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投向北京求助的信鸽

多少年了，

我把自己的忧心，疑虑，

镂刻在一封封

投给北京的信函。

好像身陷孤岛的水手，

盼水天之间，

会神奇般地飞来一只

我们希望的信鸽。

然而，周围只有

不尽的涛拍……

这是昌耀后来在《大山的囚徒》中，对那位囚徒的描述。我在前边已经说过，这位囚徒的原型是曾为新四军战士和州委宣传部长的张观生。而这一“孤岛上的水手盼望信鸽”的意象，更多的是昌耀自己的原型。

如果说，昌耀此前把自己囚徒处境的改变，完全寄托在“三年劳教”期满这一目标上，那么，在这个期限已满，湟源县法院又对他们的错误做出了司法改正，但他的处境却没有丝毫改变时，他还能等待什么呢？

是的，他只能自己来救自己。但在经历了上一次西宁之行的碰壁后，使他意识到这种“自救”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实现。于是，有这样三个人出现在昌耀的期待中：

其一是老画家方之南。方之南是青海本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棵大树，青海省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他1911年出生于青海，1931年考入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至结业。1950年任青海文联美术组组长。而他在美术上干过的两件大事，都与祁连有关。第一，是1962年受命为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青海厅绘制了巨幅国画《祁连新貌》；第二，是1980年再次为该厅绘制了《巍巍祁连》。而与昌耀有过三年“同事”关系的这位长者，对昌耀的才华和性格一直欣赏有加。因此，在昌耀落难之后，他曾利用下乡写生的机会，分别去湟源县和祁连山看望过昌耀。作为一个资深的艺术家和政治上并不含糊的人，他甚至对昌耀的“政治问题”不以为然。

所以，昌耀首先想到了向方之南求助。从1963年9月开始，他向方之南连续放出了求助的“信鸽”。

因为从这一年的9月份起，方之南连续在兰州和乌鲁木齐搞了两个月的画展，所以直到11月初回来后才见到了昌耀的信。在对昌耀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了综合考虑后，他于12月初给昌耀回了一封指点迷津的信。在这封信中他首先写道：得知“你周围的一些情况，使我也很难过，文联对你的问题一直没有管”，因为文联“党支部都是新人，你都不熟悉，我说了 （ 因为 ） 他们对你不了解，也没有引起重视”。继而在介绍了文联的新任最高领导，并让昌耀鼓起勇气，直接给这位领导人写信之后，又建议昌耀，“给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也写信去，请求他帮助搞清问题。据我所知，有些劳改释放和未放的人也直接写信给他，问题大部分都得到了解决，只要把事情写清楚，他是会管的”。接着，方先生特意强调：“你的问题并不是那样严重的。”

方之南在这里为昌耀设想了两条途径。首先，是给青海省文联和青海省委的第一把手同时写信申诉。之所以要给杨植霖写信，方之南自有另外一番考虑，因为杨植霖本人并不仅仅是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他还是一位在1960年代初就出版过诗集的诗人，并且，他1961年出版的《王若飞在狱中》那部书，甚至陪伴过一代人的成长。那么，这样一位文人高官，应该更容易理解昌耀一些，更容易对昌耀产生恻隐之心？

接下来，方先生还为昌耀设想了第二条途径，这就是向北京的五叔王其榘求助。由于方先生几天之后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美协工作会议，所以，他决定就这件事情亲自向王其榘面谈。“我可以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交换一下意见。我想他也可以设法帮助你解决这个环境吧。”

在方之南这位老艺术家的心目中，供职于中国科学院的王其榘，自然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如果他再能出面给青海省文联乃至杨植霖书记写信，形成多管齐下的力度，解决问题的把握则更大。方先生为昌耀这位晚生的思虑可谓周全。

而就在9月份给方之南发出求助信的稍后，昌耀也给五叔王其榘写过一封汇报自己生活状况的信。此时经方之南这封信一提示，又再次唤起了他对自己这位五叔的热望。接着便鼓起勇气，又向五叔放出了求助的信鸽。正如前边诗歌中的描述，这是一封典型的“身陷孤岛的水手”，“投给北京的信函”。于是，五叔成了昌耀的第二个求助目标。此时，距这对叔侄自1957年底中断了通信之后，已达6年之久。

第三位出现在昌耀求助目标中的人，是昌耀昔日的同事闫瑶莲。她在1963年8月前的一段时期内，曾担任青海省文联的代理党支部书记，随后把工作交给正式继任者，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也是方之南这封信中提供给昌耀的信息。

方之南12月12日去北京开会，那个时代的这类会议似乎特别长，直到1964年1月9日，会议才接近末尾，方之南也才得以腾出时间，电话约请王其榘到自己所住的旅馆见面。王其榘是傍晚七点到的，七点半，闫瑶莲从人民大学也赶了过来。想来，这应该是方先生的特意安排。因为其一，闫瑶莲对昌耀的情况最为熟悉；其二，她的身份还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组织色彩。这样，他与闫瑶莲两个人向王其榘谈昌耀的情况，信息更为全面，在感觉上似乎也更有分量，因而也更有利于促成王其榘出面帮助昌耀的决心。

于是，在1964年初的北京的这个傍晚，就有了这样三位文化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围绕着昌耀问题的一番谈话。

关于这次谈话，王其榘在第二天写给昌耀的信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昨天下午七时到九时，我应方之南先生的约，在旅馆里会见了他。这就是你来信中所称的老画家，对吗？

他为人很热情的，对你是很关切的。他很看重你的小聪明。他觉得你犯的错误并不那么严重，希望家庭对你不要误解，他说他到过湟源祁连，了解你的情况。

七点半钟，青海省文联前任党支部书记一位女同志也来看望方先生，她也谈了一些你的情况，觉得你已有些认识。这样，我对你的了解，就比较全面一些，对当时的情况 （ 即1957年昌耀被打右派时的情况——燎原注 ） 也就知道得多一些，而这些，你信中一次也没提到。

他们都觉得你有“才华”，希望你能提高认识，早些提高。共同的看法，是希望你要安心在祁连，争取那里组织的帮助，汇报自己的思想，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放松理论、文学的学习。你也可以向文联党组织作些思想检查，让他们给予一些帮助，但是，不是什么甄别。

对于方先生我只见 （ 过 ） 一面，我感谢他那么关切 （ 你 ），我也告诉你我的一点感想。我觉得他对你是关心的，但他并不真正了解你。这也难怪，因为方先生也是旧社会出生的，他对你犯错误的严重性，并不看重，而对你的才能却很欣赏，这样，他对你的帮助，就鼓励多于批评，同情多于分清是非。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你在各方面的声讨中，觉得这里面有温暖，觉得是“知己”……

依我想，也许那位女同志，你可以多争取她的帮助，这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觉得她看问题还是全面一些，对你的帮助大一些。

关于这次谈话，闫瑶莲在这一年7月24日给昌耀的信中，也记忆新：“上次老方同志来京时，在他的住处，会见了您的叔父，从谈话中看出他对你要求很严，我对他印象很好，以后有暇时定当登门拜访。”

闫瑶莲的信是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封足可让心情低迷颓丧中的昌耀感到温暖获得振奋的信。她在这封信中写道：“您信中说同志们忘了你，不，据我所知，很多同志很怀念您，常常谈起您。”

在这封信中，闫瑶莲还专门就昌耀寄给自己的一首诗作，谈到了她自己之于文学的情感：“《 宝茹大姐》拜读了，写得情深意挚。从诗里看出您对过去朝夕相处的战友的深深怀念，看出您对革命大家庭的热爱，这是可贵的，文字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总之，是首不错的抒情小诗。

“您这种时刻不忘诗笔的韧劲，我深深敬佩，也应该向您很好的学习……昌耀，我爱文学，还是孩提时代，在我出生的小院里，看到故乡天空的一朵流云，一颗亮星，还有自己家门前的那棵紫丁香在初春的夜晚发出轻微的幽香时，我就在心底里埋下了热爱文学的种子。后来参加了革命……而作为文艺战线的一个小兵……我非常惭愧，我空空地站在这个岗位上，可是没有什么贡献啊！当然感叹是徒劳的，应该急起直追。以后在这方面，希望您能帮助和指教，我一直觉得您的文学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应该很好的向您学习。”

而对于昌耀就自己问题进行甄别的要求，这封信中这样写道：“关于您的要求和想法，我可以向文联领导再转达一次，信上不好谈，今年暑假我到西宁，届时向组织面谈吧！”虽然寥寥数语，并且比较含蓄，但这却对昌耀意味着一种重要承诺。以闫瑶莲此时的身份，她“向组织的面谈”应该是有分量的。

这的确是一封能让人产生温暖的信。闫瑶莲：1949年毕业于北京的华北大学，1953年到了青海省文联。先后任《青海湖》杂志的编辑、副主编、主编，以及青海省文联党组成员，直到退休后还曾兼任该杂志的顾问。1980年代初，我也曾与她有过多次接触，当时的感觉中，她是一位宽厚慈和的老太太，至今仍一直保持着这个印象。闫瑶莲不是方之南和昌耀那种类型上具有光芒的艺术家，而作为一个在文学与政治运动之间能把握自己安全尺度的人，并时而被赋以领导职责的人，她却对自己未能在文学上有大的作为始终怅然若失。这似乎正是那种人生难以两全的局限，那种造化之手的平衡作用。到了90年代已经退休之后，闫瑶莲仍不时动笔写作，并相继整理出版了两部以“文坛忆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集。

所以，在1964年的此时，她对于昌耀文学才华的欣赏乃至倾慕无疑是发自肺腑的；而以她此时在文联能为昌耀的问题说得上话的身份，这封信中的信息和承诺，对于陷入“孤岛”的昌耀来说，应该真的就形同于盼来了“希望的信鸽”。

而五叔王其榘的信，带给昌耀的感觉想来应是极其复杂的。你很难断定这是对于昌耀一贯的严厉要求——要求愈严，爱之愈深呢，还是一种满怀批评热忱的冷漠？即他只对批评错误，表达自己正确的立场姿态感兴趣，而对解决昌耀的问题没有兴趣？

五叔把方之南对昌耀才华的看重，表述为是对昌耀“小聪明”的看重；五叔指教昌耀根本不要考虑对自己问题的甄别，而是向祁连八宝农场的组织“汇报思想”，向青海省文联的组织“作些检查”。在五叔的眼里，昌耀永远是一个需要作检查的人。他更认为，方之南“并不真正了解”昌耀。那么，到底是谁更了解昌耀呢？1957年昌耀的落难，证明了五叔的嗅觉的确敏锐，但历史并没有让他永远掌控这一自信。随着197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恢复，昌耀以他在中国诗坛大荒振袂般的复出和崛起，回应了方之南对自己的欣赏和期待，并最终证实了一位老艺术家不凡的眼力。

然而，1964年初从北京回到西宁的方之南，并没有给昌耀传递去任何他盼望的信息，进而对昌耀彻底地置之不理。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时间相隔14年之后的1978年，“文革”结束，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复查平反，昌耀为了自己问题的彻底解决再次求助于方之南时，方先生又向昌耀伸出了援手，并在给予昌耀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这位老画家在信中写道：“我对你始终是同情的，1963年 （ 应为1964年初——燎原注 ） 在北京受你之托向你五叔恳谈了你的情况之后，我并没有对他说过对党不满或替你翻案之话，因为，我是文联的一般干部，又是群众，哪有权力替你翻案。你五叔竟不顾事实，加油添醋，向宣传部写了一封所谓‘揭发’材料，宣传部把材料转到省文联副主席戴锐军同志手里，戴是个好人，他问明了情况后，只好叫我给宣传部写了检查，我如实地写了，但后来终于把这封材料装入我的档案，作为罪证之一，罪名是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要求翻案等，迄今还留在档案里，未被销毁，据说要请示省委才能焚毁。现在我认为你五叔是个…… （ 此处由燎原特意略去——燎原注 ） 我谈到这些，非常气愤！我是个从来不会弄虚作假阿谀奉承，奴颜婢膝之人，所以我对他的看法是如此，可能会伤害你们叔侄之感情吧？”

方之南尽管这么大的火气，但信的结尾还没忘了对昌耀用这样的语气说这样的话：“话很多，仅止于此，望你以后要改改以前的脾气，是权宜之计，可以么？”这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昌耀有自己的脾气就有什么不好，但为了自己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应该“权宜之计”地改变一下。尽管这样的建议完全是为了昌耀，他竟然还用了“可以么？”这种商量性的口气。这应该就是同为艺术家的那一类人，对彼此身上艺术才华的尊重。他们或许都清楚：这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众中，不同标准中的人有不同的成就，但那种带着某种性格缺陷而身怀大艺术才具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是至理名言。有着家族血缘关系的五叔王其榘和侄子王昌耀也的确不是一类人，所以，叔侄间的关系，远不如异姓的同道之间那么心犀相通，珍重有加。

上诉之路不但艰辛曲折，波诡云谲，并且还使自己所敬重的一位老艺术家受到牵连 （ 此时的昌耀对此并不知情 ），但昌耀这一次坚定地拒绝了五叔的教诲，他要为讨回自己的清白竭力而为。

终于，在1965年9月15日，将昌耀压在祁连山下的这顶右派的“荆冠”被摘除了去。这个时间，距他戴上这顶荆冠整整8年，离闫瑶莲给他那封信中“向组织面谈”的承诺，相距一年。

当摘去右派荆冠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之时，身居祁连山拉洞台流放营地的昌耀，能不百感交集？那一瞬间，应该有无数个念头倏然涌起，但稍微冷静下来之后，他觉得自己最急于要做的事情，一共有两件。首先一件，就是将这一喜讯告诉五叔，在让亲人分享这一喜悦的同时，他还在潜意识中要对五叔做出这样的表示：我是清白的。既而，他又在给五叔的信中提出，要去一趟北京。

五叔在10月11日很快地写了回信：“知道你摘掉了自己戴上的右派帽子，这是可喜的事，也为你高兴。”但除了这种“高兴”外，马上话题一转，又开始了对昌耀的批评以及对于其思想根源的分析和追问。终而明确地表示：“北京，是好地方，希望你自己创造条件来北京看看。目前，是搞好自己 （ ， ） 当务之急，更 （ 应 ） 加强自己的改造，目前，你来并不合适，也不宜作此计划。”

但昌耀并没有理会五叔的拒绝，他还是去了，时间是在这一年的11月初。

根据昌耀的性格和行为逻辑，在面对这一材料事实时，我曾对他固执的此行迷惑不解，有什么必要自讨没趣？

但这个问题在我对刘启增的采访中得到了解答。刘启增回忆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回北京探亲，曾受昌耀之托，看望了昌耀的二妹王瑞珍，王瑞珍性格本来就懦弱，见到大哥的熟人后，一时竟忍不住地哭哭啼啼。回到祁连，刘启增便力劝昌耀去北京看一看。此后的一些信件还表明，在参加了工作并成家生子后，王瑞珍的日子一直过得比较凄苦。1979年，昌耀平反后获得了700元的返城安家费，他在一家5口就靠着这笔钱在西宁安身立命时，却硬是从中挤出了100元，分送给4个弟妹，分给王瑞珍的最多，一共40元。王瑞珍收到了大哥这笔“血汗钱”后，再一次难过地流下了泪。

那么，昌耀这次非去北京不可的原因，除了心理上在五叔这位长辈那里必须获得一个“家”的感觉外，应当更有看望自己这位妹妹的因素。长兄如父，但他的这个兄长没能当好，他要尽可能地弥补。

能够体现昌耀微妙而自尊心理的，是他这样的做法：到了北京后，他先为自己找了一个旅社安顿下来之后，才去了五叔的家。此时昌耀的几个弟妹都已工作，住在各自的单位。五叔的家应比以前宽敞得多，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位不速之客，应该有起码的自量。

11年不曾相见，但由于信件中思想形态上更深刻的往来，叔侄两人彼此都不觉得陌生。非但不陌生，简直就像又拾起了昨天还没谈完的话题，从昌耀进门不久，五叔就又开始了他对错误绝不姑息的严厉：据我所知，当年打成右派的许多人早都摘了帽子，为什么你到今天才摘？估计你是顽固中的顽固——五叔又重复起了他在上封信中对昌耀的追问。诸如此类的批评，直到坐在饭桌前，五叔仍是滔滔不绝。昌耀开始还解释了几句，此后就不再吭气。等五叔去了一趟厨房再回来时，饭桌上只留下了拍在那里的一双筷子。人，已不辞而别。

这个情节，几乎完全重复了1954年暑假昌耀去五叔的家，和五叔的儿子念青发生争执后，那扬长而去的一幕。

历史果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那一次，五叔为之伤心；而这一次，五叔却无动于衷。

先是大弟王昌煜赶回家里，得知大哥走了后，“我先到前门旅店介绍所去查问，介绍所说他们那里不登记，我又沿着前门大街找了好几家旅店，都不曾找到你”——昌煜在随后给昌耀的信中这样写道。

那时，昌耀已退了旅店，来到北京火车站后，专门给王瑞珍打了电话，兄妹终于在车站见了一面后，昌耀冷静地离开了北京。

他与五叔的通信，至此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