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落魄青海的精英者群

昌耀在祁连山流放营地加速诗歌写作进而折腾素描，是从1961年底开始的。这时他已从八宝农场最西端的夏塘台队，转到了位于农场场部附近一片台地之上的拉洞台一队。此时，原先同各类社会收容人员混编在各个基层单元的右派们，全部被抽离出来，集中到了这片台地之上的拉洞台一队和二队。

干什么呢？

好消息就在这时传来：今冬明春将分批解决右派们的问题。所谓的解决，就是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工作。

这一时期对昌耀来说，有两件关乎他政治生命的大事。其一，到1961年4月29日，他被湟源县法院判处的那个“管制三年”的期限已经到期，昌耀的“管制劳教”身份应随之解除。其二，1962年上半年，湟源县法院对它们前边的这个判决进行了复审之后，认为“原判不当，故予撤销”。这就是说，原先的那个判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扯淡判决。而昌耀的“管制劳教”身份，也就自然应化为乌有。

一个不负责任的判决在四年之后被“负责任”地撤销了，现在，该青海省文联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将昌耀收回了。然而，正像青海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在1979年给昌耀的平反材料《关于王昌耀问题的复查意见》中的结论：“1962年湟源县撤销错误判决后，原省文联未及时收回该同志安排工作也是不当的。”

但在查阅昌耀的这些相关材料时，我却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就在昌耀“管制三年，送去劳教”的期限已经到期，且湟源县法院又撤销了他们的错误判决后，青海省文联竟然似乎对此毫不知情，竟然一直把昌耀当成一个“劳教分子”。以至直到1979年，全国所有右派的遗留问题都在彻底解决时，当时的“青海省革委会劳动教育工作委员会”，才收到省文联上报的“关于撤销王昌耀劳动教养的报告”，并做出“同意”的批复。

事情居然如此荒唐！但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们无法得知。

而原先的文联领导程秀山，此时已没有权力为此事负责任了。他已在1959年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给挑下马去，在西宁郊区的一个农场，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身份看守大门。

而此时的昌耀，对此并不知情。他在满怀期待中，自以为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并且又迎来了农场宣布的好消息。而这个消息的确是真的。先是一批原县团级级别的右派被收回了；继而，是一批行政19级级别的人员被收回。依照这种按行政级别从高到低的政策落实态势，下一步，就该轮到昌耀们这些一般干部了。昌耀眼巴巴地等着下一步，然而，下一步却没有了。

此时的昌耀即便不致绝望，他的心里也会清楚，一年半载内是绝对不会看到希望了。然而他却简单地认为，致他于此时此地而不得翻身的，仅只有右派这顶帽子了。因此，他不能不为掀掉这顶帽子而进行“绝地反击”。也就是从1962年下半年起，昌耀开始了持续的申诉。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昌耀写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甄别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将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反右运动前后的细枝末节，以及运动中给他罗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真假虚实，来龙去脉，逐一做出了说明。既而，为了证明《林中试笛》的清白，他还援引了自己的其他诗歌和相关的文艺理论，来说明自己在高原风土、自然情趣上的诗歌旨趣，以及这两首诗与这种旨趣的一致性。在这篇材料中，他专门提到了以民谣风格著称于世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进而以洛尔迦作为自己创作的佐证。这是我所见到的昌耀唯一一篇从风格、意象等微观分析的角度谈诗的文字，它的精到和严谨，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光华灼灼。

这样的一份材料，昌耀当然特别珍重，而通过邮局邮递又是否可靠呢？他没有这个信心。于是便决定亲自交到文联领导手中。

这个时候的昌耀已经有了请假外出的权利，但此行的目的是申诉翻案，不知怎么的他自先就有了几分心虚，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这位深沉的诗人又一次采取了可笑的行动。

接下来的情景，几乎就等同于诡秘地出逃。

那天下午，等大家都出工走了之后，他悄悄地离开宿舍，从拉洞台台地下到八宝河河谷。接着，他没敢径直上公路，而是贴着河谷坡根的草滩树林择路躜行，傍晚时分进入了当地的乡村中学。这里，有一位他熟悉的四川籍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是两年前来到这里任教。在这位青年教师的宿舍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在公路旁等到客车后，他又在脸上特意捂了一个大口罩，然后坐车前往西宁。

此后的事实表明，这完全是类似于足球场上那种多余的“技术动作”，因为后边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追兵”。

接下来的情景，昌耀用《夜谭》这首诗进行了讲述：

子夜。

郊原灯火像是叛离花枝的彩蝶，

随我搭乘的长途车一路奔逐，

直伴我进入睡眠迷蒙的市区，

谁也不再认识我。

那些高大的建筑体内流荡光明，

使我依稀恢复了几分现代意识。

但他们多半是我去后的新客，

而诧异我紫赯的面孔透出草原雷雨气息。

今夜，我唱一支非听觉所能感知的谣曲，

只唱给你——囚禁在时装橱窗的木制女郎……

1962.9.23.夜12时

记于西宁南大街旅邸

这情景，的确就像一个遥远的神话：发生在古代阿拉伯那一天方之国的“天方夜谭”。城市夜色中神秘的繁华和一个盯着商厦橱窗中“木制女郎”发呆的流浪汉，这是一个如何诡异的场景？此夜此夕，这两位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却因着共同的“囚禁”属性，而在流浪汉的心中产生了“天涯故人”的温热。是的，在他曾经生活了三年的这个城市，此夜此夕，“谁也不再认识我”。

青海省文联的领导们也不认识他，这个机构的领导层已于1959年以来相继大换班。并且，此时偏偏都因各种事务而出差在外 （ 这或许是湟源县法院对昌耀撤销判决的文书被忽略的原因之一 ）。

他只有向办公室的人员递交上自己的《甄别材料》，然后怏怏离开。他没有获得向新任领导们当面陈述的机会。一次带有“武工队”色彩的行动，就这样以失望的结局而告终。

然而，此番的西宁之行也并非一无所获。他起码获得了诸多新的信息。

在时间运行到1962年秋季的青海文化艺术界，已经足以称得上“江山一改旧时颜”。从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各地，自1957年起的反右运动中就相继发配下来的各路精英积攒到此时，已完全可以让青海以文化人才大省而自雄。这些人物大致如下：

彭柏山：原新四军将军，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供职于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不久后调离。

徐炜：笔名范泉，1930年代上海著名的编辑家，当时与茅盾等人过从甚密，主编有《文艺春秋》等刊物。供职于青海湟中县文化馆。

徐炜先生1980年代初出任青海师院的硕士生导师，此间应我们的写作课任老师之邀，为中文系77级上过几堂写作课。因为我曾对写作课老师给我的作文评价不服，徐先生又受该老师之邀，为我的另一篇作文写了整整一页纸的评语。这份评语澹定客观，他依旧没有表扬我，却为我的年轻气盛泄了火。毕业后，我曾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他的一篇专访，看过之后他让自己的研究生传过话来：还不错。

罗洛：“七月”诗人，“胡风集团”分子，40年代曾为来华的聂鲁达做过翻译。供职于青海一生物研究所作资料翻译。后任上海市作协主席。

朱乃正：油画家、书法家。先后供职于青海省文联、省摄影美术展览办公室。后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油画艺委会主任。

王复羊：漫画家，先后供职于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画报》社等。后任北京市美协主席，全国漫画艺委会主任。

田地：诗人，儿童文学作家。1940年代参与过上海《诗创造》的编辑工作，1950年代初曾任上海《儿童时代》代社长。在青海一牧业县任小学教师。

黎焕颐：诗人。在青海海西州查查香卡农场“劳改”。

孟犁野：原任北影厂编剧，供职于青海省歌舞团。后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

赵亦吾：作家，供职于青海省文联。后任中国曲艺家协会《曲艺》杂志主编。

白榕：诗人，原任《人民文学》编辑，供职于青海省文联。稍后调入安徽省文联。

王浩：诗人、作家、剧作家，供职于青海省文化局。后任北京电视台副台长。

李元洛：诗歌评论家，供职于西宁一中任教师。后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余易木：西宁一小型机械厂技术员。1980年代初以《初恋的回声》和《春雪》两部中短篇驰名中国文坛，通数门外语，于西方文学学养宏富精深，翻译过《帕尔玛修道院》。后被《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视为“奇才”。

陈登颐：翻译家，原任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供职于柴达木盆地大柴旦中学。通数门外语，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翻译出版西方音乐理论和文学作品20多种。其中150万字的《世界小说一百篇》（ 1983年前后出版 ） 因译笔传神而享誉学界。

瞿弦和：供职于青海省话剧团。后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朗诵艺术家。

张亮：供职于青海省话剧团。曾于电影《林家铺子》中出演寿生。

赵尔康：供职于青海省话剧团。后主演过《归心似箭》等电影多部。

李丁：供职于青海省话剧团。后返回北京，中国演艺界的常青树，直至2006年，仍在央视荧屏上手提“新盖中盖高钙片”作明星广告。

赵梓雄：供职于青海省话团。1970年代末因新编大型话剧《生活在召唤》而名噪一时。

程祥徽：供职于青海民族学院。后任澳门大学中文学院院长。

胡安良：语言学家王力的研究生，供职于青海民族学院。

林锡纯：北师大毕业生，曾受教于书法家启功。先后在与祁连县相邻的门源县中学和西宁一中教书，后任西宁晚报社总编辑，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

这批人物，是青海有史以来纳入的文化量级最高的一群，也是青海文化史上一个空前的豪华阵容。这个群体此后在青海的文化艺术中所形成的“生产母机”效应，使他们足以有理由接受历史的敬意。

而此刻，他们都是落魄者。

也就是在这次毫无收获的西宁之行中，即将到来的结尾却有一了抹亮色：昌耀被旧日的同事，介绍给了在他离去之后来到青海的画家朱乃正。朱乃正戴着右派的帽子被从北京发配到了青海省文联，身为右派的昌耀因为多了一个“三年劳教”，而被发配到了祁连山。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艺术素养，使他们更容易心犀相通，更易于产生一种天涯遇故人的心理认同。但那又能怎样呢？也就是在这次临别之际，朱乃正拿出了自己积攒的5斤全国粮票，送给了日子比自己更为潦倒的昌耀。然后，共同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临。

而这5斤全国通用粮票，却让昌耀至死不忘。直至去世前躺在病榻上，还忍不住地旧事重提。那么，此时的这5斤全国通用粮票，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数据以供参照：

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19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所有用品：粮食制品、油、肉、蛋、红糖、布匹衣物、甚至燃煤，都要凭票证供应。假如你要在饭馆吃饭，哪怕仅仅是购买馒头，如果没有粮票，钱就不能产生作用。反过来说，只有钱与粮票配套使用，方可购得食品。而粮票，是按照社会成员工作劳动的强度类型，在最低的需求标准上严格核定后，配发给每个人的。比如一个机械工人每月的粮食定额是31斤，教师和一般干部则为27斤——那么，他每月就只能有27斤粮票。由于当时油、肉、蛋之类的副食配给微乎其微，人们的肚皮内根本没有油水，所以这27斤的粮食也仅够个人充饥，很难有剩余的粮票。反倒是以工资形式领到的钱，在每个人手中多少都会有一些节余。这是指中国各省区的地方粮票。你如果要离开本省去外地，这个本省的粮票就无法流通，你就必须通过单位介绍信和出差探亲证明之类，将它换成全国通用粮票。而对于普通平民来说，这中间的关节和麻烦，则常常使人头晕。

所以，这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几乎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多余出来的口粮。现在，一个未来的大画家，把它送给了一个未来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