农业区。以至现今西宁地区的本土汉族，大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的竹柿巷。1972年我在西宁读高中时，我的一位本地籍的同学就曾特意向我强调：我们其实不是青海人耶，我们的老家在南京。

1980年代，步入改革开放潮流中的青海省会西宁，在西门口地区立起了一座高约数十米、顶部嵌有24块照明灯的灯塔，成为西宁的一个景观性设施。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兴奋的昌耀，为此曾专门书写了一首题名为《边关：24部灯》的中型规模的诗歌。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他这样写道：

我们云集广场。

我们的少年在华美如茵的草坪上款款踱步。

看不出我们是谁的后裔了？

我们的先人或是戍卒。或是边民。或是刑徒。

或是歌女。或是行商贾客。或是公子王孙。

但我们毕竟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如此英俊。

这几行诗句，以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说尽了青海的移民变迁史。

1967年，作为海南草原移民史上的一批特殊移民，昌耀们来了。来到了海南州共和县位于切吉草原的新哲农场。他们是一群没有“刑期的刑徒”，也是一群诗人、编辑、艺术家、医生、高校教师……他们来自明代的京城南京，现在的京城北京，也来自上海、广东、湖南、四川、陕西……成为地区移民史链环上，一个粗大的特殊环节。

切吉草原的这个“切吉”是一个藏语，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切，是大；吉，是中间。所以，可翻译为“大草原的中间地带”。但这样说并不确切，因为这个曾经的大草原到了近现代，已不再是大草原，而是半荒漠乃至荒漠草原地貌，由沙漠、戈壁、稀疏草地混合而成。在青海的地形地貌称谓中，对此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滩”。因此，原先的切吉草原此时又叫切吉滩。这样，它的准确称谓应是“大荒滩的中间地带”，如果再书面语一些，就是名副其实的“荒原腹地”。

这个荒原腹地，的确处在共和县版图上的腹心地带。

诸多资料表明，中国西北的许多地区，都因干旱缺水，而发生过灾难性的生态恶化。比如西域的楼兰古城，就曾是一个绿树簇拥，碧水环绕的美丽城郭，而现今，已完全葬身于沙海，难觅残骸。

史书上也记载了包括切吉滩在内的广大地域，在东汉时期以羌人为主的畜牧业“牛马衔尾，羊群塞道”的繁盛景象。而《格萨尔王传》中，更是有着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史歌表述，“夕阳将坠，草原上一望苍茫/老婆婆赶着羊群/任凭它们散乱地移动/就像一顷顷柔浪/滚滚向前涌动”。

当然，那只是遥远的、游牧时代的场景。

对于地广人稀的大草原而言，每一次成规模的汉族移民的进入，都意味着一次“拓荒”垦殖。游牧民放牧的草场，就是汉民族眼中的“荒地”，所谓的“垦荒”，就是一代又一代移民唯一的使命。而从农作物需要的日照条件、地形条件、水利资源等要素来看，共和县及其西边毗连的更为广大的柴达木盆地，就是这样一个适宜垦荒种地的草原。摊开《青海省地图》我们就会看到，在北纬36°—37°仅这么一个纬度的网格区间，分布于其中的农场，几可称之为星罗棋布。事实上，这里正是青海各种农场的主体分布区。仅共和县，就有15个之多。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建立起来的这些农场，形成了有史以来对于青海西部草原最大规模的垦殖。

也因此，1984年出版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的《海南地区大事年表》部分，便专门有这样一条大事记载：

“公元1960年：全州以开荒为纲，滥垦草场。”

对此，《 概况》一书在其他部分还有进一步的教训总结：“在一个时期内，严重背离了以牧为主的方针，‘开荒为纲’盲目冒进，要把海南变成青海的重要粮食基地。在这一错误方针指导下，大办国营农场 （ 这其中的主体部分就是劳改农场——燎原注 ），机关农场，要求牧业公社实现粮食自给。毁草开荒的结果，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流沙不断扩大，造成牧业和农场两败俱伤。”

“使流沙不断扩大”的原因，首先是草场植被遭到破坏后，其下的沙壤裸露。但这沙壤凭借什么扩散呢？这就是风！在中国的大西北和内蒙古草原，说到“风”这个词的时候，总是有另一个词——“沙”，如影随形地连在一起。而共和县的切吉滩，几乎是世界上风沙最大的地区之一。

《 青海自然灾害》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明：由于地形的狭管效应，地处柴达木西沿的茫崖，年均8级以上大风的日数为110天；而地处柴达木东沿的茶卡，大风最多年份高达186天。而共和县的切吉滩距茶卡直线距离约为60公里，就处在这一大风走廊东端的正中部位。

《 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专门有这样的说明：共和县的切吉公社，是有名的“沙窝风口”。“风日多集中在三月份前后，大风一般出现在午后至傍晚，最大风力平均达9级，瞬间最大风力大于12级。有时大风连续数日，伴有浮尘、扬沙和沙暴。”

这个“扬沙和沙暴”，也就是20世纪末期以来，每年春季动辄袭击北京，乃至漂洋过海进入日本上空，让人们谈之色变的沙尘暴。当然，这个沙尘暴并不一定是来自切吉滩，但无疑是来自被放肆垦殖的大西北和内蒙古草原，这便是“大自然的报复”。

那么，切吉滩的风，到底能“威风”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一位当事人，为我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平时人在荒原上行走时，随着一霎时的狂风骤起，只要他警觉地朝着西边一扭头，就会看见一段高约几十米的土浪冲腾的城墙，以推土机铲刀的那种气势，齐崭崭地推过来 （ 这种景象，在《格萨尔王传》和一些神话典籍中，就是典型的“风樯阵马”，或者“西天妖阵”之类 ），这时候的人，已根本无处遁逃，便只有就地卧倒，等这段风墙推过去之后，再土行孙般地从沙土下拱出。因此，所谓的“农田”，对于切吉滩某些地方的农民来说，竟成了一个捉摸不定的概念。今年他们是在沙丘的西边种地，明年也许只有在沙丘东边，才能找到他们的地。于是，便有了“朝为农田暮为沙，不知何处种庄稼”这样的民谣。

这种“横扫一切”的风暴，1977年在共和县的石乃亥公社上演了这样的一幕：11月的一天大风突刮，草场上的388只羊如同树叶般被平地卷起，当这群可怜的生灵还没等到进入白日飞升的奇幻体验，又如同陨石雨般降落在远处的布哈河中，随之悉数溺毙。一位放牧的牧民，也随之丧生。

共和县1979年的灾害记录则是：1—4月刮8级以上大风57次。农作物受灾1.8万亩，损失种子26万公斤 （ 亦即种子播入土壤之后，又被大风卷走 ）。切吉公社1.1万余只羔羊，几乎死光……

而它冬季冰冻六尺 （ 冻土层深达两米 ） 之奇寒；曾经打死过儿童、成人的最大直径4厘米的冰雹雹灾等等，我不再一一备述。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神话。

因此，这又是一个因变幻莫测的自然之手的操纵，曾经盛产史诗并一直产生神话的草原。

在这期间，就真的有类似于神话的事情，发生在昌耀身上，不过却是政治神话。这第一个神话，我们且听昌耀自己讲述——

此事就发生在新哲农场 （ 这个场名的文化气味最初曾使我激动不已，以为其间真有什么“新圣贤”的熠熠灵光可待昭示 ），六十年代末期，我与一批牛鬼蛇神调往场内有名的严管队——五中队。行李搬进屋，当小组长拿着一把木尺公平地正忙着在土炕上丈量每人应得的一席之地，我忽发奇想，问组长当过兵否，东北人否，在1950年的114师文工队当过队员否，待对方一一首肯，我两眼大放光彩：“那么，你就是后来给师首长调去当警卫员的刘福臣同志？”真绝，同在朝鲜战场的一支文工队里共事的战友，差不多二十年过去，又咋会在青藏高原的劳改营里并肩睡到一铺炕的呢！

这两位曾经的共和国的战友，如此不可思议地以这样的身份在这里重逢，这难道不真像一个神话？

另一个神话，发生在昌耀们即将撤离祁连山流放营地的前夕。那一天，场部负责人在大会上宣读了诸多文件后，又公布了一个令众多“囚徒”们都惊奇的组织材料：拉洞台一队的王昌耀，其政治身份属于工人。而这一身份，在即将转移到新哲农场的近千名“囚徒“中，唯有昌耀一人。

毫无疑问，在彼时彼刻，这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身份，它意味着昌耀在政治上已被漂洗清白，不但已经属于“人民”，而且是人民中“工人阶级”的一员。

然而，这对昌耀与其说是荣幸，更不如说是悲哀——不少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先后都离开了流放地，或被原单位收回，或者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唯独孤零零地留下了昌耀这么一个“工人”。更具讽刺乃至神话意味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个国家政权的专政机构，此时却管制着一个政治身份上的“工人”。

位于共和县荒原腹地的新哲农场，也同样处于青海劳改农场聚集区的腹地。距它东南方向约50公里的，是塘格木农场，距它西北方向约50公里的，是哇玉香卡农场，这中间除了稀疏的属于共和县行政区划的自然村，大体上便是由这些农场的诸多分场呼应衔接。

与祁连八宝的“劳教”农场显示着原则性区别的是，新哲农场属于“劳改”农场。而与塘格木等众多“劳改”农场又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农场没有监狱，看不见枪支押解下服刑人员田间地头的劳动改造。在昌耀们到来之前，新哲农场的人员主体，是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当时约一千人。加上从八宝农场合并过来的一千人，就成了两千人。劳教人员在政治身份上要高于劳改就业人员，所以决策者便在待遇上搞了一个等级差，其具体体现，就是每月可多供应一斤肉。

扩编成了两千人的新哲农场，重新编制了建制系统，除了场部直属系统的医院、小学、火力发电厂、粮油加工队和汽车队之外，其生产劳动的主体部分又分为三个大队，十个中队。昌耀这个工人身份的牛鬼蛇神，就被分到了他前边说的以管制严厉而出名的五中队，而这个五中队，则地处远离场部的一个无名荒滩。这个无名荒滩，此后在青海省地图上，便有了“五中队”这么一个名字。

我曾问过与昌耀一同转移到新哲农场的刘启增这样一个问题：八宝农场与新哲农场有什么不同，在你的感觉中，新哲农场是否稍好一点？

刘启增的回答是：能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倒真有，这就是在八宝的时候，管教人员还把我们当右派看，而新哲农场则把我们直接当成劳改犯。

无疑，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从来就没有过面对右派们的概念，凡是他们管辖权限内的便必然是劳改犯。所以，顺着这个惯性，才有了五中队这么一个更为严厉的严管队。

时间又过了一年多后，新哲农场的管理者，突然在有关档案文书中发现了昌耀的“工人”身份，这才意识到，把昌耀分到严管队，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虽然不管这个错误犯了多长时间，但他们总是“有错必改”，随之，便将昌耀调往直属于场部的“试验队”。这是一个带有科技试验职能的农业生产单元，昌耀的工作当然不是搞科学试验，而是一如既往的干活种地。但作为又提高了一档政治身份的物质体现，他所获得的优惠待遇是，每月比原先多供应了一斤大米。由此还可以看出，虽然都是在劳改农场，管理者却为从业人员划分了极为细密的身份待遇等级。而这些从业者，便在这样的政策中，为着再上一个待遇等级而奋斗了。

2003年9月30日，我们一行5人从西宁出发，前往共和县的新哲农场，探访昌耀当年的这第二个流放地。

汽车于上午11时穿过共和县城后，我们接下来几乎是在空旷无人的荒原公路上行驶。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塔拉”是蒙古语，亦即“大台地”或“大荒滩”之意。而这几个“塔拉”委实是太大了，大得让人感觉不到边际。直至汽车到了塘格木农场附近，才有了人群聚居的气息。而就在汽车即将穿过这相当于一个乡镇格局，由监狱、管理机构、学校、商店等组成的农场场部时，我才突然感觉到，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是1990年我在青海西宁作记者时，前来这里的一次采访，缘由是当年的4月26日，这里发生了一次7.0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不但使省会西宁震感强烈，甚至波及甘肃省会兰州。地震之后，一行记者到达这里，农场的大片平房已成废墟。后来的确切数字是21217间房屋倒塌，120人死亡。据当时陪同的青海省劳改局官员介绍，地震发生期间，监狱的服刑犯人表现极为出色，不但无一人趁机逃跑，而且尚在余震中，就开始积极投入到抢救工作之中。这无疑是人性之善的一次集中表现，也当然还是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过了这个农场不久再往荒原腹地进发，我们的行车路线开始变得含混。从2000年出版的《青海省地图册》上看，这一区间不再有自然村落的名称标记，错落在其间的行政地理名称分别是：塘格木七中队、塘格木九中队、塘格木三大队、新哲二大队……新哲农场——它们，是否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地理名称？

荒原上的路径很多，但却没有明确的主干道。起先我们胸有成竹，因为车上坐着一个权威性的向导，这就是日月乡那个尖尖的妹妹杨尕三——1965年在昌耀身边金豆子般蹦起，要帮昌耀讨回彩礼的人物。而新哲农场，则是她此后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岁月，并生活了5年多的地方。

但此时的杨尕三，也在我们不断的道路选择中，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

是走这条路吧？我大声询问身边这位当年的土伯特美人。

是啊撞 （ 大概是吧 ）。

车上的另外三位，是青海省政府小车队的青年司机—— 一位业余摄影家，以及诗人肖黛和葛建中。远处散落着一群羊，羊群在石头上吃草。有羊群的地方肯定有牧人。我去问路吧。

跑了数百米到跟前一看，有一个藏族牧羊女。牧羊女正斜枕着石头看天。

嗨，你好，我们要去新哲农场，新哲怎么走？

被突然惊扰了的牧羊女疑惑地看着我，等我把刚才的意思，再用藏语单词以汉语句式表述了一遍后，牧羊女笑了笑，然后把手朝着远处一指。

周围空无人烟，更不见帐篷和村郭，而这个孤零零的牧羊女，她又来自什么地方？在她刚才枕着石头看天的时候，天上又有什么？那里是否真有仅她能听到的天籁，或者是隐匿于空中的“告天鸟”——云雀的声音？我知道，它们是这片草原上仅有的歌者。草原上的云雀不仅能从地面啼鸣着直冲云霄或垂直下落，而且能微微扇动翅翼，悬置云空达数十分钟之久。那似乎是一次拼尽一生气力的绝技表演，在这样的高空悬置中，它们枉自长啼，歌声颤颤，直到力竭。就像俯偎大荒中喉头泣血的诗人。

而昌耀，是否也曾有过无数个与这牧羊女相同的时辰，在百无聊赖的孤独和寂寞中，躺在荒原上谛听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云雀的啼唱？1981年，昌耀就真的写过一首题名为《关于云雀》的诗：

……

云雀是飞鸣的鸟。

而那个栖止在猪背啼叫的

只是寒鸦。

我的大漠上的小路，因之

才有这么繁富的色彩么？

现在，牧童枕着手臂

又怅望秋空了。

……

这首诗，传递了荒原上难耐的孤独和寂寞，只是他笔下的那个牧童，在我的亲眼所见中却是一位牧羊女。

我们的车子于下午2点到达了新哲农场的场部。但这里已成了切吉乡政府的驻地。1980年代新哲农场撤销之后，距其约七八公里的原切吉公社便搬迁到了这里。再接着，“公社”改成了“乡”。

秋天是切吉滩最好的时节，但即使在这最好的季节里，也并无什么可言的风景。唯一给人留下印象的，是1970年代中期栽植的白杨防沙林，它们虽然并未连绵成蓊郁的林带，但从一路空旷的大荒原上看过来，它们在一个个局部区域的集合排列，多少给人以荒芜中的现世人烟气息。

场部还保留着当年的基本格局，包括当年召开大会或宣判、批斗什么之类的大操场和主席台。而在这个小镇的郊外，杨尕三带着我们居然找到了昌耀当年的“家”。它此时已经是一长溜颓圮状态中的残垣断壁，亦即当年一长溜地窝子式平房所依据的后墙。沿着这溜后墙，以间隔3.5米的横墙一一隔断，就成了一个个的家庭单元。而这个横墙的长度，大致上也是3.5米，两个3.5米相乘后得出的12.25平米，就是每个家庭单元的总面积。我此时一个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地盘面积如此广大的荒原，并且除了房顶的椽子外无须再用其他建筑材料，为什么就不能把房子面积扯得大一些呢？回去的路上我把这个问题说给了杨尕三，杨尕三沉默片刻后说：不知道。接着她又说道，再见到这个房子后她心里特别难受，因为这个房子连现在农村人的猪圈都不如。

而这个房子的地面，那一天真的就有一头被墙土塌压在下面的半大的死猪，由于是一头白色的猪，加上时间长久，所以，极易和土色混淆。我看见后心头忽地一凛，有一种极恶心的生理反应，故没有告诉其他人。不知杨尕三是否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装作视而不见，终而又给我做出了猪圈的比喻。

那间房子，准确地说其实是一个黑匣子。它四分之一的部分在地下，四分之三的部分在地上，除了门，竟没有一扇透光的窗子。这样，如果你从阳光下推开门一脚踏进去，由于眼睛不适应的缘故，就如同一脚踏进了黑洞洞的地狱。

在这里，且让我们记下这间房子，因为昌耀此后在他那首《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中，专门有与之相关的描述。

而杨尕三之所以能在那一溜坍颓的后墙中找到昌耀的家，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标志性的设施——在后墙上掏了一个窑洞形状的窗子。这个窗子平日封堵住的时候，是用来放置碗筷的，如果开启之后便转换出另外一重功能：人可以从中爬出爬进，干什么呢？杨尕三的回答是：“偷菜。”

这溜断墙之外，就是农场试验队当年的菜地，足有数十亩的规模，被断断续续的白杨林带围拢了起来，此时齐刷刷地长满了等待开镰收割的“麦子”——但走近一看，却是干黄茂密的芨芨草。

这显然是已被撂荒了许多年的农田。

这也就是说，当年的“拓荒者”们从草场上垦殖出了农田，最终，又把农田以撂荒的方式还给了草场。不知道这是人的无奈，还是因着沉重的代价付出，而学会了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或者干脆换个角度说，是对于大自然的屈从？

大家从以上的文字中可以感觉到，我叙述中昌耀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变更了。从下若约村杨家的二女儿杨尖尖，变成了三女儿杨尕三。是的，随着1966年后昌耀婚约关系上的又一个故障，杨尕三逐渐成长为昌耀身旁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