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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评传
1.9.3 3. “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3. “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1959年春季,当上述的一切农活干罢,麦子播种出苗以后,农业队迎来了无须再流大汗的时节,剩下来的工作该是田间锄草。而锄草则用不着这么多的劳动力,于是,一部分人被分解去修水渠,另一部分人则被调遣到牛心山后约30公里的铅锌矿。昌耀再次成为一个具有工人阶级色彩的劳动者,来到了这一山沟“收获铜石”。

刘启增先一步来到这里,他干的是技术活,但却是危险的技术活——在采矿场中打眼放炮。王昌耀干的是力气活,可以说是要命的力气活——搬运矿石。这是先后衔接的两道工序,当刘启增们抡着大锤、掌着钢钎、震得掌上虎口开裂,打下一个又一个炮眼继而装上炸药、统一点燃引信后,接下来就是迅速向山顶上转移。有时候,人还没能完全转移到安全地带,身后的炸药群就沉闷地炸响,碎石犹如呼啸的弹片追踪而至,落满一地。但更为危险的,则是凿石打眼时,迸起的碎石常常会朝着脸部反溅过去,一不小心就会被打得皮开肉绽。爆破手的任务完成了,刘启增们站在山岗上俯瞰。接下来,就该王昌耀们这些工兵出来清场了。所谓的清场,就是从炸出来的石头中选出矿石。然后,就是与斯巴达克斯那种古罗马采石场上一样的场景,用背来背或用筐来抬,将地球上这比重最大、最沉的铅矿石,搬运到远处的一个中转地。

提起八磅大锤,

我登上采石场,

一鼓气,恨不能砸开

千山的阻隔,

填平人为的深壑,

打通一条

通向太阳的路。

我倒下了。

石棱穿破了眉骨,

血浆从眼眶里迸出。

昏迷了三天三夜。

——昌耀在《大山的囚徒》中的这段描述,其意象原型即来自于此。

1959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那场让无数人死去活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采矿者每月的粮食定量由最初的45斤,而38斤,而27斤,而17斤。但即便是这“击穿底部”的17斤,也还不能如数吃进他们的嘴里,还要被食堂里的大师傅们克扣。于是,祁连山流放营地就有了“上有天堂,下有伙房”这类风雅颂的创作。

关于那一“三年自然灾害”,给祁连河谷的这些劳动者们,留下了太多恐怖的记忆。尤其是在1959年春季到1961年夏季这一区间。刘启增和王昌耀们的口袋里不是有钱吗?但这用纸印成的钱——它在真实的粮食面前,大致上就是一张纸。按照当时祁连县城主要由这些囚徒们参与交易的黑市行情,一块瑞士产的罗马手表所能够换得的,是三茶缸700CC水容积的青稞。并且黑市上捣腾来的食品,只能“黑”着吃,若让管教干部发现了就会被没收,并且还要挨整。

他们拥有的个人资产当然经不起这样的置换,继而尝试过多种野生植物食用的可能性。误食野生毒蘑菇而致脑神经紊乱的,误食草滩上的狼毒草而致死的,便永远成了祁连山河谷的饿死鬼。

而比较安全的食品,则是来自牛粪和马粪中残留的麦粒、麦鱼子。它们被从粪草中剥离出来后,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烘干粉碎,团成菜团子食用。

据描述,当时的这些囚徒们走路都低着头,原因之一首先是饿得抬不起头来,更重要的,则是希望能在地上捡到食物。用汤正大的话说:“看见一坨牛粪,便幻想着能是花卷。”

曾在拉洞台二队以囚徒身份当大夫的汤正大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星期天,劳教队改善生活,吃灰条菜包成的大包子,每人四个。这是大家最幸福的一天。而对于一位四川籍的伙计来说,这一天尤其幸福,因为这天清早,他还从县城的邮局取回了老家寄来的一斤点心。一口一口地吃完四个大包子后,他的胃是饱了,但饥饿感还未消除,结果就情不自禁地还想尝尝自己的点心,一个尝完之后,便刹不住车地又尝第二个、第三个……一斤点心很快就被他全部“尝”完了。再接着,又美美地喝了一大茶缸水。这一刻,想来他应该有一种帝王的感觉。然而,已经极度虚弱的胃,根本无福消受这突如其来的豪华大餐。片刻之后,他终于感到了腹胀,接着便乐极生悲,随着一个饱嗝的反弹,一股粗浊的流汁犹如高压水枪,从其喉管中抛物线般地哗然喷出;稍微停顿了一下,继而再喷。直到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全部地喷出来。此人立时悲从中来,一边用川语号丧般恸呼:我的点心、我的点心!一边找来一根树枝在呕吐物中扒拉,片刻之后又转悲为喜:还好、还好,都是灰条菜、灰条菜——他是用精神胜利法,把点心这个概念保留在了自己的胃中。

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人就那么倒下去了。而终于挺过来了的人们,无一没有去过场部医院。但那些医疗诊断书上,又大都填写着这样一种病症——“营养障碍症”。这一创造性的诊疗术语,实在是文明极了。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饿疯了的人们,曾捕猎过狗熊或梅花鹿之类的野生动物。然而,他们却的确在草原上套过旱獭。旱獭是草原上鼠疫的主要携带者。汤正大说,没有携带鼠疫的旱獭可以吃。但他们又怎么能判断得出,哪一只旱獭没携带鼠疫?

此外,还有一个食物渠道,这就是挖掘地垄隐蔽处的老鼠洞。那其中偶尔会有聪明的鼠类囤积的粮仓。但这必须靠运气,绝不是所有的鼠窟都会有豪华的窝藏。

再下来,他们竟然还捕食过被称为“四脚蛇”的荒原蜥蜴。

昌耀后来曾在长诗《慈航》中写有这样的诗句:

在那不朽的荒原——

不朽的

那在疏松的土丘之后竖起前肢

独对寂寞吹奏东风的旱獭

是他昨天的影子?

……

那在闷热的刺棵丛里伸长脖颈

手持石器追食着蜥蜴的万物之灵

是他昨天的影子?

关于这些诗句,如果不是刘启增和汤正大这两位当事人的讲述,我只认为它是为了一种特殊氛围的营造,而根本无法想象会确有其事。

体内的肠子几乎缩成一条线绳——而“命悬一线”了,搬运上百斤的大矿石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步态?踉踉跄跄、趔趔趄趄、跌跌绊绊——这些随着基本生存条件指数的失去而死去了一次的人们,现在又在低等级生命的生存形态上,开始“蹒跚学步”了。

所谓一位诗人的生命意识、生命感等等,其极致性的形而下的体验,便是在这种“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获得的。

从1959年3月的《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到1961年之前,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昌耀这位在极恶劣的生存压力下,都能遁入另外的精神管道中进行创作的诗歌狂人,他的诗歌账本上则颗粒无收!

到了1959年夏季,铅锌冶炼厂炼出的铅砣砣、锌块块,离八宝农场的工业预期目标距离实在太远,不久便歇菜了。

昌耀们先期撤出,撤离的人群从午饭后背着行李碗盆上路,继而如一群深山野人般的,翻过一道道山沟,穿过一片片树林,在薄暮时分歪歪斜斜地抵达冶炼厂厂部,待大家吃完饭在厂部的临时工棚中准备睡觉时,才有人突然觉出,怎么一直没看见昌耀?

那时,随着这群人走过山坡遮天蔽日的密林时,昌耀在心中突然对自己说:“我不走了。”随后,就在林地边缘密实的草甸植被上,扔下自己的行李,继而如同一个流浪汉般地头枕着行李卷躺了下来。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清晨林中的鸟禽把他啼醒,直到祁连河谷已日上三竿,他才蔫不拉叽地出现在冶炼厂的厂部。

《 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这样的诗句,似乎正是来自此情此景:

是的,在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当我走出森林头枕手杖在草地睡去,

银杉弯向我年轻的脸庞,讨好地

向我证实我的山河诚然可爱。

而当在薄暮中穿越荒芜的滩头,

一只白头翁仲立起在坟场泥淖,

让我重新考虑他所护卫的永恒真理,

我感觉他开裂的指爪已迫近我单薄的马甲……

当大家得知昌耀昨晚在山林中睡了一宿,都禁不住有些惊讶,惊讶之后又是好奇:你昨晚在山中遇着什么了?昌耀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得不到答案,大家也就懒得再探个究竟。但刘启增的好奇心似乎要重一些,于是就猜测。按他的猜想就是:老先生 ( 指昌耀 ) 要不是饿得走不动了,就是诗人的怪脾气又上来了,要体验一下山中露宿的感受。

对吗?那么,昌耀那天晚上又看到了什么呢?

没人能够知道。