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八宝农场焚书的大火

当全中国人民都在写给亲人的家书中，这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狂飙为我从天落”般地开始了。

1966年8月1日到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这个革命一革就是十年。从此后到迄今为止的国家标准文本中，它有一个专门的简缩术语——“文革”。

关于这场革命，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对其性质、目标和形式作了明确规定，其目标就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形式则是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与1957年的“反右”路数完全相同。只是斗争的对象变了——原先各次运动中一直领导群众斗争各类“坏人”的各级“当权派”们：从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人民公社的社长到县长、省长、部长、国家主席，一律成了斗争对象。

这场斗争的主力，首先是各大中专院校乃至普通中学的学生，由这个主体生成了一种叫做“红卫兵”的组织，并迅速漫延为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其次，则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这个被称作“人民”的中国最广大的群体。随着革命的进展，工人群体逐渐取代了青年学生的位置。这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发出过一个“最高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说的话，在“文革”中一律被称作“最高指示”。

“文革”初期，这个革命的确是从文化开始的，这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旧与新的标志性区别，是以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为界限。界限之前的被视为带有“封建”文化意识色彩的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都属于“四旧”。于是，无数的古董字画被搜抄、查封；作为“封建迷信”载体的寺庙当然要被捣毁；全中国诸多的道路、店铺和科教文卫设施相继更改名称。诸如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我的老家，陕西省礼泉县的药王洞公社药王洞大队改成了“红卫公社红卫大队”。破“四旧”还包括什么呢？在我们的家乡还包括青年女性的发型，亦即剪掉作为“旧风俗”或“旧习惯”的辫子，改成女民兵那种飒爽英姿的齐耳短发。1966年我10岁，正在陕西老家读小学。至今记得极清楚的是一次开批判大会，全大队四个生产小队的男女老少集合在一起，就听到一少年率领大家呼口号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我们第四生产小队的青年女性：少年领一句：“破四旧！”底下和一句：“立四新！”再领一句：“请四队。”再和一句：“绞帽根！”“帽 （ 毛 ） 根”在我们的关中方言中是指头发，这与他们所指的女性的辫子而言，显然是词不达意，但鉴于大家已经意会了的原因，更为着口号韵律的铿锵，也就管不得那么多了。

对此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惊诧于人在革命中，会于突然间变得让人刮目相看。那个领呼口号的，是一个上小学连留三级后，留成了我的同班同学的家伙，他平时写作文总是驴头不对马嘴，但“革命”后竟这样无师自通的聪明了起来，并突然就变成了小小的风云人物。两年后，12岁的我也成了红卫兵，写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抄写大字报，将背诵的毛泽东诗词用之于大批判文章……如果认真论计起来，我的写作道路似乎比昌耀更早一些，只是与文学无关而已。“文革”用它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成为垄断了起码是两代人的文化资源。但那棵树上，此后并未结出像样的果实。

“帽根”都要绞了，还有什么不在被破除之列？

与查抄古董字画同时进行的，是查抄收缴属于“封资修、大洋古”范围的图书——那些木版刊印的历书、卦书、麻衣相书、中医药书、四书五经、《 说唐》《三国》之类，就像当年土改时，查抄地主富农的地契“变天账”一样，通通被收缴。此举在我们传统文化发达的陕西关中如此，而在青海八宝农场的拉洞台两个队，更是被成倍地放大。因为拉洞台的这两个右派队，实际上就是八宝农场的书库。这里的图书，不光是1957年、1958年这些右派被送入农场时最初带来的那些，随着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整个环境的趋暖，这些右派们在能够回家探亲时，又补充进了大量的书籍。并且，此时已经有人利用早晨出工前的时间，开始温习俄语、英语之类的外语。而至于昌耀在前边提到的《毁灭》《铁流》《士敏土》《马尔华》之类的苏联小说，更是大家共同的读物。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更为专业性的图书，诸如石版印制的《纲鉴》，以及《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也包括昌耀的歌德、聂鲁达、洛尔迦、勃洛克、希特梅克等欧美诗人的诗集，《 文心雕龙》这类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我在本书的第一章已提到了拉洞台这次查缴图书时，昌耀与作为组长的刘启增在《文心雕龙》一书上气恼得直跺脚的“讨价还价”，但他失掉的却不仅仅是一本《文心雕龙》，他自己的藏书，拉洞台这个右派书库中的书们，基本上正好符合“封资修、大洋古”这一范畴。

被收缴的图书坟冢般地堆在拉洞台一队的场院，接下来就是用一根小小的，魔棍般的黑头火柴把它们点燃。“当年一把焚契火/化出万杆红旗来”，这是四川诗人陆棨于距此两年前的1964年，在组诗《重返杨柳村》中写出的名句，记叙的是当年土改时焚烧地主地契的情景。而在纸中灌了铅 （ 字 ） 的此时这沉重的一大堆书，实在难以倏地一下子“化出万杆红旗来”。它们更像一个阴燃的大煤堆，那么抗拒般地，磨磨蹭蹭地燃烧着，一直烧了一天一夜。这期间，刘启增记得清清楚楚，天空突然下了一场阵雨——显然是老天爷发怒了。阵雨过后，管教人员又搬来了两桶汽油泼到书堆上，点燃汽油后再烧，才总算烧完。那之后，是两大架子车的书的残骸，被从场院中拉了出去，像一次送葬。

这相同的一幕，在我们这个以发明了印刷术和火药而自豪的文明古国，竟于不同的地区和角落同时上演。四川著名的右派诗人流沙河，此后以诗歌记述了他的《契诃夫小说集》等书籍被投入于这场火海时的情景和心情：“山羊胡子夹鼻镜/你在笑，我在哭/永别了，契诃夫！”

使昌耀在“文革”初始就受到创痛的，不仅仅是他视之若命的，就靠它们支撑自己精神的这些藏书。另一个噩耗从第二年传来，1967年8月15日，他的伯父王其梅，中央军委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少将，此时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 当时各省区的书记之前还有第一书记、乃至第二书记 ），西藏军区副政委，边防委员会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民族委员会委员，在“文革”这场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斗争对象的革命中，被摧残致死，终年53岁。

王其梅此时是陷入了一个包括中共元老薄一波在内的历史上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因叛徒之名而含愤去世的。

不知道伯父在去世前的那段日子，是否会突然体会到，他的侄子王昌耀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的冤枉和悲愤。

接下来的事情离昌耀比较遥远，但却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1969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被迫害致死。

1969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摧残致死。

拉洞台这场焚书的大火烧过之后没多久，也就是1966年的11月，突然传来消息：祁连山的八宝农场要撤销了。这个在祁连山腹地铺开了上百公里的摊子，鼎盛时期有8000多人的“青海省八宝企业联合公司”为什么要撤销呢？不知道。

但八宝农场真的要撤销了，经过场部和相关上级部门的重新部署，农场的一部分人员被分解到了青海海西州等地的其他劳改农场，而以右派为主体、包括昌耀在内的约一千人，则被迁往位于青海共和县的新哲农场。

这批杂色的人群于1966年底从祁连河谷连根拔起，乘坐大卡车于1967年元旦的这一天，到达他们晦暗人生的第二个流放地——新哲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