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土伯特的女儿们

也是在亢奋写作的1962年，昌耀还写出了一首题名为《良宵》的诗，这是一首与他同一时期的作品差异明显，透露了他另外一重心思的诗作。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这在山岳、涛声和午夜钟楼流动的夜

是属于你的吗？这使月光下的花苞

如小天鹅徐徐展翅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不，今夜没有月光，没有花朵，也没有天鹅，

经过对这一组“柔情蜜意”的幻象否定之后，他紧接着这样写道：

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生满菌斑，

……

我的须髭如同箭毛，

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啊，你自夜中与我对语的朋友

请递给我十指纤纤的你的素手。

这首诗写于1962年的9月14日，在考察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此时的昌耀已经26岁了。这个年龄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它是一个爱情需求欲旺盛，并具有旺盛的爱情消费力的年龄。

在艺术创作中早熟的昌耀，其情感腺系当然也不迟钝。早在1954年河北荣军学校期间，18岁的他就和保定师范的那个小露姑娘，搞过一次像模像样而又伤感的恋爱。到了1957年前后在青海省文联任编辑和创作员时，非常看重昌耀才华的画家方之南，又为昌耀介绍过一个对象。这是一位与方之南有着亲属关系，在西宁某师范附小任课的姑娘。如果不是昌耀随后成为右派而流放祁连山，那么，昌耀的人生伴侣很可能就是她了。

但是，一个被打成右派，再加上判处三年劳教的人，能有条件谈恋爱吗？他自身对于爱情的需求，也只能强制性地自我抑制。当然，压抑之后便是强烈的反弹。而反弹则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1961年4月29日三年劳教期限到期后，他劳教身份的自动解除；既而是1962年上半年，湟源县法院对上述错误判决的“撤销”——尤其是这个来自国家司法机器的“撤销”，对于昌耀的心灵抚慰作用是巨大的：我被委屈了，但这个冤案得到了改正，这个冤案能得到改正，右派的冤案也同样应该能够得到改正。他由此看到了令他鼓舞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他在理论上已于此获得了自由之身。关于右派问题的申诉之路至此开始，而另一方面，心灵中暂时的扬眉吐气，则使他爱情的情感生理机能，由恢复而至强度反弹。于是，就在依旧的祁连山流放地，他的意念中幻化出了“新嫁娘柔情蜜意的夜”和月光下小天鹅徐徐展翅的花苞这样的幻象。

而这个夜色中与他“对语的朋友”，这个被他吁请着递来“十指纤纤的素手”的人，又是假想中的谁呢？是遥远的小露姑娘，是西宁的小学女教师？或者是对艺术舞台上小天鹅舞蹈的遐想中，幻化出来的抽象女性？我们无从猜测。

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母亲自杀，父亲因劳教而与他的父子关系早已形同虚设，伯父、叔父也与他没有了书信往来的这个时候，他在心灵情感上已经失去了任何依托。进一步地说，他已成了一个彻底无家可归的人。

这应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当一个人真正到了这种地步，他所从事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不但他的痛苦没有人分担，甚至他在孤立无援中奋斗出来的成就或喜悦，也没有人来分享，或把它当成一回事。这样，他将从根本上失去自我支撑或奋斗的动力。

所以，这首《良宵》的出现，在透露了他渴望爱情的背后，更有着他对心灵和情感有所托付的渴望，亦即对于“家”的渴望。

但现在，能够提供给他以“家”的想象的，只能是北京的五叔了。然而，他又清楚，虽然他已获得了理论上的自由之身，但依他此时仍然的右派身份，那无疑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家”。

他的心情那么大大地轻松了一下，接着又被更为艰巨漫长的申诉之路所取代。我们在《昌耀诗文总集》中看到，从1963年开始，他的诗歌写作像从饱和状态中突然泄了气似的，开始变得稀疏。

这样一直挨到1965年9月，在右派帽子终于被摘去之后，他迫不及待想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五叔，并且不顾五叔的拒绝，而执意去了北京。但此行的结果，前边已作了描述，至此，昌耀便彻底断绝了对于这个家一厢情愿的妄念。

但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有绝处逢生的思路。这是人的本能。

还记得1958年5月1日，昌耀从下若约村被湟源县公安局的吉普车带走的那个夜晚吗？而从那时直到现在的7年多时间，他当时的房东，下若约村的杨公保一家，竟再也不知道昌耀的下落。当年那个干净文静的南方少年，他此后到底去了哪里？又在这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遭难？唉！孽障啊。

“人是凭气息寻找朋友的”——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话。这话没错，并且，人还是凭气息达成心犀感应的。

如果说，在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家庭记挂着昌耀，这应该就是杨公保一家了。一个日月山下的藏族之家。而昌耀无疑也有着同样的心灵信息感应。

但他又为什么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中，没给杨公保一家任何信息呢？原因同样很简单：“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有一个因素，不愿因自己的身份，再让杨公保受到拖累。

但此时事情已彻底改观。从政治身份上来说，他已成了一个干净的国家公民。非但如此，他还是一个国家干部——正如当年与下若约村的那个村支书较劲时，他所强调的。

所以，当他的右派帽子被摘除之后，他急于告诉的另一个人，在他的想象中也能为此而高兴的，便是杨公保了。所以，在给五叔去了“报喜”的信之后，他也给杨公保去了一封信。

1965年11月，让昌耀沮丧的北京之行结束后，他没有径直返回祁连山，而是从西宁分岔去了湟源的杨公保家。他要看望一下这个家痛惜过自己的老奶奶，看望一下父兄般的杨公保，也要让他们一家看一看自己。

昌耀的到来使这个家感到惊喜，失踪7年多之后，使他们不时牵挂念叨的那个汉族小伙子看望他们来了。并且，他还是从北京来的——这一点，于此显示了一种无形的重要。这个藏族家庭成员仅能靠意识末梢触及的遥远而神秘的北京，却是这个小伙子家庭社会背景所关联的一个部分。更为直观地说，他能够去北京这件事的本身，不但洗清了他当年那个夜晚突然被吉普车带走时，留在他们心头的晦暗感，并且，也使此时的昌耀显得更为亮堂，乃至神奇不凡。

现在，昌耀特意看望他们来了。杨公保由此感到了一种男人之间的深沉情义，老奶奶的反应则是，哦哦，没事了，没事了就好。而此时的杨家，又先后添了两个女儿。子女们中除了兄长这个老大之外，接下来是一字儿排开的“五朵金花”。还记得杨家的二女儿尖尖和妹妹尕三吗？她们则是克制的惊喜。两个人此时都长大了，长大了的女孩儿，便有了少女知道掩饰的羞涩。

而昌耀，这一年已经29岁。

相聚的惊喜还未彻底消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凸现了出来：昌耀该找一个女人成家了。杨公保在29岁的年龄上时，已经儿女成群，而已经29岁的昌耀，却仍孤身一人。

当昌耀的人生推进到这一步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具有一种潜在的严峻性。它所涉及的，是昌耀对自己未来的估计和定位。亦即：他估计中自己下一步的人生道路将会是什么方向？是在不久的将来回到青海省文联的创作队伍中，还是以就业职工的身份在农场作漫长的期待？而这不同的方向，应该潜在地决定着他择偶的心态和标准。如果是前者，那么，他应做出将来回到城市之后再找对象的考虑；如果是后者，显然也就没有必要等待了。

然而，这个时代的宏观局势没有显示出任何让他期待的迹象，尽管套在他身上的垢衣一件一件地被除去，但他被文联收回的期待则一次又一次地落空。所以，关于自己的择偶，他看不出继续等待的理由。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如他这样一个迫切渴望着家，而又无家可归的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性结婚之后，他也就真的有了家了。而在祁连山流放营地，在他的生活范围所能触及到的地方，并没有这样一位女性。

于是，杨公保在自己的范围内为昌耀传出了信息，很快，就有人前来提亲，是日月乡政府所在地兔儿干村的一个女子。

接下来的程式就是，男女双方见面。让人想不到的是，事情竟发展得非常顺利：两个人彼此都没意见。于是，这个程式又向着下一步推进：下彩礼定亲。

关于彩礼，几十年后杨家的三姑娘杨尕三竟然还记得十分清楚：300元的礼金和几身衣服。

这是昌耀有生以来，第一次向着具有实质性的婚姻关系走近。但事情的进展似乎太快了些，快得有点草率。也快得让另外一个人，突然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个人就是杨家的二女儿尖尖。

其实，昌耀重新出现在下若约村的杨家之后，这个家庭中最高兴的就是尖尖了。那是一个心有慧根的乡村少女，对昌耀作为城市文明符号的一种亲近，更是对昌耀这个落难的诗人，其身上那种特殊的文弱忧郁气质的亲近。而这两点，都是她所生活的世界中根本见不到的。

短暂的陌生感和长大了的羞涩感过去之后，尖尖并不能恢复到1958年时，以昌耀保护人身份自居的拔尖任性状态。她心里开始放事了。而择偶成婚是昌耀此时的一件大事，她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帮忙。比如打听女方的信息，再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主意，提交给昌耀与家里的大人参考等等。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去，尖尖也有着对昌耀尽了一份心意的成就感。然而，当这门亲事就这样说定之后，一直表现良好的尖尖，情绪却有点反常，她开始用伶牙俐齿笑嘻嘻地向昌耀放毒：

王哥，媳妇说成了心里美吧？下次再回来就该搬到媳妇家里住了，嗨，还等下一次做啥，干脆现在搬过去算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陪你去。唉，算了算了，我算个做啥的，你的眼里还能有我？

昌耀一直略显拘谨地接受着这个小朋友的挖苦，心里挺舒服。听着听着，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心头不禁一怔。再等着尖尖的下文时，尖尖一转身走了。

尖尖给她的王哥昌耀，甩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背影。而从王哥猛然一怔的心思中看过去，这个西部乡间野生少女的身形，突然一下子凹凸有致地长开了。用尕三的话说，二姐不但自小长得漂亮，个头也大。而由一个黄毛丫头到一个茁壮的村姑，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

还是在写于1962年的那首《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有着这样几行谜语般的诗句：

当我坐在湖岸用杖节点触涟漪，

那时在我的期盼中会听到一位村姑问我

何以如此忧郁，而我定要向她提议：

可愿与我一同走到湖心为海神的马驹梳沐？

诗中的这个湖，就是青海湖，蒙古语又称“库库淖尔”，在下若约村以西直线距离约20来公里处。翻过日月山即是环湖的东岸草场。青海湖中有五座小岛，最著名的是其中的鸟岛，它作为铺天盖地的候鸟栖息地而举世闻名。湖中另有一个约一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岛，叫“海心山”，历史上曾以盛产“龙驹”而著名。相传在汉代，吐谷浑人将从波斯得到的良马，在冬天湖面封冻时赶入海心山放牧，到翌年春天，让海龙与良马交配生下龙驹，龙驹能日行千里，有追风逐日之神勇，又称“青海骢”。关于海龙怎么会与波斯马交配，我实在搞不明白，但此后青海境内遍布着龙驹的后代“河曲马”却是事实。

而关于这“龙驹”，昌耀在1957年底的《风景》这首诗中，也曾有过专门描写：

牧人说：我们驯冶的龙驹

已啸聚在西海的冰封，

在灼人的冷光中

正借千里明镜举足练步。

那么，昌耀1958年5月份前在下若约村近三个月的“劳动”期间，该曾有过前往青海湖边流连的雅兴。青海湖是其周边地区藏民族的圣湖，每年春季大湖解冻的开湖时节，都有盛大的祭拜仪式，这也应是下若约村人的节日。即使在平时，他们也时有骑马或赶着马车前往游玩的习惯。这样的情况下，或是昌耀一人独自前往，或是由尖尖自告奋勇担任向导一同前往，都是很寻常的事情。

而在1962年书写《良宵》的这同一时期，昌耀《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这个善解人意的村姑又是谁呢？最后一行诗句中的“可愿与我一同走到湖心为海神的马驹梳沐？”则又分明暗含着与村姑私订终身，从喧闹的人世共同投奔到那一“世外仙境”的这层意念。那么，这个让他寄予了如此心思的村姑，她究竟又是谁呢？

除了这个尖尖，你很难想象出第二个女性来。

但两人的年龄差距毕竟太悬殊了。因此，尖尖只能是昌耀意念中一个温情的秘密，而不能是他现实中所考虑的对象。

完成了这件定亲的大事后，昌耀该回去了。临走之前，他还与杨公保作了一个“造假”的约定：即来年某个适当的时候，由杨公保以家中有重要事情的名义给他写信，以便他拿着这封信在八宝农场请假“探亲”。

从《昌耀诗文总集》中可以看出，与1961年至1962年间那种大密度、高能量的诗歌写作相比，从1963年起直到1967年底，昌耀的诗歌在数量上不但为数寥寥，而且在艺术上也表现平平，基本上没写出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这期间，除了我在前边列举的《栈道抒情——拟“阿哥与阿妹”》这类花儿民歌体的诗作外，昌耀还曾写过这样一首不曾收入他任何诗集的《祁连雪》：

祁连雪，

烟笼雾月，

不见俄博古城——

半壁山阙。

战马烈，

披一身银屑。

纵辔驰去——

雪里翻白浪；

精神抖擞，

刀鞘里拔出——

三尺寒铁。

战士脚下，

都是路；

几架大山，

从头越。

此诗写于1964年12月，是一首类似于套用古典词牌性质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到对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那首词的脱变。我们由此当然还会感受到，昌耀在旧体诗词中的熏染及其功底。尤其是这其中的“纵辔驰去——/雪里翻白浪”、“刀鞘里拔出/三尺寒铁”，写得的确是矫捷飒利。但与1962年时诸如《峨日朵雪峰之侧》等诗相比，这只能是一种“时文”。这种写作表明，此时的昌耀正逐渐退出此前那独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系统，或者说，由于个人创造力的减弱，他已无法在那一系统中继续行进，从而“退入”时尚的公共诗歌语言系统。我想这个时期的昌耀内心是空泛的、散淡而混沌的，他已经和所处的生活趋向认同。或者说，他已经“疲”了，并且也“皮”了。如果说，当初的那种写作是浑身胀痛得不能不写，那么，此时的写作则是内心发虚得必须去写。如同写作业。否则将会“生了弦上手”。

毫无疑问，生存问题，人生的归属问题，此时成为昌耀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离开下若约村第二年的1966年，还没等到该回日月乡“探亲”的时节，杨公保来信了，信中传来了一个不太美好的消息：去年给昌耀说定的那门亲事，已经没戏了——对方提出了悔婚。而且已不可挽回。因此让昌耀赶回去商议。

即将到手的媳妇就这样突然飞了，昌耀在那么一个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沮丧。这种沮丧不仅仅是因为事情的本身——他与那个女子还谈不上任何情感。而是他由此再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人生的失败感，一种来自命运的戏弄。

昌耀又回到了杨公保的家里，这是一次怀着郁闷心事，而没有什么具体目的的行旅。他没有想过再为那门亲事作挽救的努力，权当一次回到家中的放松心情吧。

杨公保通报了事情的原委后，让昌耀不要为此而焦心，而杨家的女人们——杨公保的妻子，及其女儿们则共同发起了动议：让昌耀去女方家里讨回定亲的彩礼。按照青海民间的规矩，定亲下过彩礼之后，如果是男方提出悔婚，这个彩礼就等于缴了现今意义上的“违约金”；如果是女方提出悔婚，彩礼便应悉数退回。但这一次女方家中提出悔婚后，并没有按规矩主动退回彩礼，杨家人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交涉之后，女方的家中仍不理不睬。所以，她们建议由昌耀出面索要，因为昌耀是当事人。

300元的礼金和几身衣服，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笔小钱。昌耀此时的月工资是46元，而那些彩礼折合起来，起码等于他八个月的工资。

然而，昌耀已从杨家娘儿几个说话的口气中，感觉到了要回彩礼的难度，便兀自有了几分怯场。在那个悔婚女子的背后，他将遇到的，很可能是一群“滚刀肉”式的父母兄弟。所以，尽管杨家娘儿几个鼓动昌耀去索要，但她们的语气似乎也并不坚定。就在这时，一个平时并不起眼的小人儿，突然发狠般地原地一蹦：要，为什么不要，是他们理亏，咱们怕什么！走，我跟王哥去要。

大家忽地一愣，继而忍不住地笑了。这个小人儿，就是时年10周岁的杨尕三。

尕三金豆子般地这么原地一蹦，意味着家人再也不能把她当做一只遇事不过脑子的、欢实的小猫小狗来看待了。这个原先一直被二姐尖尖的光华和伶俐罩住了的小人儿，随着尖尖成为大姑娘后性格上的收敛，而在尖尖空出来的那个位置，以“刁蛮公主”的形象登场。

……走出村庄还没多远，昌耀就打起了退堂鼓，但尕三却凭着刚才让家人刮目相看的一股兴奋感，坚持非去不可。

半晌之后，两人神色怏怏地铩羽而归。让这么一个“双人组合”承担讨债的任务，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根本不可能是那早有准备的一家人的对手。几乎还没经过什么有质量的过招，就给打发了回来。昌耀虽然气恼，但却长舒了一口气：这门亲事幸亏没成，不然，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而那个女孩儿杨尕三，此时则委屈极了。

仔细想来，这个情节实在有些蹊跷，小姑娘杨尕三在这件事上何以如此不依不饶？莫非是她果真得到了冥冥之中的什么暗示，才一定要索回这份彩礼？而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份彩礼的确是应该属于她的。

在这件事情上，昌耀只能自认倒霉。他已经倒霉惯了。而在杨公保看来，自己的这个异族兄弟、这个踏实厚道的汉族青年和诗人，他的命实在是太苦了。苦得让人可怜。难道老天爷还能让一个人永远这样吗？对于昌耀现在的处境改变，杨公保无能为力，但自己难道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吗？

终于，他下定决心般地说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二女儿尖尖许给昌耀。

这个想法，他原先并非没有过，当时唯一的顾虑是两人之间的年龄问题——一个14岁的年龄差距。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是昌耀对尖尖怀着内心的秘密，而在理智上不敢作逾越之想的一个重大障碍。

但这个问题却因着数学比例原理中奇妙的时针拨动，而显示出喜剧性的“变数”：1958年，22岁的昌耀来到杨家时，此时的尖尖年仅8岁，昌耀的年龄几乎相当于尖尖的3倍，一个是已跻身于专职作家行列的青年诗人，另一个是满街撒欢的黄毛丫头。这无疑就是一个表叔和侄女之间的年龄比例。但1966年的此刻，30岁的昌耀和16岁的尖尖之间，年龄上的比例差距已缩小至不到2倍。30岁的昌耀仍然是一个青年，而16岁的尖尖按青海当地的习俗，已成为一个可以出嫁的大姑娘了。

昌耀是湖南人，“南人”体型的瘦小加上他的文弱气质，使之在感觉上仍未脱开一副青年学生的模样。而尖尖正好相反，西北广阔乡野中放开体量的生长，则已使她汁水丰沛、青春逼人。这种心理视觉上的对比，将两人的年龄差距消解到了最低值。

……听到杨公保的这个决定后，昌耀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继而觉得自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个本来与自己素昧平生的杨公保，他难道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而亲生父亲没法为自己想、更无法为自己做的，杨公保却为自己想了，做了。从某种意义上，他似乎还体会到了杨公保心中一种难言的委屈和沉重——那是实在不忍看着自己如此这般的倒霉，他才下决心这样做的。无论怎么说，年龄上14岁的差距，在一般农村人的感觉中，都不能算作正常的婚姻。

而尖尖在听到杨公保的决定后，则压抑着心中的惊喜，吭吭哧哧地不说话。待杨公保准备再向尖尖“阐释”这样做的道理时，尖尖终于说话了。她说：我听阿大 （ 父亲 ） 的，阿大说咋办我就咋办。

尖尖的回答乖巧极了。

接下来的事情，昌耀此后在《慈航》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黄昏来了，

宁静而柔和。

土伯特女儿墨黑的葡萄在星光下思索，

似乎向他表示

——我懂。

我献与。

我笃行……

那从上方凝视他的两汪清波

不再飞起迟疑的鸟翼。

——在这个村庄西头三四百米的地方，就是一大片由白杨、黑刺等乔木和灌木组合的草场丛林，诗中描述的情景，应该就发生在这个丛林秘境。但是，这段诗作中却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表述：那凝视他的两汪清波——亦即“眼睛”，不是来自两人对立或对坐形态中的“对面”，而是来自位置蹊跷的“上方”！真搞不清楚，这是否草地上男欢女爱的纵情翻滚中，一个定格于瞬间的位置？并且由黄昏直到“星光下”的夜晚。

美啊，——

黄昏里放射的银耳环，

人类良知的最古老的战利品！

诗中的“土伯特”是什么呢？它是藏族的别称。据昌耀后来告诉我，藏民族至今一直这样自称自己。而在我的感觉中，它与“吐蕃”一词的发音几乎相同，应该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而作为书面语，“土伯特”一词仅见于清代初期的文献中，是对于藏族、也包括西藏的称谓。它与唐代的“吐蕃”，虽然都是对同一事物的指称，但却包含着不同历史时区的信息。而由于汉语字面特殊的“意会”色彩，如果说，“吐蕃”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唐代的官方文书，那么“土伯特”一词则易于给人以土著、民间、草原部落的联想。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它既是藏民族保留至今的自我称谓，因此而更为准确，又在当下的汉字书面语词中，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这是昌耀诗歌语言标志性的特征之一。现今，当这个“土伯特”已成为西部诗人作品中的一个常见语词时，正是昌耀使这个语词在当代复活。

……

关于自己人生中的这件头等大事，昌耀特地写信告诉了他的大弟昌煜。这是此时仅能分享他喜悦的亲人了。而昌煜则在1966年11月16日给昌耀回信的末尾，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至于你的婚姻若女方同意，那是好事，就怕你幸 （ 辜 ） 负了人家的一份心意，别不多 （ 罗 ） 嗦。”最后，是这样一个陡峭的煞尾：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